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金刚经：古代刻石艺术重要依据

2023-10-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泰山刻石书法作品中，魏楷书体较多，艺术价值较高。南北朝时期刻碑以魏楷为主，而书法史上的魏楷以河南洛阳为中心，代表作有《龙门二十品》等传世。整个石刻未落款，所以刻石丹书者成为千古之谜。因此，泰山金刚经是中华刻石艺术、书法艺术里程碑式巅峰之作，是研究我国书法历史演变和艺术成就的重要依据。我国历代金石、书法、鉴赏者视若珍宝。其中，尤以欧阳询楷书最为可贵。

众所周知，楷体由汉隶演化而来，呈现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魏碑，二是楷书。在泰山刻石书法作品中，魏楷书体较多，艺术价值较高。南北朝时期刻碑以魏楷为主，而书法史上的魏楷以河南洛阳为中心，代表作有《龙门二十品》等传世。泰山虽不是魏碑的聚集区，但新泰出土的《羊祉墓志》《羊祉夫人墓志》及其儿媳《崔夫人墓志》，连同长清（今济南长清区，原属泰安）访得《王盖周等造像记》和泰安长春宫旧址出土的《张子初等造像记》，同属于魏楷代表作。尤其是羊氏三墓碑，历史地位极其重要。

洛阳的魏楷始于龙门石窟的雕佛题字。公元494年，崛起于中国北方的北魏政权将都城从山西大同迁至河南洛阳，并迅速推行了汉化改革。北魏政权崇信佛教，移都洛阳后皇亲国戚及文武高官们便开始利用伊水岸边龙门山的洞窟，雕凿佛像，并镌刻祈福消灾的题记文字。这股风气很快蔓延民间，许多普通百姓也纷纷加入其中，于是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龙门石窟造像群。随着龙门造像中题记文字的增多，逐渐形成一种奇崛雄健的独特字体面貌。这种字体及其书法风格，标志着汉字书体和书法艺术发展演变中的一大转折。从三国时期到北魏迁都洛阳之前，作为标准书体的隶书已经开始衰落解体。在这一阶段出现了《谷郎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嵩高灵庙碑》以及很多写经墨迹等，面目有别于前人的书法作品，虽然它们先后出现的时间跨度接近两百年，地域又分处南北，但在书法上却显示出很多共同的特征：一方面隶书的形式法则已经无法得到准确的遵循和体现；另一方面在书写镌刻的习惯上形成了某些共同的形态特征。这些变化说明，书法正由隶书向着另一种新的书体演变，这种新的书体后人称之为“楷书”或“正书”。而以上所举魏晋《孙夫人碑》和其他作品，正体现了隶书向楷书的过渡形态。

魏碑体的出现是隶书向楷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突变现象。快速崛起并蔓延的魏碑体，从点画结构到书写技巧，都完全摆脱了隶书的痕迹，形成了一套特征鲜明而又统一的技巧风格规律，完成了楷书向成熟发展的一次飞跃。魏碑风格在当时传播得相当广泛，不仅在北方地区，即使是在北魏的敌国南朝也有所反映。南朝最著名的楷书石刻是镇江焦山的《瘗鹤铭》^[12]，尽管由于长期的江水冲刷和风化侵蚀，点画中的笔锋痕迹已基本消失，但从字形的结构体势来看，可以说与魏碑的风格十分相近，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同魏碑体的突然出现一样，经过短短的几十年，随着北魏政权的解体，魏碑体书法风格也很快消退。从南北朝中期开始，楷书发展又回到了隶楷相杂的过渡形态，这期间代表性的作品，便是北齐时期山东境内的多处摩崖刻经。北齐时期佛教盛行，僧侣们热衷于在名山胜地，用大字镌刻佛经来宣传佛法，其中又以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最为著名。

泰山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刻于泰山之阳斗母宫东北400米处的自然石坪浮床上，俗称经石峪。目前发现的对经石峪进行品评的最早资料，为北宋政和元年（1117）莆阳人陈国瑞的题刻：“游经石谷，熟视笔划，字径尺余，非人所能，历千百年曾不磨灭，岂非神力护持以遗观者！”^[13]清《金石录补》云：“泰山御帐坪之南有石经峪，石如平台，旧刻金刚经，字皆经尺。”泰山金刚经是现存摩崖刻石中规模空前的巨制，更是泰山佛教文化的瑰宝，为国宝级重点文物，藏于水下愈千年，后经发现，使泉水改道，方露辉煌面目：经石南北长56米，东西宽36米，面积2016平方米，原刻《金刚经》上卷第一篇至第十六篇内容，共计3017余字。经文分47行，自南向北竖行刻写，每行字数不等，多者125字，少者仅10字。每字大小不一，大多数字高35厘米上下，宽40～60厘米，整体布局前部较整齐，并刻有界格，后部则较为松散，出现尚未刻毕的双勾字，约占整个摩崖刻经总字数的三分之一，这些字因镌刻较浅，风化严重，尚能辨认的仅存25字。由于经年溪水漫流磨灭，现仅存1051个字，残毁过半。整个石刻未落款，所以刻石丹书者成为千古之谜。仅泰山志书就有王羲之、王子椿、唐邕诸说。清末民初的杨守敬考为北齐人所书，1961年，郭沫若考察泰山时亦留下了“经字大如斗，北齐人所书”之句。1989年第2期《书法》杂志刊载王恩礼、赖非文章认为，泰山金刚经为北齐东岭僧安道壹所书。这一认定，随着1995年东平县洪顶山摩崖刻经的发现和研究，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泰山考古研究所温兆金先生通过大量可靠碑文研究，确认安道壹为新泰望族羊氏后人羊钟，主要证据源自对汶上县《文殊盘若碑》的全面解读。^[14]

泰山金刚经，通篇文字气势磅礴，优游自如，若具仙姿。书法纵横遒劲，古拙朴茂，气势开张，笔势圆浑，结构宽阔自然，用笔安详从容，包容篆隶而妙化为楷，结体奇特，斜倚相生，富于变化，个性十足。泰山金刚经是汉隶向唐楷过渡的一种书体，又称“隶楷书”、“经石峪体”，风格虽以楷书为主，但夹杂了浓厚的隶书痕迹，这种雄浑古朴的时代特征，成为书法史上一个特殊的风格种类，尤其对后世大字榜书的书写技巧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泰山金刚经是中华刻石艺术、书法艺术里程碑式巅峰之作，是研究我国书法历史演变和艺术成就的重要依据。我国历代金石、书法、鉴赏者视若珍宝。有清一代，受泰山金刚经书法影响较大的书家主要有刘墉、俞樾、康有为、李瑞清、曾熙等人。刘墉在嘉庆年间所作的《经石峪跋文》中说：“墉少壮作书，恒欲以拙胜，而终失之钝。自得北魏碑版数十种，潜心默契，力追其神，味朴茂处，仅乃得以《泰山经石峪》残字，即为墉得力之一顷。”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说：“北齐《泰山经石峪》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纡徐容与，绝无剑拔弩张之迹，擘窠大书，此为极则。”泰山金刚经千百年来一直吸引着众多书家、学者、文人雅士对它进行学习、研究和考证。

唐初，书界受唐太宗影响，主要追摩王羲之。然而书家笔下所写，更多的则是楷书，而不是行书。或许，他们觉得行书是灵性之作，已有王羲之在上，自己怎敢挥洒？既然盛世已至，不如恭恭敬敬地为楷书建立规范，故临摩王羲之最好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均以楷书自立。其中，尤以欧阳询楷书最为可贵。他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等，一笔一划均漾溢着年轻唐朝的青春气息。进人中唐时期，楷书进一步向着多样性发展，书家在技巧风格上的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显著，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了颜真卿、柳公权这样杰出的书法大家。

颜真卿一生书写碑铭上百种，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唐代书家均无人企及。他的楷书风格几经转变，经历了一个从严谨清秀到雄壮浑朴的发展过程。他早年的作品以《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为代表，虽然具有点画精谨、字形端稳的共同特征，但前者工巧而后者壮美，显示出不同的技巧把握能力。颜真卿晚年作品则以《大唐中兴颂》《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及《自书告身帖》最为著名，体现了成熟的个人风格。颜真卿的楷书点画圆浑厚实，注重书写时力量的充沛畅达，粗壮而不臃肿，字形以宽阔取势，四周向外拓张，结构庄重而不拘谨，其整体气势雄伟饱满，有一种大义凛然的威武刚烈风度。颜氏满门以忠烈著称，颜真卿的哥哥和侄子均在“安史之乱”中为国捐躯，他本人最终也在与叛军的斗争中不屈而死。他的书法风格一方面是盛唐时期博大宏阔、开放包容的文化气氛的反映，同时也是他个人学识修养以及伦理人格的体现。正因为如此，颜真卿在书法史上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泰山的颜真卿题名刻石虽然不存，但其书风的巨大影响却未消失。(www.chuimin.cn)

在楷书上同样具有突出个性，并且产生深远影响的另一位书法家是柳公权，其作品流传最广的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及《金刚经》等。柳公权的楷书最初受颜真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将颜体点画从粗壮变为瘦硬，用笔的起止转折均提按分明，勾挑爽利，在结体上则将颜体的向外扩张变为向内收敛，字形结构紧密聚拢，显得格外坚实和稳固。其风格从颜真卿发展变化而来，又与颜体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赢得世人的称许。后人将柳公权与颜真卿并列，并将他们各自的特点概括为“颜筋柳骨”。唐代书法普及，楷书尤其繁荣，从初唐的精细工整到中唐以后的追求个性，其间名家辈出、万紫千红，而颜柳两大风格的出现，标志着唐代楷书的艺术水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唐代的泰山刻石楷书，首推女皇武则天创意的《双束碑》。早在显庆六年（661），也就是在唐高宗李治偕皇后武则天封禅泰山的前5年，就共同敕使东岳先生郭行真及其弟子在泰山的岱岳观（今老君堂）建醮造像，并创意刻立了形制特异的双束碑，以示帝后并立，共治天下。此碑通高3.23米，其中碑身高2.36米、宽1米、厚0.22米。碑身之上施歇山形束盖，厚0.45米、宽1.32米、侧宽0.4米，雕刻精致。整通碑碣古朴典雅，具有典型唐代风格。碑文刻于碑身四周及束盖，其中除南碑侧面作二层外，其余每面作四层到六层，每层刻题记一首或二首不等，皆为楷书。双束碑共刻唐至宋题刻45首，时间跨度达453年，碑刻总字数为3978字，其中磨灭不可读的120余字，题刻内容为斋醮造像记、题记等。《双束碑》虽是现存泰山最早的唐代碑刻，但因其“书非名笔”^[15]，唐宋史料均未著录此碑。延至明代嘉靖年间汪子卿纂成的《泰山志》，才有了明确记载：“碑刻唐与伪周老氏徒题记，行、楷书俱有古法。碑双石而立，覆以束盖，异哉！土人称‘鸳鸯碑’，或云‘武瞾碑’，则谬矣。”^[16]只字未提碑刻内容。清初顾炎武在其《金石文字记》中说：“碑下为积土所壅，予来游数四，最后募人发地二尺下而视之，乃得其全文。”并对碑刻部分内容作了著录。100年后，顾氏所录31首碑文才刊行于清嘉庆九年（1804）唐仲冕所著的《岱览》。《双束碑》虽“书非名笔”，但却是唐代泰山最早的楷书石刻，对研究唐代高宗时期的泰山道教、武则天造字以及唐代早期的楷书创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泰山石刻中的楷书代表，堪称北宋文豪苏轼的《齐州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塔铭纵、横各61厘米，22行，每行25字，字径1.5厘米。塔铭共刻有两块：一为元祐二年（1087）所刻，置于地宫舍利塔石函上；一为宣和三年（1121）所刻，嵌于塔楼人口处，时苏轼已离世20年。镶于地宫者于1965年出土，现藏于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塔铭记述的是苏轼在长清真相院见到僧人法泰建造佛塔，为给父母求冥福将其弟苏辙所藏释迦如来舍利捐给真相院。“愿持此福逮我先，生生世世离垢缠。”第二年，法泰便到京城迎请佛舍利，“使归之求之于众人，以具棺椁。”置于真相院佛塔地宫之中。此塔铭为苏轼50岁时所书，正是书风成熟期的作品。苏轼的楷书，无一笔板滞，结体秀润，姿态横生。因是作佛塔铭文，所以与他平常多用偃笔的作品不同，更显端谨庄重。

泰山刻石中的《重修天封寺记碑》，亦是楷书的典范之作。此碑刻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十一月初二，为“金代独步”的泰安书家党怀英撰文、正书并篆额，现存泰安岱庙历代碑刻陈列室。《重修天封寺记碑》以端严、工整、灵动见长，内含骨力，刚柔相济，有晋之韵，唐之法，尤其具备颜之筋，柳之骨。该碑字法内紧外疏，字的中心紧敛密结，而字的四面笔画如长横、长竖、长撇、长捺则略微伸张。这种结构处理，可以通过密结的中心和四面长出的笔画，构成空间虚实的对比，既可通过中心的紧敛保证字的坚实、凝重，神完气足，又通过四面开展的笔画显现出洒脱、超逸和飞动气韵。该碑是汲取欧阳询点画严谨和颜真卿、柳公权结体宽博的妙品之一。如“口”字的处理，与柳体字一脉相承，凡“口”框皆成左右对称的倒梯形，首竖和横笔多不相接。雷同点画和偏旁、部首极尽变化，饶有情趣。章法字满行密，端严大方。

最能显示泰山崇高地位的楷书，莫过于岱顶玉皇庙东南的摩崖刻石“五岳独尊”。此刻高210厘米、宽65厘米，为正楷书体，字径55×42厘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泰安知府玉构题刻，署名“宗室玉构”。除此之外，玉构在泰安知府任上还题刻了两处楷书：一是在泰山黑龙潭东南西溪亭题联“龙跃九霄云腾致雨，潭深千尺水不扬波”；二是摩刻于泰山回马岭的《重整泰山盘路记》，述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山东候补道萧应椿、泰安知县李于楷及泰安诸乡绅重修泰山盘道事宜。由三处题刻可知，玉构善楷书，其书体规整，稳重大方。“五岳独尊”四字取自宋初三先生之一石介的《泰山》诗：“七百里鲁望，北瞻何岩岩。诸山知峻极，五岳独尊严。寰宇登来小，龟蒙视觉凡。此为群物祖，草木莫锄芟。”^[17]自宋以降，与“五岳独尊”相近的赞辞开始在泰山以题刻的形式出现，明清两朝共刻有10处。明代有曲德敏的“五岳之宗”、邵鸣歧与和锐的“首出万山”、李复初的“第一山”、蔡叔逵的“天下名山第一”、戴瓕所立“五岳之宗”、张元济等题“五岳独宗”；清代有和谷旦的“五岳之尊”、石祖芬的“天下名山第一”、丁达意的“冠盖五岳”。在这10处以赞颂泰山为主题的题刻中，独以玉构的“五岳独尊”摩崖刻石最负盛名，除位置显赫外，其书法艺术的大气磅礴也是重要因素。

随着时代的发展，楷书走向多元化。其中的行书、行楷则呈现了最初的变化。而泰山瘦金体《大观圣作之碑》，亦由楷书演变而来，自成一体。

泰山金刚经：古代刻石艺术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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