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举要:行书刻石发现！

在文字的使用过程中，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追求简便快捷的书写方法，所以每当一种标准字体形成并在社会上扩行以后，相应的草率手写字体便会相应地出现。如篆书的草写体形成了隶书，隶书的草写体形成了草书和楷书。而当楷书成为标准字体后，对它的简便书写便形成了一种新的书体“行书”。

“行书”最初产生于魏晋时期，在楷书逐步成熟并取代隶书的过程中，行书的萌芽也随之出现，并且，首先在普通的日常书写中流行蔓延。在西北古楼兰遗址发现的大批魏晋简牍残纸中，便清楚地反映出行书的早期发展状况。从这些当时下层官吏和士兵所写的文书记录和往来信件中，可以看出人们在书写中已经将简便的楷书字形与快捷的草书笔法融合起来，写出的字迹既容易辨识，又便于快速书写。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这些作品的字形结构接近于楷书，但在结体安排上并不追求工整均匀，而是根据笔画的多少呈现出大小差别，同时在随意草率的书写中造成了许多姿态的变化和顾盼效果，用笔则流畅轻松，点画之间增加了许多连带呼应的处理，因而在轻重虚实的节奏变化上，显得十分自然和谐。如果说简牍残纸上的书迹反映了早期行书的自然发展及使用情况，那么同一时期书法名家们对行书的实践，则体现了这种书体的成熟定型以及所达到的艺术水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便是王羲之和他的名作《兰亭序》。

《兰亭序》在泰山御帐坪崖曾有摩刻。泰山研究者宿基国在校订袁明英所著《泰山石刻》一书时，发现其中一方摩崖图版的文字与《兰亭序》相类。根据这一线索，泰山文化学者周郢对原刻进行实地勘查，在“澄清宇宙”刻石之旁，有一摩崖框，共23行，行14字不等。因常年浸于悬流，苔藓侵蚀，文字漫漶严重，但其中“若合一契”、“斯文”等字尚可辨识，可证为右军修褉帖，洵无疑意。这方《兰亭序》摩崖，在国人泰山著述中从未著录，惟一提及者，为近代美国旅行家盖洛（1865～1925）之《中国五岳》，其书云：“我们攀过了陡峭的台阶，经过了十峰岭，又经过了九峰山，寻找《兰亭帖》未果。”今知《兰亭序》镌于御帐坪崖上，而盖洛觅之金星庙附近之九峰山，自是寻而“未果”。那么，王右军挥毫于会稽山阴的《兰亭序》，为何镌于千里之外的泰山崖壁呢？这或因为，古人多认为泰山涧谷与山阴胜景颇为相近。如明人黄鳌《九日登岱记》云：“既而西访竹林禅刹，无以观也。惟有所由之谷，则恍若山阴兰亭之状。泉落百丈之崖，若拖练而下，笃斋汤子题曰‘瀑布’。”（明《泰山志》卷三）清光绪间泰安知县毛澂于御帐坪上建亭，名曰“酹泉”，使此处景象与兰亭一地益加神似。时人或因此故，于亭侧之崖镌书圣名帖，以抒雅怀。周郢由此推断，泰山《兰亭序》摩崖，当镌刻于清代光绪年间。

王羲之的行书在吸取前人和民间书写习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的艺术才能，在技巧上形成了鲜明的规律特征，将行书的成熟程度大大提高了一步。王羲之之所以被尊为“书圣”，其主要贡献是完成了笔法圆、尖、齐、健的顶层设计，将书法升华为一门独立艺术，实现了以艺载道的跃迁。在他的作品中，行书往往和草书结合起来，其中的行书字形用笔准确稳健、点画遒媚洒脱，与草书字形的飘忽飞动形成了节奏上的对比变化，显示出高超的运笔技巧和对字形的把握塑造能力，从而将行书带进一种全新的艺术境界。王羲之在行书上的杰出造诣，在他的经典之作《兰亭序》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完美展现。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王羲之与四十多位名流人士在今天的绍兴兰亭聚会，饮酒赋诗之余，王羲之乘兴挥毫，撰写了一篇记述当天盛况的序文，这便是书法史上的千古名作《兰亭序》。当时王羲之在怡然自得而又无拘无束的轻松情境之中，笔墨调和、心手双畅，撰文、书写一气呵成，书法技巧得到了超水平的发挥。在这件作品中，字形体势虽然从容稳妥接近楷书，但点画爽劲流动，运笔的轻重起伏与转折提按都十分娴熟和细致，通篇气息生动潇洒，文章中所体现的老庄思想与书法的空灵率意风格结合在一起，珠联璧合，相互生发，将东晋文人所特有的超脱旷达精神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羲之所特有的行书风貌在当时很快就得到书界的推崇，成为书法家们普遍的风格追求。从东晋到南朝，以王氏一门为代表，书家们将行书水平推向了进一步繁荣，风格面貌也有了新的拓展。而行书本身所具有的简便快捷优点，也使它得到了广泛而快速的普及。到了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千方百计到处搜索王羲之的作品，并命令擅长书法的大臣们将《兰亭序》等王羲之书迹临摹复制、宣传推广。在这种形势下，王羲之书法的声誉扶摇直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被人们尊为“书圣”。他的代表作《兰亭序》也被推崇为空前绝后的盖世绝品，成为书法家们梦寐以求的追求目标。

魏晋时期，虽然行书大行其道，但在泰山地区却难觅踪影，直到王献之的从外甥、王氏书法第三代传人羊欣^[18]的出现，才使之盛行起来。泰山刻石中最典型的行书，莫过于唐代著名书家李邕的《灵岩寺颂并序》碑。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泰山西北麓著名的灵岩寺进行文物普查时，从寺内鲁班洞内发现已断为两块的唐代李邕在唐天宝元年（742）撰文并书写的《灵岩寺颂并序》碑。此碑现存高190厘米、宽90厘米，字体为行书，共21行，满行41字。在碑中段20字处断为两截，下截前部已失，文字也有部分残缺，但此碑是自清嘉庆以后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字数保存最多的名碑之一。《灵岩寺颂并序》碑在史书上多有著录，最早见于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该书列有李邕书碑17通。清嘉庆十三年（1808）董诰、阮元等人编《全唐文》时，此碑仅收录361字碑文。今人张彦生在《善本碑帖录》中提到清代何绍基在咸丰、同治年间只访得该碑下截前部残存的后12行半的拓本。这次发现的原石，保留了碑文528字，较为完整地体现了李邕行书的笔力遒劲舒展、险峭爽朗特点。

唐代是历史上书法艺术全面繁荣的鼎盛时期，除了楷书、草书和隶书外，唐代的行书也是名家辈出、风格多样。唐朝前期，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倡导和影响下，书坛上堪称是王羲之书风的一统天下。李世民本人就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名家，在书法上不仅极力推崇王羲之，而且悉心仿效王氏的技巧风格，亦步亦趋足以乱真，尤以擅长行书而享誉书史。以往人们书写碑版都是用隶书、篆书或楷书这样的标准正体，行书多用于文稿、书信一类日常书写中，而李世民则凭借天下至尊的身份用行书来书写碑文。他所写的《晋祠文稿》《温泉铭》等碑版，不仅是书法史上广受称赞的行书名品，而且开创了行书写碑的先例，为书坛增添了一种新的形式。为了迎合李世民的喜好，当时的书家们无不争相仿效王羲之的书风面目，如著名书家陆柬之书写的《文赋》，点画清劲、体势洒脱、风格气息全从王羲之的《兰亭序》研习而来，显示出唐初书家对东晋南朝行书的承继和发扬。更有一位怀仁和尚，花费20多年时间搜集王羲之的行书字形，然后再用这些字形集成唐太宗撰写的《圣教序》，并刻成碑版。这件《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篇幅巨大，字形丰富，全面反映了王羲之行书的技巧特点与风格成就。刻成以后，人们争相拓印流传，对当时的行书风格起到了普遍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是学习王羲之行书的经典范本。与此同时，随着唐代楷书的高度成熟和普及，许多书法家都将自己楷书上的技巧特点运用到行书中，使行书风格开始朝着丰富多彩的局面演进。从初唐楷书名家欧阳询、虞世南等人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行书均与各自的楷书在技巧规律上保持着相同的审美趣味，从而呈现出统一的个性风格。而著名书法家李邕，则承袭李世民行书写碑的做法，将行书与楷书结合起来，用自己独特的行楷风格书写了大量碑版，其中的泰山《灵岩寺颂并序》碑，就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李邕的书法也是从学习王羲之书风作为根基，在他的作品中点画流动连贯，表现出行书的起伏节奏，而字形则均衡稳重，具有楷书的端庄体势，成为唐代行书中别具一格的风格类型，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

到了中唐时期，张旭的真传弟子颜真卿以突出的个性风格卓然崛起，开始扭转了唐初以来仿效王羲之的局面，在行书创作上逐渐形成了唐人特有的技巧规律。颜真卿不仅是承前启后的楷书大家，在行书上也具有杰出成就。他的行书最主要的特征，是与自己的楷书保持着统一的技巧习惯，充分利用自己在楷书用笔结字方面的经验，从而在行书的技巧把握上更加成熟和主动。同时，他还十分注重体现行书自然率意的艺术特征，在书写时对笔锋的运用和控制轻松而灵动，点画字形在朴实平和的面目中，时时表现出随机应变的自然意趣，给人一种看似平淡无奇而仔细品味则精彩迭出的审美感受。颜真卿的行书佳作有《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刘中使帖》等，共同的特点是通过娴熟的技巧和老辣的风格，将书写内容所传达的情绪进一步发挥渲染，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吸引力。正因为如此，颜真卿被认为是能够在王羲之书风以外另辟蹊径，并且能够开宗立派的一大成功典范。

宋代是一个文人阶层地位优越、文化艺术活跃繁荣的历史时期。作为文人士大夫抒情表意最便捷的方式，书法艺术在宋代获得了普遍而且显著的提高。宋代文人中盛行研习书法的风气，尤其是在简易实用的行书方面，更是高手如云、新奇迭出。北宋初期的行书主要沿袭了晚唐、五代的风格面貌，特别是颜真卿和杨凝式的风格，在当时的文人书家中普遍流行。北宋前期，以书法著称的李建中、欧阳修、蔡襄等人都继承了唐代的书法风格取向。其中蔡襄全力追仿颜真卿书风，技巧娴熟、气息淳朴，尽管后人认为其个性和变化能力稍显薄弱，但在当时却声誉极高，并且引领一时风气。在李建中、蔡襄等人的影响下，北宋前期的书法很快繁荣起来，并且形成了行书水平一枝独秀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文人几乎人人都能书写一手流畅潇洒的行书。同时在广泛的实践过程中，行书也逐渐显示出宋代文人所特有的轻松自然和新奇追求倾向。

在宋代书家中，首先是表现出超凡脱俗创新才能的代表人物是大文豪苏轼。苏轼不仅在文章诗词方面是宋代屈指可数的顶级人物，对绘画和书法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书法以行书成就最为突出。在学习唐代颜真卿、李邕等人技巧特点的基础上，将书写活动与个人的审美情趣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个性面目。例如，他的书姿依然沿用晋唐时期的抵案单勾斜笔古法，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悬腕双勾直笔今法格格不入，曾经遭人讥讽，其门下四学士之首的黄庭坚就曾嘲笑老师的书体犹如“石头压着的癞蛤蟆”，但苏轼却不为所动，对书法艺术有一套独立的见解，认为书法应体现作者的学识修养和性情气质，技法的精粗巧拙则是次要的。所以他主张书法家首先要加强个人修养的积累，评判书法也要将风格面貌与作者的人格形象结合起来。苏轼的行书点画坚实，字形敦厚，技巧虽然平实质朴，但在运笔挥写的过程中却十分注重完整连贯，点画字形常有自然率真的变化态势，在整体气势上与他的文章诗词一样，具有酣畅淋漓而又雄壮奇逸的突出特点。苏轼的书法风格和他的艺术主张，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再加上他在当时文坛上的领袖地位，所以引来了许多的追随者，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流派。在苏轼众多的学生当中，书法成就最为显著的当数黄庭坚，不仅擅长草书，行书也极有特色。他的行书取法于南朝石刻《瘗鹤铭》，又自称于江峡中观船公荡桨而悟得笔法，所以他写的行书点画舒展开张，从字形中心向四周辐射出去，体势雄劲而有飞动之意，尤其擅长写大字，为后世的行书发展开辟了一种崭新的审美境界。

与苏轼、黄庭坚强调抒发性情和突出创新追求的实践方法不同，北宋另一位书法奇才米芾，则是通过刻苦学习晋唐书法传统，在娴熟扎实的技巧功底基础上逐渐摸索出自己的风格面目。米芾从小就痴迷于书法，并且极具天赋，对于二王父子以及唐代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作品几乎无所不学。他喜欢收藏前人书迹，反复临摹感悟，经过长期不断的练习，终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米芾的行书运笔迅疾流利、结字灵活多变，在快速书写中往往呈现出纷披烂漫、纵肆跳宕的新奇效果。他将自己的风格特点总结为“刷字”，强调痛快爽劲的审美追求。后人称赞他的风格如“天马行空，追风逐云”。今泰山虎山公园吕祖洞南石壁留有米芾登泰山题诗，可见其书法真迹。米芾的行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清以来的行草书名家基本都受过他的启迪。(www.chuimin.cn)

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行书在北宋后期达到了一个繁荣的高峰。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被后人合称为“宋四家”。他们在作品中所体现的追求自然意趣的共同倾向，则被称为“尚意书风”，成为书法史上对宋代行书成就的总体概括。

北宋淳化年间（990～994），宋太宗曾命人将内府所收藏的历代书家作品，编辑摹刻成十卷帖，称为《淳化阁体》，供人欣赏和学习古代书法。此后仿效和翻刻《淳化阁帖》的做法迅速兴起，各种形式的刻帖纷纷面世。在照相印刷技术传入我国以前，摹刻法帖是保存传播书法作品最常用的方法，而对于那些没有条件亲眼见到古人真迹的广大书法爱好者来说，法帖则是最容易得到的临摹范本。宋代以后学习行草书体的人主要依据的便是各种刻帖，所以后人将这种取法途径以及相应的风格特征称为“帖学”。

有宋一代，泰山石刻中行书的鸿篇巨制当推《封祀坛颂碑》，立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七月。碑阳刻文43行，满行100字，共3777字，由宰相王旦撰文、裴瑀行书并篆额，现立于岱庙宋天贶殿东南碑台上，铭文虽有残缺，但尚可认读。该碑系宋真宗封泰山时的奠仪纪实，如碑载：“臣闻天地之文，著明含章，焜焕于庶物；礼乐之用，象功崇德，昭格于至神。王者宣淳耀之烈，建中和之极。于是锡天瑞，出坤珍，觉悟于蒸民。鲜不登泰山蹑梁父，聿崇于明德。”又载“祀前一日，未质明，备法驾，至于山趾，更衣于帷殿。上乃乘轻舆，陟绝，跻日观，出天门。筑圜台于山上，度地宜而循古制也”，其碑文翔实，描述栩栩如生，与《宋史》记载完全吻合，可补正史之缺。因此，该碑对研究宋史及宋代封禅大典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而宋代蔡卞书刻于泰山灵岩寺御书阁的《楞严经偈语》，则具备行书的全部特征，又有自己独特的风采神韵，在点画和结构的长短、粗细、方圆、欹正、曲直、疏密、擒纵、开合、迎让、向背等对立统一方面极尽变化又和谐自然。《楞严经偈语》中“圆、通、获、觉”等字大量重复，无一雷同。《楞严经偈语》融楷、行、草三体于一炉，“蝉蜕龙变”，标新立异，独具一格。蔡卞楷习颜真卿，从“通”字的勾笔、平捺仍见痕迹，也更多地借鉴了同代米芾的横推勾，如“法”字的提笔，与“书圣”王羲之的用笔和间架结构相合。古来认为王羲之和颜真卿是两路笔法，蔡卞的《楞严经偈语》却结合得很好。

在宋代帖学书风的影响下，行书在元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由此产生了一批超凡脱俗的行书大家。元代最负盛名的书法家首推赵孟頫，他的行书以“二王”为根基，后来又下功夫研习唐代李邕的书法。在用笔技巧上极为熟练，一天能够书写一万多字。赵孟頫在书法主张上追求复古，曾提出“用笔千古不易”的著名理论，在当时影响极大。由于他是宋代皇族后裔，进入元朝后又受到蒙古统治者的礼遇，因而成为元代书坛的领袖人物，其书法风格典雅从容、流畅美观，在当时和后世都有一大批追随仿效者。

进入明朝，擅长行书的书法家层出不穷。明代前期，成就和影响较大的书法家集中在江浙一带，尤其是生活在苏州的“吴门派”书家群体名声最为显赫。这些人的行书大都受宋人影响，如专学苏轼的吴宽，喜爱黄庭坚的文征明，以及祝允明、唐寅等，都是当时书坛上的佼佼者。在这种审美风气的熏陶下，帖派行草书法达到空前的繁荣，并孕育出董其昌这样的集大成者。

董其昌与宋代的米芾和元代的赵孟頫一样，也是一位天分极高同时又非常用功的书法家。他一生将赵孟頫作为追赶超越的目标，所以在学习前人技巧方面亦是转益多师，兼收博取。尤其是对唐代颜真卿、李邕，五代杨凝式及宋代米芾等人的书迹心摹手追，临习不辍。他的行书运笔娴熟圆转、结字清秀洒脱，能够在不经意间达到一种轻松淡雅的艺术效果。董其昌当时官居高位，年寿又长，而且与江南的大收藏家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在明代后期书名遍天下，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前期，成为帖学书风发展过程的一座高峰。

晚明泰山石刻的行书代表作，当属顾有初的《登贤乡玄帝宫记碑》。此碑立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万历丙辰（1616）邑进士宋祖舜撰文，朝中内阁史官仙游人顾有初书丹，1241字，有圈点句读，为历代碑刻所罕见。纵观此碑，形制雄伟，文词质朴，书法遒美，镌刻精致，有“二王”书风。特别是字形修长，中宫紧凑，与当代书法大家启功先生的“黄金格”理论十分吻合。

元明两代太湖周边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有影响的文人和艺术家大都集中于此。特定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使江南书家群体形成了典雅秀逸的共同审美取向，作品中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息，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象征。与此同时，相同的取法途径以及风格趣味，也使行书艺术逐渐显露出单调雷同的不足，再加上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先后倡导，所以一直到清朝中期，书坛上流行的仍是赵孟頫、董其昌的流风余韵。如乾嘉时期书名显赫的张照、刘墉、成亲王永瑆及王文治等一大批书家，走的都是帖学书风的道路。从清代中期开始，许多书法家不满于帖学书风的单调雷同，于是转而取法刚刚崛起的北朝碑刻，将碑刻书法奇崛古朴的特点移植运用到行书创作中，从而极大地拓宽了行书的风格种类与审美标准。到清代后期碑派书风已经广泛普及，先后涌现出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等众多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行书立足于碑刻，在点画的苍劲生涩和结字的雄强奇逸上，都进行了极度的发挥，作品面目新奇多变，为整个书坛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他们所开辟的探索途径，在近代以来获得了不断的继承和发展，直到今天仍保持着方兴未艾的蓬勃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