泰山文化举要:岩岩泰山石刻草书的代表作

由于岩岩泰山的神圣地位，众多石刻中草书不多见，而现存岱庙的清代书家何人麟《杜甫秋兴八首》及《望岳》诗草刻，可视为代表作。这通草碑被泰安著名书家沈维进誉为“深得怀素意趣，在泰山石刻中堪称风格别致的佳作”^[19]。

言及草书，不能不先说章草。章草的书体特点是字字独立，不似今草字字纽结纠缠。它的笔画特点是圆转如篆，点捺如隶。一字之内笔画间有牵丝萦带、缠绵连接，笔画的粗细轻重变化较大，有些横画往往与隶书捺脚状向右上方重笔挑出，纯似隶书收笔。章草省掉隶书的蚕头，却保留了雁尾。雁尾的重笔挑出，对快速写字是不方便的，因此章草的地位被今草所取代。但在今草中，却体现了对章草的继承关系。

在以隶书为标准字体的汉代， 日常实用性的书写活动大大普及。人们在书写时自然会追求快速、简易、便捷以提高效率。规范工整的隶书便逐渐向着潦草和简易转变，于是草书出现了。草书中的“草”字，便是取其含有草创、潦草的意思。最初的草书就是隶书的草写体。以前人们看到的汉代书迹大都是刻石上的规范隶书，如泰山岱庙碑刻、曲阜孔庙碑林中著名的汉代隶书。 自从上个世纪汉代简牍大量出土以后，人们对汉代书法的了解也更趋于全面。汉代简牍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出土，而以甘肃所出土的最为引人注目。甘肃所处的西北地区是汉代屯兵戍边的重地，当时的官吏在木简上记下了大量有关行政、法律、军事等内容的档案，而这一地区干燥荒芜的自然环境，也为简牍的长期保存提供了有利条件。西北地区出土的汉简，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书法面目丰富，从中既可看到规范隶书的自然书写形态，更能够探寻到草书从隶书中形成和独立出来的发展轨迹。比较汉简中的隶书与草书，便可以看出，草书在隶书的基础上将字形结构大幅度简化，减少或合并重复笔画，一些偏旁部首形成固定形态，大量增加笔画之间的连带，同时又保留着隶书突出的长横或长捺波挑动作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似简单率意的草书，其实并不是毫无约束的自由书写，其中包含着相对统一和约定俗成的原则要求，尤其是在偏旁部首的简化形态上，更是体现出统一的法则规律。正因为如此，汉简草书的风格被称为“章草”。“章”即是有规矩有法度的意思。章草在魏晋时期达到进一步的成熟和普及，点画结构中隶书的痕迹越来越少。刘宋时期的书家羊欣系新泰羊流人，得到书坛亚圣王献之真传，曾说“钟（繇）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法书要录》）。其中的行狎书是写信札所用，肯定用章草来写。

三国时期书法家皇象的《急就章》、西晋索靖的《月仪帖》《出师颂》、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都是充分体现这一时期章草水平的典型作品。《平复帖》是现存年代最早的名家真迹，用笔流畅，结字洗练，在娴熟的把握中透出一股古朴奇逸的气息。在章草的发展历程中，《急就章》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典籍。《急就章》原称《急就篇》，是西汉学童启蒙学习时所用的字书。《急就章》通常是七字为一句，也有三字或四字一句的个别情况。它的作者史游曾任汉元帝黄门令，《急就篇》的书名被宋代学者解释为“急就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的意思。这部书在魏晋时期十分流行，当时的书家往往多有写本，而其中以皇象用章草体所书最为著名，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东晋以后随着楷书的成熟，章草受其影响，消除了隶书痕迹而面目完全转变。能写章草的人已经极少，这种字体及风格也很快衰落消亡。

到了元明之际，章草这一沉寂多年的字体品种又开始出现复兴的迹象。元代最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在创作技法上提倡复古，曾模仿三国书法家皇象用章草写过几件《急就章》。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元朝出现了一些喜欢写章草的书法家，如邓文原、康里子山、杨维桢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时常流露出章草的意态趣味，其中邓文原也曾写过章草《急就章》，挺拔秀雅，独具面目。不过由于时间相隔久远，汉魏章草的审美传统早已失传，所以元人写的章草中在点画和使转技巧上都受楷书影响颇深，只是突出了捺笔的重按和波挑，并未体现出古人浑朴生动的气息。明朝初年的宋克，对章草下过很大的功夫，反复临写皇象的章草《急就章》，在技巧上十分娴熟，作品具有厚重老辣的艺术效果，堪称是元代以来写章草最有成就的代表。

再说草书。东晋时期随着楷书的成熟，并取代隶书成为通行字体，章草也受到影响，很快消除了隶书痕迹，转换成为一种更为流畅连绵、变化灵活的新面目，后人称之为“今草”。人们通常所说的草书，就是指今草。

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崇尚老庄哲学，注重生命体验，追求个性在生活内容中的表达，因此书法就成为他们施展才华、表现个性的最佳方式。东晋政权南渡以后，书法在士大夫之间格外盛行。他们的书法实践，主要集中在日常书信往来所使用的行草书中，相应地推动了草书艺术的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代表人物就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在草书方面最显著的成就，是将今草的技巧推向完善，通过自己成熟而精妙的风格，实现了章草向今草的转变。王羲之的草书，点画流动飘逸，用笔富有提按虚实的节奏变化，字形则灵活多样，俯仰顾盼的姿态变化非常生动。在他的作品中，章草所特有的隶书笔意已完全消失，而字字独立的书写习惯也被连绵牵带、大小参差的布局规律所取代。王羲之所开创的这种新的草书风格，经过家族子弟的不断继承发展，很快就在当时风靡整个书坛，成为了草书的发展主流。

王氏一门素有擅长书法的传统，家族里出了多位著名的书家。其中的成就和影响都比较显著的，首先是王羲之的第七子王献之。他在继承家学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特点。王羲之身后，王献之的书风曾风靡一时，甚至超过了父辈，因此获得了与其父并称“二王”的荣耀。隋朝的智永和尚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也是一位出色的王氏书法传承人。相传他出家为僧后，在寺庙里苦练草书20年，写有《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别施舍给浙东的各家寺庙，至今还有留存。智永的草书用笔娴熟，结体秀美，表现出很深的技巧功力。直到现在，《真草千字文》也一直是学习草书的极好范本。王献之的从外甥羊欣得其真传，泰山地区的草书由此肇始。

王羲之开创的草书新风受到后世广泛的欣赏和推崇，在唐朝前期达到顶峰。当时擅长草书的书家基本上都追仿王羲之书风，就连一代女皇武则天也是一位草书爱好者。她亲笔书写的《昇仙太子碑》刻于公元669年，其用笔刚柔相济，布局旷达疏朗，字字独立，结构匀整。值得指出的是，《异仙太子碑》碑额六字是鸟形飞白书，这在汉字书法中可称得上是别具一格。另外，以草书入碑也显示出武则天的非同凡响。同武则天相比，唐代书家孙过庭对王羲之草书的技巧风格，则有着更为准确的领悟和熟练的把握，当时被誉为“学二王足以乱真”。他的作品流传至今，有《书谱》和《草书千字文》等。其中《书谱》不仅是一件点画纷披、体势烂漫的草书杰作，其内容更是一篇精辟的书法理论著作，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其魅力和影响长久不衰。

盛唐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艺术取得了极大发展，其中书法尤显活跃。在经历了唐朝前期对南朝书风的继承完善后，进入盛唐后书法艺术开始展现出唐朝特有的风貌。草书也将此前风靡一时的“二王”面目进一步发挥，形成了更加豪放抒情的狂草艺术。首先将“二王”一派潇洒草书推向奔放狂草的人是张旭。张旭在书法上功底深厚扎实，能写十分严谨的楷书，但同时又具有豪爽狂放的性格，并且喜欢通过草书表达心中的喜怒哀乐。据史书记载，张旭写草书常常在饮酒之时，借着醉意纵横挥洒，发泄胸中的情绪，有时乘兴挥毫，竟脱掉帽子用头发蘸墨写字，所以被人称为“张颠”。张旭的草书风格率意洒脱、纵横飞舞，具有强烈的抒情效果，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杜甫曾把他与李白、贺知章等酒友一同写入《饮中八仙歌》，用“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烟云”的诗句，形容张旭写草书时的情景。张旭的草书作品流传下来的比较少，仅在西安碑林中保存着几块石刻，如《肚痛帖》《千字文残石》及《草书心经》等。由于这些石刻上都没有落款，因此对于是否是张旭所书现在仍有争议。但这种狂草风格，是由张旭所开创却是公认的，例如流传至今的一件宋代无名作者的狂草《古诗四帖》，就是由于相传是张旭所书而广为人知。

继张旭之后崛起了又一位狂草大家怀素。怀素自幼出家，习禅之余刻苦学写草书，因无钱买纸，曾种植芭蕉，然后摘取蕉叶用以练字，习废的笔头也堆积成丘。怀素虽为僧人，但不拘小节，喝酒吃肉，举止癫狂。怀素成名后来到都城长安，其草书立即受到广泛称赞，王公贵胄纷纷与之结识交往，一时声名鹊起，轰动书坛。怀素的草书当时被人们视为珍品，争相收藏，流传到后世更是备受青睐。他的作品现存《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小草千字文》等墨迹和石刻数种。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怀素的草书笔势圆转流畅，在字形结体以及章法布局上，尤其富有创造性，有时候几个字形一笔连绵写成，有时候又将某个字夸张放大，看上去像两三个字，处理手法娴熟多变，确实给人一种新奇而又富于抒情性的艺术感受。与张旭一样，怀素也习惯在酒醉后乘兴挥毫，所以后人将他们两人合称“颠张醉素”，奉为狂草艺术的典型代表。

狂草风格在唐代后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高闲等一批狂草名家。到了宋代草书在文人士大夫中间更加盛行，并且显示出新的审美追求。黄庭坚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他的草书继承了张旭、怀素的技巧特点，在字形体势的连绵跳跃和聚散开合上，处理得更加大胆与夸张。黄庭坚通过反复练习和领悟，提出了“字中有笔”的精辟见解。他在创作中注重点画的精细和变化趣味，时而飘忽婉转如行云流水，时而沉着稳健如古木磐藤，将狂草艺术推进到一个尽善尽美的崭新境界。黄庭坚的草书风格为狂草提供了技巧上的规律途径，使学写狂草的人更容易把握。宋代以后擅长狂草的书家，在风格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他的影响，如在明代祝允明、文征明、陈道复等人的作品之中，都可以看出黄庭坚风格的遗韵。

唐宋时期草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元代以后草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后世书家在技巧和风格的取法上均获得了极大方便。与此同时，前代名家的风格面目对后人来说，也是一种束缚和压力。 自元代开始，一些书家便开始努力摆脱唐宋时期审美标准的束缚，力求通过学习并恢复魏晋书风实现突破。如元代的草书名家鲜于枢和吴镇等人，便在创作中极力避开怀素、黄庭坚的风格面目，不约而同地标榜学习晋人，以其文雅优美的情调娇正唐宋狂草的夸张放纵。历史往往是在不断的循环过程中前进发展的，明代前期的草书在沉浸于对唐宋狂草的模仿追随同时，已经逐渐显露出僵化和单调的趋势，追求突破与创新的能量也在慢慢积蓄。到明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崇尚自由与个性的思想潮流在文化艺术领域迅速蔓延。在书法界不论是继承元宋的书卷风格，还是远追魏晋的古朴气润，都已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审美口味。从陈道复和徐渭等人的作品中，已经明显传递出书法艺术寻求变革的信息。

进入明朝晚期，与文学戏曲等艺术门类所发生的变化一样，书法领域也很快兴起了变革的浪潮。首先以叛逆风格向传统审美习惯发起挑战的，是草书奇才张瑞图。他的草书用笔迅速凌厉，点画爽洁坚劲，结体紧密峭拔，利用转折的方折盘旋和行气的连绵跳宕，营造出一种奔腾直下、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这种风格与传统书法中庸、平和、典雅的品评标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体现出全新的追求目标，但同时又十分符合当时活跃自由的社会氛围，因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与此同时，一批更年轻的书家相继崛起，其中最突出的有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及傅山等人。他们一方面从前人的作品中寻找挖掘符合自己欣赏趣味的技巧特点，另一方面更加努力地将各自的学识修养和性情融入笔墨之中，并以夸张和极端的手法表现出来。他们的草书或奇崛、或冷峻、或豪迈、或荒率，虽然每个人都有面目不同的个性张扬，但总体上却同属于当时的变革书派。这股潮流在书坛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使草书的主流风格从晋唐以来的飘逸和谐，一变而成为动荡开张。在草书风格境界上，晚明书派充满刺激活力的变革精神，又重新受到重视和发扬，并孕育出林散之、来楚生这样的草书大家。尤其是林散之的草书，在广泛研习历代名家技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长锋羊毫毛笔和生宣纸的性能特点，追求书写过程的完整连续、点画浓枯虚实变化莫测，整体气势苍茫浑然，代表着当代草书艺术的最高水平和境界。

进入有清一代，随着社会秩序的重归稳定，明清之际草书的变革潮流很快平静下来。在整个清朝，书界的注意力在“碑学”思潮的带动之下，始终被篆、隶、楷书的相继复兴所吸引，草书则相对沉寂，乏善可陈。因此，岱庙今存四川绵阳人何人麟所书《杜甫秋兴八首》及《望岳》诗草碑刻，就显得特别珍贵。

到了民国时期，“碑学”观念逐渐扩大，草书才又趋于活跃。民国以来的草书创作，在技巧原则和审美境界上，都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拓展和改变。在技巧上，经过“碑学”思潮的熏陶以后，书家们对用笔结字等技巧的认识理解，比前人更加灵活宽泛。如沈曾植用生涩苍老的笔法对章草作全新的塑造，融碑帖于一体。于右任则大胆地将北朝石刻的意趣引入草书，再加上墨色的酣畅淋漓，为草书增添了一种斑驳厚重的新奇面貌。

总之，刻石书法艺术作为泰山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种类之繁，在中国大地的人文景点中几无出其右者，其密度之高，数量之大，可冠中国名山之首。时间跨度从公元前两百多年直到近现代，纵贯两千多年；刻石形制有石碣、石阙、碑版、摩崖、墓志、经文、造像等，涵盖了中国古代几乎所有刻石形式；刻石内容覆盖了封禅纪事、修建记录、名人遗事、诗歌辞赋、楹联字谜等，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社会诸多范畴；刻石书法作者从帝王天子、王公大臣、文人雅士直到朝山香客、樵夫俗子，但凡识字又有能力登峰泰山的人，几乎都渴望为自己留下文字印记。惟其如此，才使得泰山刻石更多样、更生动、更丰富，恰似历史上身份各异的故人走过的大小不一的脚印，阳春白雪不见其寡，下里巴人不见其俗，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尤其是泰山刻石表现的书法艺术成就，堪称中国书法史的璀璨宝库。

然而，抚今追惜，不免心生遗憾。横观当代书坛，不可谓不繁荣，堪称书家蜂拥，名流辈出，纷纷扬扬的书法精品呈井喷状涌现，但热闹之中，却始终出不了王羲之《兰亭序》、严真卿《祭侄稿》等那样的稀世绝品。泰山的刻石书法，似乎在当代断了书脉。究其原因，就是热气腾腾的书法潮虽然人多势众，但却像一个虚胖的巨人，由于体内“缺钙”而患了“软骨病”。所谓“缺钙”，就是思想的空洞和精神的空虚；所谓“软骨病”，就是书法作品只追求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视觉上的冲击力。这样的书法作品不论怎样花样翻新，都免不了空洞无味的苍白无力，使之缺少思想上的感染力和精神上的穿透力。这或许就是当今书坛偏重技法而忽略笔法、有“高原”而无“高峰”的重要原因。观察持续升温的书法界，大多忙于争奇斗妍、市场竞秀，很少有人再耐得住寂寞，下功夫深研晋唐时期的笔法秘笈，探求书法艺术的真谛。解读泰山刻石书法史，最重要的启示，莫过于精神境界永远是书法的风骨、思想高度永远是书法的脊梁。一旦书法在内涵上贫瘠瘫软，书法的高雅就会滑落或坍塌。诚然，精神境界与思想高度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来自书家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和对所处时代的独到发现。这种书法作品的精神性和思想性，表现为书家对社会生活和人类生活的认识程度和把握能力，以及书家所经历的生命感情体验和艺术直觉。所谓书法精品，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的结晶。换言之，就是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完美结合。书法作品有无深刻的思想性，往往是区分一般书家和杰出书家的分水岭。期盼续写的泰山刻石书法史上，能有这样的作品出现。

主要参考文献：

朱仁夫：《中国古代书法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阴法鲁等：《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中国艺术》（下），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www.chuimin.cn)

沈维进：《泰山石刻对中国书法史的贡献》，载《泰山文化研究》2012年第2辑。

【注释】

[1]逄振镐著：《东夷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2]傅振民撰：《甲骨文所见的泰安地名》，载《泰山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

[3]转引自《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卷三，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9页。

[4]参见《汉文学史纲要》第五章，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5]据《衡方碑》文记载：衡方，字兴祖，东平陆县，时属东平国（今汶上县北）人，步入仕途后历任郎中、丘后相、胶东令、会稷东部都尉、右北平太守、京兆尹等职， 由于在各任期内政绩卓著而不断得以提升。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初，被任命为步兵校尉，统辖六军，督守边疆，然而在朝廷授予他“婫职”之际，却不幸患病，于建宁元年二月卒，享年63岁。

[6]参见《东洲草堂金石跋》， 山阴吴氏西泠印社民国十年影印本。

[7]张迁，字公方，陈留已吾（今河南宁陵县）人，任职谷城时，治民方面达到了“路不拾遗、犁种宿野”的程度，军功方面有“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的政声，后迁荡（汤） 阴令，离任时“吏民颉颃，随送如云”。

[8]参见《丛书集成初编·金石文字记》卷一，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影印本。

[9]［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10]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11]孙夫人为济南建德侯孙邕次女，9岁丧母， 由其父抚养长大。夫人“少有淑质”， 品德高尚，聪颖智慧，碑文用二分之一的篇幅描述了她婚前智助父亲解困的故事。孙夫人嫁入泰山世家羊氏豪门后，“为妇四十余载，言无口过，行无怨恶”，且教子有方，“子孙皆仁厚，振振有麟止之化，皆是义形”，深得族众敬服。其夫官至任城（今济宁）太守，故曰“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

[12]《瘗鹤铭》，大字摩崖，南梁天监十三年刻，署名为“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正书。”这是一篇哀悼家鹤的纪念文章， 内容虽不足道，而其书法艺术诚然可贵。宋人黄长睿考证它为梁代陶宏景所书。陶宏景隶书、行书均佳， 当时已解官归隐道教圣地镇江茅山华阳洞，故认为属于他的墨迹。

[13]［清］唐仲冕著：《岱览》卷十一《岱阳上》。

[14]参见刘培俊采写《泰山经石峪刻经是安道一所写》一文，载2014年6月19日《泰山晚报》B06版。

[15]《丛书集成初编·金石文字记》卷三，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影印本。

[16]周郢：《泰山志校证》卷二，黄山书社2006年版。

[17]［宋］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 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18]羊欣（370～442），字敬元，今泰安市新泰羊流镇人，南朝宋著名的书法家。 由于王献之亲授笔法，遂成“二王”书风的主要传人。

[19]沈维进撰：《泰山石刻对中国书法史的贡献》，载《泰山文化研究》2012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