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帝王祭祀泰山形成惯例，泰山文化举要揭示

历史发展到西周、春秋、战国之际，泰山崇拜就由先人的天真进入哲人的思考，由简单的图画转换为精妙的著述。这些著述，为泰山祭祀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一，先王开创的祭祀先例，为后世帝君祭祀泰山提供了依据。从《史记·封禅书》引用《管子·封禅篇》内容可知，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首领就先后举行了对泰山的祭祀活动：“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山名。今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境内）；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山名，位置与云云山齐）；颛项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山名，今浙江绍兴市境内）；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今泰山南麓蒿里山）。皆受命然后得封禅。”由此可见，先秦帝王祭祀泰山已经形成惯例。凡是受命而王的最高统治者，条件具备后都必须举行祭祀典礼。

值得注意的是，《尚书·舜典》中关于舜帝祭祀山岳的记载，将泰山提升到了众岳之首的崇高位置。这段记载的大意说：正月的一个吉日，在尧的太庙举行禅让大典，舜继承了帝位。即位后，舜观察了北斗七星运行情况，列出七项政事。尔后又举行了祭天大典，向上天报告他继承帝位之事，他精诚地祭祀天地和四时，叩拜山川的诸神。并搜集了五种圭玉，择定吉月吉日，接受四方诸侯的朝见，把圭玉作信符颁发给他们。当年二月，舜到东方进行巡视，抵达泰山之后，祭祀了泰山；对于其余的山川，也按其地位的尊卑一一进行了祭祀；在这里，舜还接受了东方诸侯的朝见。尔后，他根据观察天象所得到的结果，确定春夏秋冬四时的月份和每月的天数，统一音律和度量衡，制定公侯朝见的贡品为赤、黑、白三种不同颜色丝质品，卿大夫的贡品是一只羊羔和一只生雁，士的贡品则是一只死野鸡。而五种信圭，等到朝见完毕后，仍然还给诸侯。五月，舜到南方巡视，抵达南岳后，也举行了祭祀，礼节跟祭祀泰山时一样。八月，舜到西方巡视，抵达西岳后，又举行了祭礼，礼节跟第一次东巡时一样。十一月，舜到北方巡视，礼节跟祭祀西岳时一样。出巡归来后，先到尧的太庙进行祭祀，祭品用的是一头牛。从此以后，舜帝每五年要出巡一次。诸侯分别在四岳朝见舜帝，向他报告自己的成绩，舜帝也要全面考察诸侯的施政得失，并把车马衣物赏赐给有功的诸侯。舜帝首次划定十二州的疆界，在十二州的名山上封土设坛，供祭祀之用，并疏通了河道……这段记述基本还原了舜帝嗣位部落联盟首领后举行的整套宗教仪式：首先祭祀上帝，接着祭祀六宗，即天宗日、月、星和地宗岱、河、海。岱即天下的大山，而大山之首就叫岱宗，由于舜首祭的是泰山，故泰山亦称岱宗，而且将泰山祭礼用于其他三岳，这就奠定了远古社会泰山在部落联盟首领心目中的尊贵地位。其实，虞舜“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的行为并不奇怪，因为他本身就是东夷人，长期活动在泰山脚下， 自然对岱宗崇敬有加，神往已久。

其二，哲人对泰山的景仰，为帝王祭祀泰山提供了依据。从西周到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繁荣期，著名的百家争鸣和他们的传世之作，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齐鲁两地成长而又对中国文化心态产生深刻影响的管仲、孔丘、孟轲等人，不仅崇拜泰山，而且对泰山进行了考察和研究。

从司马迁引用《管子》一书中的《封禅篇》可知，齐相管仲是先秦时期研究泰山封禅史的第一人，并深得其奥义。他坚决反对齐桓公封禅泰山的做法，即是这一史实的有力佐证。从管仲的言行看，泰山在他的文化视野里是无比崇高、极其神圣的，不容许不具备条件的诸侯王祭祀泰山。索据史料可知，齐桓公在管仲劝止下的罢封泰山，果然产生了积极影响，不论是继后的春秋霸主，还是战国时的争锋七雄，都没有祭祀泰山的鲁莽举动。可以说，管仲的作为，无形中推高了泰山的地位。

孔子生前登峰泰山、考察先王封禅礼仪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有文字记载，而且有大量遗存证实，对泰山景仰不已，怀有深厚感情。《论语·八佾》载：“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是说鲁国掌权的大夫季孙氏要祭泰山，孔子急忙去问在季氏家族当管家的学生冉求（字子有）：“你不能劝阻这件事吗？”冉求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哎呀！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懂礼吗？”这段记载，表达了孔子对祭祀泰山礼仪的高度重视和反对权臣乱礼的坚定态度。如果没有孔子的考察泰山，就不可能如此反应敏锐，言行如此激烈。在孔子编选的《诗经》中，《鲁颂·宫》一诗有“泰山岩岩，鲁邦所詹”之句，译为现代语就是“泰山岩岩多高峻，鲁人瞻仰把它尊”。据此可知，泰山在鲁人的心目中是无比雄伟高大的，值得仰慕推重。随着《诗经》的广泛传播，逐渐固化了泰山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可见，孔子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和人生价值观与泰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巍峨泰山，此时已成为世人普遍尊崇的高贵偶象。

《孟子·尽心上》载孟轲言：“孔子登东山^[1]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显而易见，“登泰山而小天下”一语，是孟轲转述孔丘的话。他转引此语是为比喻，重在“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后人将“游于圣门者难为言”淡化，强化泰山之高，登泰山则心胸开阔，心雄志壮，是流传中的变化。但是，不管人们对“登泰山而小天下”作何等理解，也不管人们赋予此语何种新的意蕴，作为孟轲本人，泰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文化意义是十分明确的，与孔子一样，对泰山是万分的钦敬。

管、孔、孟等前贤对泰山的推崇，代表了这个时期哲人们的共识，即由自然崇拜上升为神圣仰视。哲人的推崇，无疑成为后世帝王封禅泰山的理由之一。

其三，“五德终始说”的提出，为帝王封禅泰山提供了依据。构建帝王封祀泰山理论依据的，应当首推战国时期驺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驺衍将古代的阴阳五行说移植到社会领域，提出了“五德终始说”，认为列朝更替与五德终始相对应，后人解释为黄帝土德，禹木德，汤金德，周火德，秦水德。黄帝属土，夏禹属木，替代黄帝而兴，是木克土；商汤属金，代夏而起，是金克木；周属火，代商而立，是火克金；秦属水，代周而王，是水克火。这实际上是说历朝的更替是五行相生相克的自然流转，属于正常的现象。很明显，驺衍描述的只是一种抽去了社会本质的历史现象，然而听信驺衍之说的战国霸主们则心有灵犀，正合其争锋称雄意愿。

司马迁将驺衍与孔子、孟子、伯夷相比，以为孔孟的理论、行为与争霸者相悖，所以常常遭困，而驺衍的理论、行为与称雄者相顺，因而在齐、赵、梁（魏）、燕等国均受到礼遇和欢迎。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非常透彻地表达了驺衍五德终始说备受诸侯推崇的情景：

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官，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 岂如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驺衍之言虽不轨，倘亦有牛鼎之意乎？

驺衍之世，战国七雄平天下心切，顺其意则尊崇之，逆其意则冷落之。驺衍之说，恰好顺应了诸侯心愿，所以备受尊重。也就是说，五行之金、木、水、火、土，由反映自然万物的变化消长，转换成为权力更替的潜在规则，令称霸争雄的诸侯们心向往之，以为争霸有理，称王合道，至于事实上是否存在五德终始的运行规则，诸侯们是不予细究的。(www.chuimin.cn)

五德终始说的社会价值，是在天帝和帝王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但并没有解决天帝和人帝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重任，最终落在了方术之士的肩上。他们使用种种手段，不惜编造弥天谎言，播扬仙和人的关系、天帝和人帝的关系，说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为帝王封祀泰山提供了理论依据。秦皇汉武的东封，除宣扬文治武功的政治需要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方士们的诱导下为求仙不死而成行的。

封禅之说最先在齐国问世，这是被学界公认的事实。清代学者梁玉绳提出“三代以前无封禅，乃燕、齐方士所伪造”。^[2]现代史家顾颉刚吸收并深化这一观点，考证封禅之说最早“是从齐国鼓吹起来的”，其创造者便是为齐王朝服务的稷下先生们。^[3]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坏乐崩，文化中心逐渐东移。而此时齐国崛起海疆，经济繁荣，长期霸于诸侯，代周而王的政治雄心也由此在齐国统治者心中萌生。为此，历代齐王莫不尊贤重士、广揽雄才，一时“秦、齐二国东西并立，并无第三国可与抗衡。至于两国竞争，最后胜利谁属尚在不可知之数。在这种情形下，齐国人为齐国创造一种有利的宣传学说，是很自然的。于是产出这个以泰山为中心的封禅主义。”^[4]

其四，“天人合一”观念的形成，为帝王封祀泰山提供了依据。“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的，后被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而《易经》则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说明了人的地位之重要。质言之，就是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具体说，就是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与“天人之分”说相对立。所谓“天”，一种观点认为包含着如下内容：一为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二为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三为天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对象；四为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五为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天”就是“自然”的代表。“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

先秦儒家亦主张“天人合一”，《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代大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杂糅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加以详尽论证，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阴阳五行学说解释《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观念，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言称“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在董仲舒的语境中，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符天数，天人合一，于是以天命观论证君主权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所以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种学说，既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又为“受命于天”的易姓皇帝祭祀泰山提供了理论支持。

其五，“祥瑞说”的流行，为帝王祭祀泰山提供了依据。史家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给出了帝王封禅所必需的条件，即太平盛世或天降符瑞（即祥瑞），帝王在当政期间，只要具备二者任何一个条件即可封禅，但二者之间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应该是一种相互依附的关系。这一点，在《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的管仲制止齐桓公封禅泰山的史事中得到了印证：“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于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异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又在《封禅书》中引管仲言：“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 自恃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威望和功绩，执意封禅泰山，但在见识高远的管仲眼里，桓公还没有资格行此大礼，在劝谏不听的情况下，只得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为由制止。这段记载告诉人们，管仲以天下不太平、不统一为由的劝词尽管很充分，但不能遏止齐桓公封禅泰山的冲动，直到管仲亮出祥瑞未现这块挡箭牌，才吓退了雄心勃勃的齐桓公。由此可知，远在春秋初期，“天降祥瑞”就是封禅泰山的必备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封禅泰山就失去了合理性。

通常在史书中见到的祥瑞，除管仲例举的“黍禾为盛”、“一茅三脊”、“比目鱼”、“比翼鸟”、“凤凰”、“麒麟”、“嘉谷”外，常见的是显示平安吉祥的天相、物候，如天示祥云、地示佳木等等。若天示凶相，则是不祥之兆，不宜封禅。历代帝王均依祥瑞行事，不敢越雷池一步。秦皇汉武封禅泰山由于过于隐秘，正史记载不多。但秦皇封禅泰山遭受雷雨袭击则被儒士们屡屡诟病，大概与祥瑞不降有关。《史记·封禅书》载：“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禅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又记：“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戮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太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说的就是秦始皇封禅泰山登途遇雨、遭到儒生讥讽的史事。而汉武以五色土封坛，所谓“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史记·封禅书》），则被冠以真假难辨的“祥瑞”之兆，亦被后世质疑诘难。

此后，祥瑞遂成为封禅中的一大话题。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一心想封禅泰山，但遗憾的是缺少封禅的“祥瑞”出现，为此焦虑不已，即使光武于建武三十年（54） “三月，上幸鲁，过泰山，告太守以上过故，承诏祭山及梁父”（《后汉书·祭祀志》），因“祥瑞”未降而不敢贸然封禅泰山。直到两年后所谓的“祥瑞”显现后，才如愿以偿，得以成礼。《后汉书·祭祀志》载：建武“三十二年（56）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梁）松等复案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意思是公元56年正月的一天，光武帝斋戒沐浴后，夜读《河图会昌符》，其中说：“汉高帝的九世孙刘秀，必须去封禅泰山。违抗天命，对你的皇位是不利的；如尊奉天意，一切危害朝廷的事都不会发生了。”于是诏令大臣梁松等人根据河洛谶文所言，复议封禅事宜。梁松等人皆列班上奏，一致赞同皇帝封禅泰山，得到了光武允许。东汉盛行谶纬之学，想必《河图会昌符》亦属谶纬之书，其中的谶语极有可能系方术之士的虚妄编造， 目的是为光武封禅泰山提供“祥瑞”依据。宋真宗赵恒蒙受澶渊之辱后，欲通过封禅泰山宣扬功德、震慑辽国，但却苦于未现“祥瑞”而不能实施，于是四处张罗， 自导自演了一场自欺欺人的“封泰山，接天书”闹剧，被后世所不齿，传为笑谈。宋真宗的荒诞行为，将延续已久的“泰山封禅”国家大典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从此，“祥瑞说”作为封禅泰山的依据之一，退出了历史舞台。

总之，祥瑞作为泰山封禅的依据之一，最初可能是一派政治家的托词，而祥瑞本身则可能是方术之士的藉口，但不管初始意义是什么，一旦进入封禅泰山的程序，就会成为封禅者刻意寻找或人为造假的煞有其事。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符瑞”以及后世帝王封禅时所指陈的“祥瑞”，实际上是要求帝王创造政治实绩。因为按照“天人相应”的学说，只有帝王圣明，才能天下太平，只有天下太平，才会有“符瑞”现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