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举要：秦泰山刻石及其价值

2023-10-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书界公认，泰山刻石肇于《秦泰山刻石》，是现存最早的泰山第一书刻，镌写着秦始皇功德铭和秦二世诏书，由此见证泰山书法艺术的开端。《秦泰山刻石》原立岱顶，几经移位后，最终置于泰安岱庙博物馆保存至今。两刻据考均为丞相李斯所书。《秦泰山刻石》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与《秦琅琊刻石》并称稀世珍宝。对于李斯小篆和《秦泰山刻石》，历代史家、书家、书法理论家评价甚高，推崇备至。

《后汉书·祭祀志》引注《庄子》云：“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垠堮勒石，凡千八百处。”但庄周所言72代帝王的泰山“凡千八百处”勒石，无论是地面遗址，还是地下考古发掘，迄今未见实物。庄子之言不一定可信，但却披露了泰山刻石起源于远古社会的信息。泰山现存最早的刻石，为《秦泰山刻石》残碑。

书界公认，泰山刻石肇于《秦泰山刻石》，是现存最早的泰山第一书刻，镌写着秦始皇功德铭和秦二世诏书，由此见证泰山书法艺术的开端。《秦泰山刻石》原立岱顶，几经移位后，最终置于泰安岱庙博物馆保存至今。刻石原为两部分：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封泰山时所刻，共144字；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前209）亲祭泰山时刻制，共78字。刻石四面广狭不等，镌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两刻据考均为丞相李斯所书。现仅存秦二世诏书10字，即“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又称“泰山十字”。历经日月沧桑，现今可辨认的只有“臣去疾臣请矣臣”七字，“斯昧死”三字残泐。《秦泰山刻石》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与《秦琅琊刻石》并称稀世珍宝。《秦泰山刻石》的书体系秦统一后的标准字体小篆，其结构特点直承《石鼓文》，但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整齐，并呈长方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和，给人以端庄稳重的美感享受。《秦泰山刻石》全文录于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系研究秦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献之一。

李斯小篆同其它文字相比，最大的特点是规整化和匀称化。首先，它去掉了大篆体臃肿庞杂的部分，省去了一些文饰性的符号，对于字体中相同的部件往往只留一个，使书写更加方便。如“秋”字，甲骨文是象形字，画的是蟋蟀一类的昆虫。蟋蟀是秋天才有的，因其鸣声啾啾，借其鸣声喻庄稼成熟的秋季。《说文》中籀文则将蟋蟀变为龟形“穐”，并加义符“禾”和“火”，突出其禾谷成熟之意。小篆则省去了繁杂的龟形，仅保留“禾”和“火”的“秋”。其次，小篆将大篆中的形象符号简化为线条，并且粗细均匀；字形愈加润圆齐整，呈长方形，从而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对于李斯小篆和《秦泰山刻石》，历代史家、书家、书法理论家评价甚高，推崇备至。唐李嗣真《书后品》称：“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绝。”唐人窦泉等《述书赋》曰：“斯之法也，驰妙思而变古，立后学之宗祖，如残雪滴溜，映朱槛而垂冰，蔓木含芳，贯绿林以绳直。”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列李斯小篆为“神品”，赞之“面如铁石，字若飞动”、“长风万里，鸾凤于飞”，云其书法特点为运笔“骨气丰匀，方圆绝妙”^[3]。宋人刘跂在《秦篆谱·序》中称“李斯小篆，古今所师”。元代郝经在《太平顶读秦碑》中则称：“拳如钗股直如筋，屈铁碾玉秀且奇。前年瘦劲益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明代《岱史》中说：“秦虽无道，然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书法，世皆莫及。”当代文学巨匠鲁迅对秦刻石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秦泰山刻石“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4]

所谓“驰妙思而变古”，是说小篆由大篆简化而出，大篆则由甲骨文、钟鼎文逐渐演进而来。

从商代后期开始到战国晚期的近千年间，汉字和书法均取得了蜕变式发展。不仅文字的应用以及载体、材质都呈现出多样化的拓展，书写技巧与风格也趋向成熟。后世将这一时期的字体统称为大篆。商周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青铜器制造的繁荣阶段。当时的统治阶层为了显示自身拥有的权势和富有，铸造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商周青铜器的品种样式繁多，基本可以分为用作祭祀的礼器、实用的乐器、兵器以及生活用具等几大类。每遇盛大庆典活动，王者不仅要铸造专门的器物，并且往往还要在器物上刻铸相应的铭文，记述战争、赏赐、田猎、祭祀等事件。后人将这类铭文统称为金文或钟鼎文。商代的青铜器铭文一般字数较少，只是简单的族徽或人名。进入西周以后，铜器铭文字数很快增多。例如著名的大孟鼎、毛公鼎、散氏盤、墙盤等器物上，铭文都长达数百字。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字型结构比甲骨文更加完善和复杂。由于铸造的关系，金文的点画更显圆润饱满，布局则均衡稳妥，同时书写水平与铸造技巧也十分精湛。由于这些器物大都用于庄重肃穆的场合，所以铭文也多具有雍容典雅的风格气息。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使用文字与熟悉礼制、音乐、骑射一样，都是贵族必须掌握的技能，也是官方教育的主要课程之一。这对书法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所以尽管青铜器铭文的制作要经过书写刻划和铸造等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但最终的效果仍然保留了明显的书写痕迹，乃至书写者的个人风格。这些作品有的刚健雄浑，有的恣肆生动，有的整齐端正，有的错落参差，不仅全面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的书法风貌，更使人对制作者驾驭和塑造文字的高超技艺与良苦匠心赞叹不已。

泰山钟鼎文的出土文物不乏其例。清道光、咸丰年间，新泰出土一批杞国青铜器，均有铭文。其中鼎的铭文为：“杞伯每匕（亡）作邾曹宝鼎子子孙孙永宝”，金文字体为大篆。1965年，泰山西麓今肥城市潮泉镇小王庄出土的西周晚期成组青铜器，现存山东省博物馆。其中的陈侯壶铸有13字铭文，可视为标准的大篆字体。另外，还有一桩遂公盨的谜案，源头也在泰山地区。现存北京保利博物馆的遂公盨，铸有98字大篆铭文，记颂了大禹治水的功德，由保利集团出巨资从境外购回。这件稀世青铜器虽然存疑，但却得到了李学勤等著名史学家的认可。学界公认，遂公盨系遂国公所铸礼器。遂国是西周初年重封的舜帝后裔方国，妫姓，为鲁国附庸，后被齐国所灭，旧都在今泰山西麓肥城市安临站镇境内，今有燧台遗址佐证。遂公盨流转的最大可能，是遂国灭亡后被遗民携走他乡，在奔命的过程中遗失民间。遂公盨的回归，证实钟鼎文早在西周初年就已经在泰山地区出现。

总之，大量青铜器的再现，证实这个时期大篆体的成熟和普遍应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争霸，各自为政，文字的结构与书法风格都随之呈现出不同的地域差别，如延续西周书风的秦国、以楚国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各国、以齐国为代表的山东诸国，在文字的使用上都形成了自成一派的独特风格。与此同时，文字的载体也进一步扩展，除了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外，丝帛、竹简、石头都被用来当作书写或铸刻文字的材料。这些书迹因材质手法的不同而效果各异，反映了这一时期书法风格的丰富多彩。与西周时期相比，春秋战国的金文大都精细工整，字形的变化也更加活泼多样。其中，楚国系统的金文不仅点画纤细精巧，而且还往往在笔划中添加龙鸟虫鱼等装饰形象，形成了新奇别致的鸟虫书体。在墨迹方面，湖南出土的战国帛书、楚简，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均系时人手写的原迹，尽管因地域差别而风格有所不同，但都能做到用笔娴熟灵动、结体严谨准确、风格稳定而有规律，显示出很高的技巧水平。清咸丰四年（1854），泰山地区的新泰出土一批“杞白（伯）”古铜器，经专家鉴定，系春秋杞国东迁新泰时所制，铭文亦为大篆体，堪称这个时期的代表作。(www.chuimin.cn)

在战国时期缤纷多样的书法风格中，秦国书迹延续了西周严谨的正统书风。秦国文字中，最著名的作品首推石鼓文，其内容是10首记述秦王田猎活动、歌颂其功绩的四言诗，因镌刻在10块鼓形花岗岩石上而得名。石鼓文的笔划均匀流畅、笔力劲健，字形结构端庄均衡、体势稳妥，表现出一种典雅雍容的风范，充分展示了作者深厚的技巧功力以及成熟的审美修养，从而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

从西周到战国，伴随着文字应用不断普及和制作手法的不断丰富，人们对作品效果的追求也更加自觉。而风格的多样化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利用书法活动来满足审美需要，将汉字的实用性与艺术价值结合在一起，使书法成为这一时期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集权的秦朝。秦朝开国之初，立即颁布了一系列统一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书同文字”，废除与秦国字体不相符合的六国字体，将原有的秦国字体加以规范整理，作为新的标准字体。这一措施，规范了当时“文字易形、言语异声”的形势，有利于推行统一的文化政策，增强人们对大秦帝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后人将秦国统一的标准字体称为小篆，亦称秦篆，而将此前的所有字体统称为大篆。据史书记载，整理和制定标准小篆字体的工作是由秦朝丞相李斯主持的，所以后人便将李斯视为擅长篆书的书法名家，因此名列书史。由此可知，《秦泰山刻石》出自李斯之手的考证，并非空穴来风。

在秦代，小篆字体主要使用在正规庄重的场合，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为秦始皇歌颂功德的刻石文字。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巡游各地，先后在山东、河北和浙江等六处刻石记述自己的功业。时至今日，秦代刻石绝大部分都已毁灭，仅存的泰山刻石和瑯玡刻石两块残碑，字迹也都模糊难辨，不过依靠保存下来的早期拓本，仍然可以领略到秦朝小篆的风格面貌与技巧特征。除了这些刻石以外，还有一些出土的秦朝诏版、权量等器物上也刻有小篆书写的文字。这类字迹不像刻石那样工整严谨，笔画相对随意草率，字形也大小各异、错落排列。这种面目，是小篆在当时日常生活中应用情况的真实反映，从审美角度看，别有一种自然、朴实和稚拙的趣味，成为书法风格中一个特殊的类型。

统一的秦朝虽然只存在了短短15年，然而它的文字政策与书法标准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承秦制，继续沿用了秦朝许多制度。在书法上，汉朝以新兴的隶书作为标准字体，但小篆仍然作为一种装饰字体被广泛应用于肃穆场所，而且在使用中得到新的发展。汉代篆书主要用于碑刻，著名的篆书碑刻有《袁安表》《袁敞碑》等，其字体风格与书写技法在继承了秦代小篆传统的基础上，更突出了毛笔书写所特有的流畅与节奏感，风格严谨而成熟。汉代大量隶书的碑刻中，绝大多数的碑铭、题额都是用篆书字体书写，汉碑题额的字数或多或少，位置也大小不一，通常在书写时根据具体情况对字形作修饰改造，有的削减笔画，有的增加曲折，有的将字形穿插交错，形如图案，有的则从容婉转，如手写原迹。这些碑额的多变手法及其效果，表明汉代书家对篆书的理解与运用能力都比以前有新的提高。

作为一种装饰性的字体，汉代篆书在应用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明显的美术化趋势，如甘肃出土的张掖《都尉棨信》和武威张伯升《柩铭》，均系书写在丝麻织物上的原迹。书写者在保持运笔轻松流畅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笔画曲折延伸，使字形变得方正饱满。此外，大量的汉代瓦当则是将少则一两字、多则十几字的内容，通过精心的设计，安排在圆形空间内，使文字的变形改造与装饰处理手段奇趣横生、层出不穷，让原本工整严谨的篆书字形焕发出令人惊叹的艺术魅力。

汉代以后，由于字体的变迁，篆书的实用功能日益萎缩，人们对篆书结构逐渐生疏，书写水平也逐渐衰微。然而，篆字作为书法艺术，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依然有书家研习小篆书法，弘扬它的艺术魅力。

泰山文化举要：秦泰山刻石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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