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举要：地位、抬升与影响

虽然说“东岳”系道教圣地，但是泰山信仰并非完全属于道教，应该说它是宗法性传统宗教、正统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综合体。鄙见以为泰山信仰及其宗教活动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山岳崇拜以及由此产生的东岳大帝、泰山石敢当信仰等；二是帝王封禅等敬天礼地活动以及与之有关的青帝等信仰；三是蒿里山阴曹地府信仰和由此演变而来的“托司”、“压枝（子）”民俗；四是道教洞天福地和神仙信仰，如东岳太灵苍元司命真君、成兴公真人、碧霞元君等。其中碧霞元君信仰是泰山信仰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碧霞元君信仰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几乎整合了所有的泰山神灵崇拜，最终被抬升到了主神地位。

碧霞元君信仰地位的确立，是由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基础决定的。 《礼记·祭法》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其中主要包括各民族的祖先神、圣贤英杰、各行业的祖师和保护神，甚至各家族的先祖等等。碧霞元君当属有功于民的祖先圣贤之神。“有功于民则祀之”，是道教祭祀的一条准则。“元君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对碧霞元君的信仰， 自始至今都表现为道教尊奉、帝王祭祀和百姓朝拜三个层面。同封禅大典和国家秩祀泰山神相比，似乎碧霞元君信仰对国家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宋、金、元、明、清历朝帝王皇室的崇奉，则对碧霞元君信仰在社会各阶层的迅速传播起着强力推助作用，可谓辐射四海，影响深远。与泰山神信仰相比，东岳大帝始终属于国家祀典，只有天子、帝王才有资格祭祀，而碧霞元君则不然，她慈祥端庄，和蔼可亲，母爱融融，能够护国佑民灵应九州，无论帝王，还是百姓，都把元君当做保护神朝拜祭祀。民国之后，国家祭典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而结束，东岳大帝的地位再次下降，泰山的宗教活动主要就是香客朝山进香拜祭碧霞元君了。这一过程，反映了朝廷与民间对元君主祀权的争夺，最后以民间取胜而约定成俗。明清时期民间宗教、民间信仰蓬勃发展，东岳大帝因享有国家宗法性宗教祭祀中的崇高地位，不可能与民间宗教走到一起，而碧霞元君的“慈母”形象和其信仰广泛的群众基础则易与民间宗教沟通，从而使碧霞元君信仰与民间信仰发生了紧密联系。由此可见，元君信仰的民间性，是其影响深入广泛的坚实基础。

证实碧霞元君信仰具有坚实民众基础的现象，当属“天仙照鉴”玉印的历劫不泯。古时，此印只有碧霞祠住持道人掌之珍藏，秘而不传。直至清乾隆五年（1740）六月二十四日祠遭火灾时，唯“玉印”神奇地躲过了一劫，方可面世。清代学者唐仲冕在其编著的《岱览》卷九《岱顶碧霞元君祠》中记云：“以庚申（1740）庙火，铜铁融烁为液，而秦篆石乃毁于儓 棴工役之手，惟玉印独完。玉印，传自祥符时与玉像并制，文篆‘天仙照鉴’，螭纽绀色，从煨烬得之，一角少损。”《古玉图谱》亦称：“碧霞祠旧有玉印，文曰‘天仙照鉴’。……乾隆庚申，祠毁于火，前代碑刻如秦相二十九字俱经亡失，此印出诸煨烬，完好如故，有呵护之者。”玉印历此劫后，为妥善保存，官府改庋于县库中。清嘉庆五年（1800）诗人陈文述登临泰山时，曾诣库鉴赏，有感于碧霞玺印这段传奇经历，赋《天仙照鉴玉印歌》一诗，其中吟道：“劫火昆冈焚不得，依然寸夺芙蓉色。试看沉檀宝匣中，一拳分得仙霞碧。乞得朱文玉一方，灵飞珍重夜焚香。眼前岂独仙凡隔，肘后纶金我未黄。”^[6]清道光八年（1829）泰安知县徐宗干为此事而刻石立碑，今残碑嵌于岱庙汉柏院东墙南首。碑文中云：“山顶碧霞祠旧有玉印，印重九十四两，高二十二分，上有狮纽，连座高四寸八分……乾隆庚申祠毁于火，移贮县库。道光辛巳（1821），县署灾，复出诸煨烬，终无磨灭，都人士……可以辟邪，争铃印焉，久将漫漶不可识，爰摹勒于石，而系以铭：有灵在天，无欲则仙。照尔善恶，鉴尔蚩妍。山精木魅，不敢向前。呼之云雨，泰山之巅。”铭文之上刻玉印一方，长宽约11厘米，叠篆刻“天仙照鉴”。碑之左半部，分别用隶书小字与大字书写的两篇“玉印考”。其中载：右印或以为秦时物，或以为宋真宗时物。《文献通考》云“玉女祠侧有石像，真宗东封易以玉”，此当为大中祥符时赐物……2014年5月16日，农历四月十八，传说中的碧霞元君诞辰日，在泰山碧霞祠举行了隆重的碧霞元君“天仙照鉴”重刻相赠仪式。在这之前的东岳庙会开幕之日，还向台湾同胞相赠“天仙照鉴”玉印一枚。两印由泰安市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组织镌刻，并由会长李金明亲手相赠，再现了玉印的昔日风采。泰山女神玉玺的历劫不泯和华丽现身，印证了碧霞元君信仰的固若磐石，不可撼动。

那么，泰山女神的地位是怎样被抬升的呢？

其一，是其主生信仰具体化的结果。古代阴阳五行学说认为泰山是阴阳交替、万物发育的地方。秦汉“四帝”、“五帝”信仰中都有“青帝”，青帝主生，司春，主东方。古时泰山供奉青帝（宋真宗加青帝懿号“青帝广生帝君”），山上岱顶和山下金山之阳均建有青帝宫，其中供奉的青帝神像就代表着信众心目中的主生思想。碧霞元君信仰兴起后，很自然地与妇女问题结合在了一起，形成具体的生儿育女观念。碧霞元君以慈母形象出现，很自然地得到民众认可，所以广受欢迎，深得人心，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尊奉的女神。由于碧霞元君更有资格行使主生职司，从而使青帝神的影响逐步衰微，导致泰山地区青帝信仰渐行淡漠，道观相继倾圮，最终退出了泰山神位。当历史的脚步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后，碧霞元君的神职功能在民众的强力推动下，终于发展到能够满足人间与主生有关的所有愿望的女神，从此走向泰山主神的地位。

其二，是皇家祭祀引导的结果。入明之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大兴，并由民间而渐及宫廷。内廷不断下诏发帑重修岱顶昭真观；明宪宗“遣廷臣以祀方岳，又时命中贵有事于（昭真）祠”（明·尹龙《重修泰山顶庙记》），开启了皇家致祭碧霞元君的先例；成化十九年（1483）重修昭真祠后，宪宗赐额为“碧霞灵应宫”。明武宗嗣位伊始，便接受了碧霞元君的信仰，遣使致祭。其《御制碧霞元君告文碑》（原立天书观，今存灵应宫）中称：“维正德二年岁次丁卯闰正月乙已朔越十一日乙卯，皇帝谨遣御马监太监苗逵致祭于碧霞元君曰：懿德含弘，仁慈光霈，佑苍生于寿域，故群品以霑依，兹因眇躬，偶爽调摄，敬祈圣力，永佑康宁。特以香帛，用伸告祭。益彰灵应，福佑家邦。谨告。”此后又征收香税，此举除了敛聚民财的考虑外，另一方面也等于认可了碧霞元君国家正祀的地位。明武宗登基后为躲开反对者的阻挠，曾于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乙酉日，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涛”的托名发出特别谕旨，到泰安“尊奉圣像”，亲祭碧霞元君。此行虽未如愿，但皇帝的举动无疑为抬升泰山女神地位发挥了引导作用。

其三，是封禅制度不断转化的结果。帝王封禅必于泰山，是由泰山乃“万物之始，交代之处”的理念所致。《博物志》云泰山“为天帝之孙”，其地位可谓显赫无比。东岳大帝主死，碧霞元君主生，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封禅制的不断转变，“盖由柴望一变为封禅，由封禅再变为神仙”（乾隆帝御制《重修岱庙碑记》），从而出现了“礼岱者皆祷于泰山娘娘祠庙，而弗旅于岱神久矣”（福格：《听雨丛谈》卷七）的局面。封建帝制瓦解后，皇家的封禅祭祀活动同时废止，被帝王推崇的泰山神东岳大帝不可避免地受到民众冷落，其尊贵地位被碧霞元君取代势在必然。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知识的逐渐普及和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科学知识的启蒙，人们不再相信冥界治鬼一说，更关心是如何消除在社会进步中遇到的种种困惑。这样以来，人们就会把解决前进中难题的希望寄托于无所不能的泰山女神，无形中抬升了碧霞元君的神圣地位。

其四，是政策导向和民众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民众广泛参与朝拜泰山女神始于明代，表面上看是民间文化现象的复归，但这种原始女神崇拜再现的原因，则是政策导向和民众诉求的共同作用。在对待宗教方面，明王朝对佛、道二教实行了抑制与利用并举的政策，统治者既想阻断宗教组织嬗变为政治组织的各种可能，又想利用释、道维护其社会秩序。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官方加大了对佛、道二教的干预，从而使佛、道二教蜕化为既缺乏精神上的创新追求、又日益与广大信众脱离的衰微颓势，其社会功能难以施展。于是，这一缺撼转由民间宗教承担。在这种政策环境中，作为世俗化的碧霞元君信仰就趁虚而入、乘势而起了。在民众诉求方面，人民对日趋贪腐的明代封建统治集团失去了信心，而在中国北方又遭遇连年不断的水旱蝗灾，天灾人祸使广大人民群众无力自救，常常处于水深火热、甚至易子而食的惨境。在泰山地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查志隆《岱史》卷十四记载：明嘉靖八年（1529）泰安蝗、九年又蝗；十六年泰安大水、三十年泰安水，“溺死者众”；三十一年“泰山饥民相夺，行旅不通”，三十三年“泰山大饥饿，饿莩枕藉，民多取其肉食之”。然而，这个时期的佛教神灵却高高在上，虚无缥缈，不着边际，僧侣沉湎于晨钟暮鼓，忙于交结权贵，无视百姓疾苦，完全丧失了佛家的人文关怀精神；而道教更是热衷出入官府，攀龙附凤，一切按官家意志行事，道观中的神塑从玉皇大帝到城隍土地，犹如威严的封建皇帝和各级冷酷的官吏，道士们只关心道观的兴衰，无人问津民间疾苦。孤苦无靠的民众需要生存，需要关爱，需要精神寄托，在不能指望正统宗教的情况下，泰山女神很自然地就成为慰藉他们痛苦心灵的慈母。明万历八年（1580）山东巡抚何起鸣登上泰山之巅，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岱史》卷九《巡抚都御史何起鸣宣谕》）。这是民众信仰真情表达的生动描述。正是广大群众这种对碧霞元君的虔诚崇拜，才树立了泰山女神在民众信仰中的崇高地位。

其五，是广大民众心仪向往的结果。在泰山女神地位不断抬升的过程中，民间广泛流行各种版本的碧霞元君与玉皇大帝、如来佛爷争占泰山的神话故事。其中之一说，很能代表民众的普遍心愿：泰山老奶奶虽为女流，跑得虽然不如玉皇、佛爷快，但略施计谋，反而成了胜利者。玉皇、佛爷败下阵来却不服输，赌气将泰山顶上的树木拔光。^[7]这则故事的表面意思是解释泰山之巅不长树的原因，如果探讨其深层意蕴，就不难看出强烈的信仰意识倾向于“一边倒”，即泰山不是道教的，也不是佛教的，而是碧霞元君的，是万民信仰的泰山女神的。这说明碧霞元君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是独立的女神，独立行使施恩泽惠的权力，不受任何宗教约束，也不限于宗教界的祀礼。碧霞元君只有处于这样的特立独行神位，才能普惠天下，受到宗教内外所有人的崇祀。这是大众化神灵信仰的反映，也是元君庙遍布全国各地、至今兴盛不衰的真正原因。其背后展示的，是众望所归的民众力量势不可挡，不可逆转。

泰山女神在民间产生广泛影响兴起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清代民间碧霞元君信仰，在明代中后期全国各地纷纷兴建元君庙基础上更加普及，进一步世俗化。仅泰山，碧霞元君道观就有上、中、下三处：上观为泰山顶的碧霞祠，旧称玉女祠、昭真祠、昭真观，多数文献记载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中观为泰山红门宫西院，创建年代无考；下观为泰安城中灵山大街中段的灵应宫，始创年代不祥，明万历年间奉旨拓建。除以上三观外，泰山周边还有众多的碧霞元君行宫，以便信众就近奉祀祈福。清乾隆年间戏剧作家韩锡胙在《元君记》中云，到泰山朝山进香的信众，“自京师以南，河淮以北，男妇日千万人，奉牲牢币喃喃泥首”，信仰之盛可见一斑。由于碧霞元君信仰影响巨大，其行宫遍布现在的山东、河北、北京、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福建、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均有分布。据不完全统计，上述省份共建有碧霞元君祠观一千余处，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山东、河北两省，各自都在300处以上。^[8]其实，这些数字仅限于可查的文献资料，实际数字远大于此。民国时期冯玉祥将军在《读春秋左传札记》中就曾说过：全国20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泰山行宫”（即元君庙）。

碧霞元君道观在各地的名称也不尽相同，已知的有：碧霞元君行宫、碧霞元君行祠、碧霞元君祠、碧霞元君宫、碧霞元君观、碧霞元君殿、碧霞元君圣母庙、碧霞宫、碧霞庵、碧霞阁、碧霞观、元君圣母庙、圣母庙、子孙圣母庙、元君行宫、元君庙、娘娘庙、子孙娘娘庙、娘娘行宫、奶奶庙、天仙宫、天仙行宫、天仙圣母行宫、天仙圣母祠、行宫庙、天仙庙、东岳天仙庙、东岱圣母行宫、泰山庙、泰山宫、泰山阁、泰山庵、泰山殿、泰山行宫、泰山元君行宫、泰山行祠、泰山碧霞宫、泰山神母宫、泰山圣母庙、泰山圣母宫、泰山圣母祠、泰山圣母行宫、泰山圣母行祠、九天圣母庙、元圣庙、元女庙、护国天仙庙、圣姑寺、神州庙、泰安宫等，共50种别称。称谓虽然不同，但信仰的主旨却万变不离其宗。

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都城，奉祀碧霞元君的盛况具有代表性。据民国学者许道龄编纂《北平庙宇通检》一书统计，今北京地区拥有碧霞元君道观多达27处。明代北京地区的碧霞元君以涿州的娘娘庙为最盛。这里是内宫常去进香之地，对于影响、带动民间信客的趋之若鹜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末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记述：“涿州去京师百余里。其涿君娘娘，宫中咸敬之，中宫进香者络绎。”明人沈榜任顺天（相当于今北京市，当时辖24县）知府时，在所撰《宛署杂记》卷十七也载：“俗传四月八日娘娘降生，妇人难子者宜以是日乞灵，滥觞遂至倾城妇女无长少竞往游之，各携酒果音乐，杂坐河之两岸，或解裙系柳为围，桩点红绿，千态万状，至暮乃罢。”民俗与道教节日相结合，既满足了宗教需要，又满足了娱乐要求，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至今，这种民俗仍然沿袭民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逮至清代，北京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碑刻等资料显示，不少满人也纷纷加入崇奉队伍，成为碧霞元君的忠实信徒。

北京娘娘庙旧有“五顶”之说，清初孙承泽在所撰《天府广记》卷三十八载：“碧霞元君庙在城外东南弘仁桥，成化时建。弘仁桥元时呼为马驹桥。都人最重元君祠，其在麦庄桥北者曰西顶，在草桥者曰中顶，在东直门外者曰北顶。又西直门高梁桥北亦有祠，每月朔望，士女云集。”同书《寺庙》又记：“京都有碧霞元君庙五处，香客云集，烟雾终日缭绕；都人最重元君祠，每月初一和十五，士女云集。”元君之祀以四月为盛，《天咫偶闻》记京师妙峰山下碧霞元君祠，俗称娘娘顶，香火之盛闻天下：“岁以四月朔开山，至二十八日封山，环畿三百里间，奔走络绎，方轨叠迹， 日夜不止。”京都如此，其他各地元君庙兴盛景况亦可想而知。随着元君信仰越来越世俗化，元君圣诞庙会也演化为万众参与的民俗节日。碧霞元君上庙泰山碧霞祠及各地泰山行宫，每年元君圣诞前后均有不同规模的庙会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也受到了泰山神衹的影响，不仅将东岳庙虚构为“太虚幻境”，还将碧霞元君作为警幻女神的原型加以描写。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以其独有的“文心匠意”，对此作了巧妙解析。他在《新红学——新国学》一文中写道：

太虚幻境是中华古代山川民俗神祀信仰中的一处重要女神之所在，有其古代文化来历， 与洋主义无关。其实际如何呢？多看点儿中国书就找到“警幻仙姑”的“出典” 了：《太平广记》收录一则古话记载，说华山的女神叫做“太虚元君”，天下女子之得道者皆归之；而泰山女神叫做“碧霞元君”，北京元代古庙即东岳庙，供奉天齐大帝与碧霞元君，庙前一座石牌坊，正殿旁两厢环抱“七十二司”，后有元君的寝宫专殿， 内塑百多位侍女，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这一切又即是雪芹创造“太虚幻境”的蓝本草图——他将东岳、西岳二大女神元君“组合”而加以运化。元君管领天下女子，是“得道”，而警幻则所管领的却是“情痴情种”之流。它的思想来源不在西方，是我中华古土。^[9]

他在《红楼小讲》一书中又说：

今之读《红楼梦》者，见“太虚幻境” 四字，便只知向“虚幻”字面去认字义，而不知更须向字里去寻涵蕴。《太平广记》卷五十六，记云：“西王母中，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虚九光龟台金母元君。乃西华之至妙，洞所之极尊。……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隶焉。”此则雪芹文心匠意之运化，有取于一切女子皆隶属于“太虚……元君”之司掌，痕迹宛然可按。……而且西部女神金母，尊号“元君”，而东部女神碧霞，也号“元君”，二者的组合联想，就生发出一位“警幻”仙子来。^[10]

由此可见，泰山女神在文学巨匠曹雪芹的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同时也说明碧霞元君在有清一代的深远影响。

在早期碧霞元君圣诞日的民间认同上，有农历正月十五、三月十五、四月初八、四月十八四种说法，后面三种说法较为常见。到明代中期，出现了民间宗教宝卷《玉女卷》，其中介绍元君身世时说，元君前身石玉叶，“中元七年甲子四月十八子时生”。后来，各种道经均沿用这一说法，成为公认的娘娘诞辰日。到了清代，这一日期被朝廷认定为法定神诞，在康熙朝敕编的《御定月令辑要》中，将“四月十八”标为“碧霞元君诞”。乾隆二十四年（1759）皇帝发布诏书，确定此后每年的这一天，皆派御前侍卫代替皇帝到泰山祭祀碧霞元君，由此开启了历史上的遣官致祭泰山圣母的朝廷定制，史称“封山大典”。每逢这一天，官方不仅要把山上的香客驱赶一空，而且与此无关的僧道和居民也要被“请”下山去躲避。封山时间一开始定为3天，后来延长到5天。这样以来，广大信客就失去了朝觐元君的机会。(www.chuimin.cn)

碧霞元君信仰本来起自民间，被大众视为母亲神， 自发地组成各种香会，为女神举行圣诞庆典。而皇家为了一己之私，采取封山措施，严禁百姓进山叩拜女神，从而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但在专制社会，草根阶层无力与强权政治抗衡，敢怒不敢言，于是将农历三月十五元君的换袍日改为诞辰日，以便错开霸道官家的封山时段，顺利完成膜拜心愿。如此，就形成了民祀三月十五、官祭四月十八的格局。封建社会终结后，官祭退出历史舞台，民祀依然沿袭三月十五，至今未曾变更，而且每年农历四月十八的泰山庙会，也提前到了三月十五。由此可见民心所向的无穷力量以及元君信仰的巨大影响。每逢这一天，登临山顶“碧霞元君祠”和南麓小泰山、城中灵应宫的香客总是络绎不绝，摩肩接踵，形成潮涌般的朝拜洪流。除三月十五元君诞辰日外，每年的春节从除夕之夜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都有来自泰山脚下乃至全国各地的香客登临泰山，在碧霞祠上香、许愿、还愿，形成另一道热闹风景。即便平时，登岱者大多心怀各种祈愿，到碧霞祠朝拜一番，以图泰山女神的护佑，心想事成。如今，碧霞元君已经完全褪去了宗教色彩，成为万众敬仰的一位慈悲圣母。

概言之，碧霞元君信仰，是泰山及其周边地区的地方民间宗教，带有原始宗教的特点，由泰山道教文化演变而来，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经民间巨大力量的擎举，上升为至高无上的主神地位，从而产生广泛影响。在营建和谐心理、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碧霞元君信仰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这一文化现象，不仅在中国宗教史上享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主要参考文献：

刘慧著：《泰山宗教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麻天祥、姚彬彬、沈庭著：《中国宗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田承军撰：《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之一：道教元君万能之神》，载2014年3月21日《泰安日报·金周刊》第3版。《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之二：三百行宫遍九州》，载2014年4月1日《泰安日报·金周刊》第5版。

【注释】

[1]参见《泰山〈碧霞护世弘济妙经〉铜钟》一文，《中国道教》杂志1994年第1期。

[2]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孙守道：《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载《文物》1986年第8期。

[3]《归藏》 已佚，《文选·祭颜光禄文》注引《归藏》 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神。”

[4]洪颐煊等编：《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 中华书局丛书集成本1985年版。

[5]何幼琦撰：《海经新探》，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何新著：《诸神的起源》，三联书店1986年版。

[6]［清］陈文述著：《颐道堂诗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第544页。

[7]陶阳等编：《泰山故事大观》，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

[8]田承军撰：《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之二：三百行官遍九州》，载2014年4月1日《泰安日报·金周刊》第5版。

[9]周汝昌撰：《新红学——新国学》，载《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第39页。

[10]周汝昌著：《红楼小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8～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