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汉隶：中国隶书最高水准

如果说《秦泰山刻石》是泰山书法艺术奠基之作的话，那么泰山汉隶则代表了中国隶书的最高水准。因为后世书法的演变，皆以泰山汉隶为基础创新发展。

泰山汉隶的精华版为现存泰安岱庙的《衡方碑》和《张迁碑》。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立于东汉建宁元年（168），系衡方的门生朱登等人为其所立的颂德碑。碑高240厘米、宽110厘米，圆首，额下有穿（碑刻上方的圆孔曰“穿”）。碑额阳刻隶书二行十字《衡方碑》全称，碑刻正文共815字，23行，满行36字，隶书。此碑原立今汶上县（原属泰安）郭楼镇郭家楼村衡方^[5]墓前，清雍正八年（1730）汶水泛滥，碑碣卧倒，村人郭承锡复立，1953年移至岱庙炳灵门内，1983年9月移至泰安岱庙历代碑刻陈列室保存。碑刻铭文书法以体丰骨壮的隶书闻名，笔画端正，折角敦方，顿挫分明，仪态浑厚。方家归纳其笔法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间架特别稳重，字字如千斤磐石，蹲踞其位，仪态顿厚；二是以粗壮古拙行笔，造成一些部首绝对方整的形象；三是运用收笔时重顿的笔法，配合造型的淳朴。

《衡方碑》的书法风格影响深远，书界取法者不乏其人，从唐代颜真卿的书法就可窥见其流风所及。《衡方碑》 自宋欧阳修以降，迭经著录，深受众多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青睐。清代书家翁方纲在《两汉金石记》中称：“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鲁公（真卿）正书之渐矣。盖其书势在《景君铭》《郑固》二碑间也。”清人姚华《弗堂类稿》跋此碑云：“《景君》高古，惟势其严整，不若《衡方》之变化于平正，从严整中出险峻。”何绍基评此碑“方古中有倔强气”^[6]。清代著名书家伊秉绶学《衡方碑》，深得其精髓，终成一代书法大师。清末民初杰出金石文字学家杨守敬在其《平碑记》中认为“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近代吴昌硕、齐白石的隶书得雄强博大之势，亦均受益此碑。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刻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碑高263厘米、宽115厘米，碑额阴刻篆书二行十二字《张迁碑》全称。此碑出土东平，碑文共567字，15行，满行42字，隶书，主要内容为追述张迁^[7]先祖的荣耀和本人的显赫政绩，系故吏韦萌等为张迁所立的德颂碑。碑阴刻立碑者41人姓名及出资数额，文亦隶书。此碑刻立不久即倒地被掩埋，故清初金石学家顾炎武称“欧阳、赵、洪三家皆无此碑”^[8]。明初掘地时发现，立于东平儒学明伦堂前，碑文完好可读。到明正德年间（1506～1521），仅残缺5字。新中国成立后，东平县人民政府院内建碑亭一座，立此碑于内。1965年，由东平县移至岱庙炳灵门内，此时碑文残泐65字，不可认读的36字。1983年9月，移入泰安岱庙历代碑刻陈列室保存。

张迁碑书法格调方朴古拙，峻实稳重，方劲雄浑。运笔多采“方笔”，笔道粗细介于二分笔与三分笔之间。波画的提按过渡不甚明显，有别于孔庙三碑的大撇重捺。字形偏于古拙一路，虽字迹多漫漶，然端整雅练，剥落之痕亦复天然，结字运笔首开魏晋风度。全碑气息宽宏博大，堪称汉碑中的神品。张迁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家所推崇，最早著录此碑的，是明人都穆的《金薤琳琅》。因宋代金石学家未著录此碑，清初顾炎武曾疑其碑为后人摩刻，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碑刻书风朴茂端直，非汉代人不能为，又有自然剥落痕迹，更非人为现象，认定原刻无疑。明人王世贞评曰：“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所能及也。”^[9]晚清康有为亦称“《张迁表颂》其笔画有可置今真楷中”^[10]。

两汉时期，碑额虽多采用小篆体，但书风却与碑文主体的创作风格相关。张迁碑碑额“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采用的虽然是篆书结构，但其造型却或方正或扁平，迥异于篆书竖直的长方形架构，而且多用方笔，既保留了篆书的平入平收用笔特点，又有隶书开张俊逸的体势，创作风格介于篆隶之间。清人方朔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云：“碑额十二字，意在篆隶之间而屈曲填满，有似印书中缪篆。”清末民初杨守敬在《平碑记》中亦说：“篆书体多长，此额独扁，亦一格也。”

由此可见，汉隶由小篆简化而来。有秦一代，虽然官方倡导小篆，但民间却通行隶书。这既是文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又是文字普及的现实需要。从战国到秦汉之际，群雄逐鹿，天下动荡。在频繁的战争和政权交替过程中，大量的政令和文书需要通过抄写来传达发布。随着书写工作的迅速增多，结构复杂、笔画工整的篆书便显得难以适应快速书写的要求。为了提高效率，人们往往在书写时对篆字的结构作简化处理，书写动作也趋于快速合理。这种习惯逐渐固定，便形成了一种新的手写字体——隶书。这种新体在当时主要用于日常实用，相当于从属于标准篆书的辅佐体，所以又被称为“佐书”。从秦朝到西汉前期，隶书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兼有篆、隶两种书体的特点。如湖南出土的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以及马王堆西汉帛书上的字迹，都属于这一过渡阶段的典型面目。从字形结构上看，早期的隶书还保留着很多篆书特有的结构方式，但篆书圆转的弧形笔画已经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直笔方折的简化结构，同时篆书中复杂排列的平行笔画也往往被合并或省略，字形变得更容易辨认和书写。为了区别于后来成熟的隶书，习惯上将早期的隶书称为古隶或秦隶。

在书法技巧上，尽管隶书的结构比篆书有所简化，但书写的技巧动作却更为丰富。篆书的每一笔画从头至尾粗细均匀，书写时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保持行笔的平稳，而隶书则打破了这种规范，书写时笔锋出现了提按变化，展现了特征鲜明的“蚕头燕尾”。适当的提按不仅加快了书写速度，同时也使点画体现出虚实轻重的节奏韵律。书写技巧从以前的单纯精确转变为丰富灵动，使实用性书写活动中的审美因素大大提高。

汉朝建立以后，国家的行政、军事管理制度均趋于完善，汉朝把隶书作为标准字体。大量的日常书写活动，推动隶书这一新兴书体很快从初具形态走向成熟和稳定。以前，人们依据碑刻资料，普遍认为隶书的成熟要到东汉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面世，隶书的早期演变过程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通过全国各地大量出土的汉代简牍墨迹可以看出，隶书在西汉中期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属于西汉时期的甘肃武威仪礼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等作品，均反映出成熟隶书的特征。

作为成熟隶书的标志，这一时期的字形结构已经完全褪去篆书痕迹，笔画主要由横向、垂直和斜线三种不同方向的直线构成，字形则以方正而略带横宽的体势为特征，分布均匀，左右对称。在书写技巧方面，这时的隶书点画形态已经达到相当统一的程度，起笔收笔处都有相应的提、按、顿、驻动作。每个字中都有一笔长横或长捺，在收笔时作夸张的波挑处理，这也是隶书技巧中最显著的特征。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作者对以上技巧原则的掌握和运用都十分娴熟，并且通过书写时点画的粗细差别和速度的快慢节奏，表现出和谐统一中又有自然变化的艺术魅力。隶书的成熟，对于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均具奠基意义。隶书出现以后，汉字结构的形态标准由此固定下来，并一直沿用至今，后来出现的楷书、行书和草书均是在书写技巧上的演变发挥。对于书法艺术来说，隶书突破了篆书的单一技巧，形成了一套既有统一规律而又包含变化处理的法则，从而为汉字实用书写进一步向自觉的艺术形式演进奠定了基础。(www.chuimin.cn)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汉代隶书风格的认识和学习隶书技法的范本，主要依据泰山《衡方碑》《张迁碑》等为代表的东汉石刻。在全国范围内，保存至今的汉代隶书石刻约有两百余种，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山东、河南、陕西等地。从书法看，这些作品的点画大都横平竖直，笔法严谨，结体则方正饱满，均衡对称，在整体上偏重于凝重端庄、朴实浑厚的审美风格。尽管汉代隶书石刻显示出统一的时代精神，但如果从形式种类和技巧特点来考察，不同作品之间仍有明显的差异，形成了多种风格流派。曲阜孔庙中的《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等碑板作品都是点画平稳、结体匀称，具有严谨庄重的庙堂气象。而著名的《张迁碑》《衡方碑》及《鲜于璜碑》则体现出一种拙朴含蓄的审美效果，其笔画的方板厚实和字形的整齐肃穆，都透露出刻工凿痕对原迹的改造。相比之下，《曹全碑》《华山碑》与《张景碑》等刻工精细，更注重保存毛笔书写的自然生动效果，刻出的点画准确精到，字形潇洒从容，堪称汉碑中书写优秀、镌刻娴熟的代表。与碑版的精心选材、谨慎下笔不同，摩崖刻石只能根据自然条件因地制宜，所以另有一种效果。如同属陕西汉中石门摩崖《石门颂》笔画轻劲刚健，字形舒展飘逸，笔意十足；开通褒斜道刻石则纵横率意、笔画古朴稚拙，如同天然石纹，今人难以模拟；而刻于甘肃成县的《西狭颂》虽属于摩崖，但石质细腻、书刻精工，风神气息与碑版毫无二致。以上现象表明，汉代石刻隶书效果的构成，一方面是出于书写者与镌刻者的精心制作，另一方面也受到石质的影响制约。如果再考虑到两千年来的自然风化，汉碑隶书所体现的应该是人工与天然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汉代碑版、摩崖刻石书法作品中，呈现了两大流派，即方笔和圆笔。这是因为一副刻石书法作品须由书家和刻工两人共同完成所致。刻工对书家文字的处理方式不同，决定了各异的碑刻风格。如果刻工在刻制过程中加进自己的审美诉求，以硬刀去修饰软毫，这就是以方笔为主的汉碑，给人以沉雄劲利、干净峭拔的审美感受。如果刻工对丹书作品作忠实的描摩，毛笔在运行时所形成的圆浑笔道就能得到再现，这就是以圆笔为主的汉碑，给人流转灵动之美。方笔风格最具代表性的汉碑当属泰山的《张迁碑》，而《曹全碑》则是圆笔的典型代表。

除了碑版摩崖外，大批出土的简牍墨迹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汉代隶书的辉煌成就。汉简隶书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有出土，风格也是争奇斗妍，各具风韵。与刻石不同的是，简牍上的隶书都是汉代人的手写原迹，在风格面目上不像碑刻那样统一严整，书写技巧相对灵活自然，显示出书写者娴熟的功力以及个人习惯的流露，使人更感到亲切和自然。

在隶书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八分”的新名称。历史地看，隶体书写虽然方便，但从艺术角度审视却欠优美。书家为了增添隶体的美感，从西汉开始，逐渐改用了一种在隶书基础上加以美化的新字体，到东汉趋于成熟，著名的如《乙瑛碑》《礼器碑》《西岳华山庙碑》《韩仁铭》《曹全碑》以及《熹平石经》等，均用这种新字体书写。这种新字体的特点是字形都成扁方，较长的横笔包括右下方的斜笔，在右端收笔处都略向上挑，后世书家称之为“波磔”或“波发”。为了把这种有“波磔”的隶书和此前无波磔的相区别，给了它“八分”的新名称。《说文解字》云：“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所谓“八分”，就是因为字有了波磔像“八”字左右分开而得名。泰山的《衡方碑》《张迁碑》，均是“八分”隶书的成熟版本。总之，东汉一代是隶书的鼎盛时期，汉隶所展示的技巧规范及审美风格，代表了隶书发展的理想境界，直到今天仍然是攻习隶书者所共同遵从的原则与追求的方向。

迨至晋代，泰山刻石书法作品依然延续着汉隶的余韵。魏晋时期提倡休养生息，禁止刻碑扰民。宋代欧阳修、赵明诚皆称“晋碑难求”，而泰山《孙夫人碑》堪称巨制，是泰山刻石中最具代表性的晋代书法作品。后人将其与掖县（今莱州）的《郛休碑》、河南的《太公望碑》并称晋代三大丰碑，而《孙夫人碑》为保存较好者，是研究晋代书法和镌刻艺术的宝贵资料。

《孙夫人碑》全称“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立于西晋武帝泰始八年（272），碑高250厘米、宽97厘米。碑阳文20行，满行37字，凡706字，字径3.5厘米，隶书，主要内容为颂扬孙夫人^[11]的生前功德。碑阴刻文9行，满行16字，凡142字，字径1.5厘米，隶书，为清嘉庆三年（1798）泰安知府金棨和钱塘江凤彝撰写的题记，对此碑的立碑年代和发现经过等，均有详细的考证和记载。碑首额下有穿，犹存古意。额隶书“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3行11字，字径15厘米，惜已残毁。此碑原立新泰新甫山下张孙庄，乾隆五十八年（1793），钱塘江凤彝始得发现，时铭文已多磨灭，虽经江氏细心摩拟，但仍不能补全原文。至清末又增补40余字，使前半文意稍微贯通。1965年移至泰安岱庙炳灵门时已漫灭327字，1983年移岱庙历代碑刻陈列室保存。在晋武帝禁碑的年代，孙夫人碑能够得以刻立，除强势的家族背景外，还与羊氏家族的文化习俗密切相关，成为中国石刻史上有关女性的第二块碑刻（第一块为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之女的“马姜墓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汉字和书法形体发生急剧变化，隶书承汉之余绪，明显地呈现出过渡期以楷入隶的鲜明特征，形成楷隶及隶楷等书体，书法史上称之为“真书”。《孙夫人碑》就是楷与隶错变时期泰山石刻的典型代表。此碑文辞古雅，结体严整，笔画凝重，转折峭拔。由于有些撇捺灵活，为整个碑刻带来鲜活气氛。虽然魏晋时期仍认为“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但隶书的黄金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书界的兴趣开始转向新的楷书创造。此碑与这个时期的许多碑刻一样，已略乏汉碑雍容气象，结构平稳，比较规范化了。清人严可均认为《孙夫人碑》点画严整，颇似《范氏碑》笔迹。清代书法评论家包世臣则认为此碑上承《孔羡》法嗣，用笔沉着不减而体稍疏隽。有专家认为，唐初欧阳询的《房彦谦碑》，即出自此碑之韵。

唐代以降，泰山刻石书法多呈隶楷结合或楷隶结合的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块：一是《房彦谦碑》。房彦谦系唐代名相房玄龄的生父，书者为唐楷四大家之一的欧阳询。初唐书家写隶书的不多，唯《房彦谦碑》在书史上地位显赫。欧阳询存世隶书甚少，所以房碑是极为罕见的珍品。另一块是堪称巨制的《纪泰山铭》，系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东封泰山时亲撰亲书的铭文，次年命人刻于岱顶大观峰崖壁，高13. 2米、宽5.3米。通篇987字，其中正文961字。字大5寸，字字贴金。《纪泰山铭》是唐代隶书的杰作，其雄强之势、婉润字体、端庄姿态，充分反映出封建盛世的万千气象，为汉魏以降碑碣之最，可谓帝王第一刻。唐代窦臮撰、窦蒙注《述书赋》称其书法为：“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景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壮风，笔如海而吞鲸。”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朱彝尊在《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一书中则感叹：“御书雄浑，若怒猊渴骥……若唐隶尽如此，何惭汉碑碣乎？”

泰山隶书刻石自汉代至民国一直延绵不绝，历代均有佳作面世。其中最晚的一块隶刻，当属邱山宁的《泰山颂》，于1934年7月28日撰书。邱山宁原名邱斌，字岘章，济南人，曾任冯玉祥将军的参谋长、军务处长、教导团总教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此诗刻于岱麓泰山滦州起义革命烈士祠院内的一块自然石上，高60厘米、宽95厘米，诗文共5行，满行10字，字径8×10厘米，隶书体。泰山隶书刻石深受泰安书界推崇，历代书家均能写得一手精妙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