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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阳田:齐鲁文化的孕育与融合

【摘要】:由于汶阳田长期属于鲁国领土,士人和民众自然深受鲁国传统文化熏染。由于鲁国文化直承周礼,故鲁国享有“礼仪之邦”美誉。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会盟”时,孔子和晏婴又发生了文化对决,最终鲁文化取胜,迫使齐国归还了汶阳田。而两国朝野人士的往复,均须途经汶阳田,或在汶阳田举行,使不同文化在此地汇聚,在相互碰撞磨合的过程中,起到了彼此借鉴、取长补短的交流作用,从而在汶阳田率先融合为“仁智合一”的齐鲁文化。

在农耕社会,汶阳田之所以重要,是由当时深刻的社会需求决定的,而这种需求催生了最早的农耕模式,孕育了优良的文明风尚,融合为仁智型文化形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其一,汶阳田催生农耕社会的典型模式。农耕民族不同于渔猎民族,他们聚族而居,重农抑商,恋土轻离,衣食住行用均依赖经营田地,收获丰薄取决于付出的多寡。因而土地的肥瘠、水源的丰枯、气候的优劣,决定着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影响着他们的精神面貌和风俗习惯。由于汶阳田自然条件优越,远古时期就有先民在此聚族而居,开发土地,繁衍生息。《史记·货殖列传》载:鲁国境内“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鲁好农而重民。”而好农重民则是统治者赖以维持政权的基础。《尚书·夏书》所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阐述的就是民为国本的道理,而农耕社会的民之本又是土地,所以统治者治民,最关心土地问题。所渭“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国语·鲁语上》),就是想办法让农人安于土地,辛勤耕作,不误农时,争取丰产丰收,确保国家赋税有增无减。《孟子·梁惠王上》对这种农耕模式中的农人生活情景,作了如下描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须发花白老人)不负载于道路矣。”有了如此田园生活,整个社会才会出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年饱,凶年免于死亡”(同上书)的局面。诚然,这只是孟子对农人小康生活的理想设计,但也反映了广大农民追求安居乐业的期望,代表了当时农人共同的文化心理诉求。在这种理想驱动下,汶阳田居民养成了热爱家乡、惜土如金、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精神,一直延续至今。

其二,汶阳田孕育优良的文明风尚。由于汶阳田长期属于鲁国领土,士人和民众自然深受鲁国传统文化熏染。由于鲁国文化直承周礼,故鲁国享有“礼仪之邦”美誉。《论语·八佾》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回答:“这是个大问题!礼如果只是囿于形式,那么与其奢侈,还不如节俭;丧事内容,与其事事做得很完备,还不如心中拥有真正的悲哀。”这段孔子言论记述,虽然仅局限于形而下的感情梳理,但却反映了儒家创始人的礼本思想。司马迁称鲁人“有周公之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民“俭啬,畏罪远邪”(《史记·货殖列传》),说明鲁国上下盛行尚礼节俭、守法遵制的风气。《庄子·胠箧》载有“鲁薄酒而邯郸围”故事[4],证实直到战国末期,鲁国国君仍能奉行节俭传统。上行下效,汶阳田民众自然倡行文明节俭之风。今天的肥城、宁阳汶阳田一带的居民,依然流行《仪礼》中的“乡饮酒礼”,其“酒”并非珍贵,仅为“敬老尊是非曲直”(《清史稿·礼志八》)而已。民众沿袭热情好客、文明礼貌、勤俭持家、诚厚笃实、敬畏法纪等优良传统,铸就了汶阳田的君子文化。今肥城境属于汶阳田范畴,春秋时期深受孔子弟子左丘明、冉耕、有若等先贤的深度影响,形成延绵不绝的君子之风。《水经注》卷二十四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焉。”孔子适齐路过肥邑(今肥城境内)时,称赞左丘明为君子。康熙十一年(1672) 《肥城县志》收录元侍读学士李谦《肇建庙学记》一文,在叙述文庙修建的缘由、过程、 目的的同时,称赞肥城“密迩邹鲁,有孔孟遗风。前史谓其人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人风烈”。清代著名学者、唐仲冕之子唐鉴在《蛇邱刘氏谱序》中也说:“余往来汶泗间,见夫行让路、耕让畔,壶飨间带,偏(遍)于道途,未尝不欢。圣贤过化之地,其礼犹存也。”亘古以来,肥城素有“君子之邑”的美誉,历代仁人志士、贤达学人尽显谦谦君子的儒雅风范和道德光辉。凡是从肥城走出去的文臣武将均能精忠报国、留芳后世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间则善意暖流,和谐相处,风尚淳朴,性情敦厚,温良恭俭让,多有扶危济困之义举,救苦救难之德行。时至今日,肥城的文明风尚依然盛行不衰,并不断得以发扬光大。

其三,汶阳田融合齐鲁思想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鲁学和以管晏为代表的齐学,是齐鲁两国各自的思想体系,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要来源。鲁学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仁者型思想,讲求仁德忠孝,具有单一性、守常性特点,其民俗好儒善学,崇尚礼义,注重廉耻。而齐国则是建立在工商经济基础之上的智者型思想,讲求功利实用,具有兼容性、变通性特点,其民俗“阔达多匿智”(《史记·齐太公世家》),“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史记·货殖列传》)。这两种思想体系起初是相互冲突的,甚至针锋相对,冰火两重天。公元前517年鲁昭公被季氏所逼,逃亡齐国避难,孔子也去鲁适齐。齐景公赞赏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政在节财”的治国思想,本来打算对孔子授官封邑,但被齐相晏婴阻止,使孔子遭遇冷落。晏婴之所以这么做,并非出自个人恩怨,而是齐鲁文化不能兼容所致。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会盟”时,孔子和晏婴又发生了文化对决,最终鲁文化取胜,迫使齐国归还了汶阳田。后继大儒孟子步孔子后尘,对齐文化也采取蔑视态度,曾与稷下先生淳于髡、宋钘等激烈论战,而孟子本人亦因两国文化差异未得到齐侯实权重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文化不能兼容。由于齐鲁两国南北毗邻,在男婚女嫁、会盟缔约、君臣互访、使者往来、商贾贸易、学者交流、民间交往和战争攻伐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融合。而两国朝野人士的往复,均须途经汶阳田,或在汶阳田举行,使不同文化在此地汇聚,在相互碰撞磨合的过程中,起到了彼此借鉴、取长补短的交流作用,从而在汶阳田率先融合为“仁智合一”的齐鲁文化。齐鲁文化交融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影响巨大而深远。纵观历史,汶阳田涌现的历代仁人志士,无一不是齐鲁文化的承载者和光大者。

主要参考文献

何敬鹏主编:《肥城文化通览》,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www.chuimin.cn)

【注释】

[1]指刚县,治所今宁阳县东北堽城镇境内。

[2]《集解》徐广曰:“一作‘诸川’。”

[3]马克思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

[4]故事说,楚宣王会见诸侯,鲁共公后到并且酒很淡薄,楚宣王甚怒。共公说,我是周公之后,勋在王室,给你送酒已经是有失礼节和身份的事了,你还指责酒薄,不要太过分了,于是不辞而归。楚宣王于是发兵与齐攻鲁。在这之前,魏国的梁惠王一直想进攻赵国,但却畏惧楚国趁虚而入,这次楚国发兵攻鲁,不再担心被人背后下手,于是放心大胆地发兵包围邯郸,赵国因为鲁国的酒薄不明不白地做了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