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东夷独创、领先中原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文化，是东夷诸族以泰山为依托、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独立创造的文化体系，在整个华夏史前文化中居于领先地位，积极参与、甚至主导了中原的史前文化建设。换言之，中原文化是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之上、并吸纳其他诸族文化元素而逐渐形成的，绝非因为中原文化的辐射才产生了东夷文化。所以，孔子“尊夏卑夷”的旧观不可取。

应当说，孔子对鲁国境内的泰山情有独钟。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被认为是孔子借泰山至高无上、至尊无比而抒发自己高瞻远瞩、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生前曾不辞辛苦地考察泰山古代的祭祀文化，临终时还悲叹“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 自视为泰山的化身。但在他的潜意识里，却将泰山孤立地看待，没把泰山地区的史前文化当回事，也没有关注到东夷文化对诸夏文化的基础性建设作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集团在创立儒学的过程中，系统地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遗产，提炼为自成一统的儒家学说。殊不知，他们所继承的史前文化，其中就包括了最重要的泰山地区东夷文化元素。可惜，先哲圣贤们囿于时代局限，没有这种文化自觉，缺失必须的文化认同。他们始终站在夏、商、周王朝的立场上，在竭力弘扬统治王朝正统思想文化的同时，不遗余力地贬斥王朝正统以外的诸族文化。在儒家整理古文化的记载中，尽管也有对东夷文化一鳞半爪的记述，但却夹杂着许多蔑视、贬斥的内容，如《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说：“夷狄这类没有文化的国家，虽然有国君，但却不知礼，还不如诸夏的中国没有国君而讲礼仪呢。”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蛮夷猾夏，周祸也。”是说：“蛮夷扰乱中原，是周朝的祸患。”再如《左传·成公二年》：“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是说：“当蛮夷戎狄不服从天子命令、沉湎酒色、败坏常伦、天子命令讨伐他们的时候，如果取得胜利，才向王室进献俘虏，天子亲自接受并加以慰劳，目的是惩罚叛逆、褒奖有功。”等等，不一而足，处处显露着鄙视“蛮夷戎狄”诸族的正统立场。由于儒家学说在汉武时期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所以“尊夏卑夷”的偏见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点。正是这一偏见的长期存在，屏蔽了东夷文化的历史真相，严重地束缚了人们对东夷文化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研究，以致历代学者被儒家的旧观遮住了眼睛，不识东夷文化的庐山真面目。直到轰动于世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遗址被先后发现后，儒家学说的陈腐观点才被彻底颠覆。事实证明，泰山地区的史前文化，并不是儒家所说的那个样子。

基于泰山史前文化在中华史前文化中的优越地位以及历代帝王封禅泰山、天下百姓崇祀东岳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那种东夷文化“是源而不是流”的观点，也值得怀疑。

有学者认为：“在中华民族古文明的起源问题上，东夷人的文化是源而不是流，是中国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35]这一观点就东夷文化分布的区域而言，不是没有道理，但却忽视了东夷人的泰山信仰这一重要因素。就漫长历史中泰山对东夷人的深远影响而论，这一观点似乎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因为，北辛——大汶口——龙山文化典型遗址，均在泰山周边，按照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顺序，呈现着围绕着泰山发展、再向四周扩散的趋势，说明东夷人长期依托泰山而居并创造了先进文化。当代著名学者叶涛曾说：“泰山文化是以泰山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泰山被誉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被称作‘东方文物的宝库’。数千年来，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历代帝王通过到泰山封禅告祭，宣扬其‘受命于天’、‘功德卓著’，从而确立了泰山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自隋唐以来，封建帝王又通过泰山的封王封帝，使泰山逐步神灵化、神圣化、国家化，东岳大帝最终被纳入国家正祀的系统之中，成为国家奉祀的重要神灵之一。”又说，“山岳崇拜与神灵信仰是泰山文化的核心内容，这在国家正祀和民间信仰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山岳崇拜致使封禅仪典制度化、神圣化，泰山封禅成为历代帝王梦寐以求的国家政治行为；神灵信仰导致东岳大帝、碧霞元君等泰山神灵的诞生，使国家与民众都可以在泰山寻求到自己的崇祀对象，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国家与民众共享泰山的先河。”^[36]如果追根溯源的话，那么，历代帝王的泰山封禅告祭和泰山神灵信仰之源头，并非来自中原和其他诸族，而是肇始于泰山周边原始居民的自然崇拜和神灵信仰。

至于泰山崇拜如何上升到国家祀礼的高度，则与原始部落领袖频繁活动于泰山周边密切相关。除前述太皞、蚩尤、少皞等原始部落领袖长期活动于泰山一带外，据泰安文化学者周郢考证，传说时代的远古部落帝王，大都与泰山有着密切的联系，如被尊为“人文始祖”的黄帝，以龟为图腾，泰山以南的龟山，便是黄帝氏族的一个地理标志（泰安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龟甲随葬品、先民视龟为神物的事实，或许与黄帝的图腾崇拜有关）。相传黄帝还曾封泰山，禅云云（泰山南麓的山名），为上古开启封禅大典的“七十二君”之一。其后的尧、舜、禹等帝君，亦踵迹封禅泰山。尧、舜还曾立都于泰山之下。尧都平阳，据考即今新泰（新泰旧称平阳）；舜都都君，据考即今肥城石横镇东衡鱼村（旧称都君庄）。夏朝开国之君大禹，史称其家出“崇山”，生于“石纽”，据考其地即泰山之禹石汶。商之先世，亦活动于泰山附近，商王汤之十一世祖相土，曾于泰山下建立东都，《魏书·羊深传》所记博县商王村，或系其故都之所在；十九世祖盘庚将首都奄（今曲阜）迁往今河南的殷（今安阳）。周族代商，在泰山南北分别建立齐、鲁两国，致泰山地区的位置在此后的政治格局中日渐凸显。古部落的发祥兴盛，古帝王的频繁活动，使泰山成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37]已故现代史家王献唐曾说：“往古先民，生聚于斯，历代诸皇，建业于斯”，故泰山一域，实“为中华原始民族之策源地。”^[38]如果上述考据和论点无误，那么古代帝王们首先在泰山周围带领部族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然后连同泰山崇拜一起带入中原地区，在吸纳融合其他部族的文化元素后，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文化，代代相传，延绵不息。而其中的泰山信仰，最终在历代帝王的主导下从众多宗山信仰中胜出，成为华夏民族共同推崇的唯一神圣之山。与之相辅相成的，不论是原始部落领袖的巡守、柴望泰山，如《尚书·舜典》记载的“岁二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等，还是封建皇帝的封禅泰山，如《史记》所载的秦皇汉武等，又将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文明成果的珍品带到了泰山，从而使泰山成为除首都之外的另一个文化策源地。

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虞舜柴望泰山，这一举动对推高泰山信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五帝”之末的虞舜，孟子说他系“东夷人也”。有学者考证，“虞”是唐尧时代部落联盟中负责管理山林的部落世袭公职名称。中国上古有“以官为氏”的习俗，故称其部落为“虞”或“有虞氏”；“舜”是其谥号。“重”是远古少昊氏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这个氏族首领在颛顼高阳氏时代，就担任过部落联盟世袭公职“句芒”，有《左传·昭二十九年》“使重为句芒”为证。“重”即舜所在氏族名称，“华”才是舜的名字。由此可知，虞舜在唐尧时代的任职，承袭了“重”部落的先辈首领之位。按照氏族部落传统，氏族首领的名称，即全体氏族成员及其后裔共有的名称。“虞”或“有虞氏”因此演变为朝代名称，如同夏后氏之称为夏朝。按先秦文献记载，有虞氏是中国历史上先于夏朝的第一个朝代。虽然这个朝代还带有若干部落联盟的痕迹，但已初具国家形态的雏型。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尚书》以《虞书》为开篇，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舜建立了初级的国家政权后，人们沿袭古老的习俗，以舜的名字称呼有虞氏一朝族裔及有虞氏朝治理下的人民为“华”，史称华族。也有学者考证，虞舜姓姚，名重华，姚姓由母系氏族社会沿袭而来，虞舜所在的部落称为华族。华族与之后兴起的诸夏族融合后，经夏、商、周三代的演进，至春秋初期，便正式以“华夏”这个名称记录于历史文献。据此推知，既然舜帝在嗣位之前长期活动在泰山脚下，带领他的部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加先进的文化，接受禅位后必然将东夷文化连同泰山信仰一同带入了中原。舜帝巡守、柴望泰山的举动，既是对上古祭祀传统的因袭承递，也是泰山信仰主导的结果。其后的泰山封禅祭告，虽然形式不断演进，但主旨却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能说东夷文化“是源不是流”吗？

至于神灵崇拜，原始华夏诸族都经历过“万物有灵”的蒙昧阶段，都有各自的神灵信仰和图腾崇拜，但为什么最终东岳大帝的神灵崇拜上升到了国家正祀的地位，碧霞元君信仰被中华民族公认为至高无上的女神？这需要从泰山神的演变说起。

先说东岳大帝。早期帝王的巡守柴望泰山礼仪，不过是原始人类崇祀泰山的升华版，泰山只是作为一个雄峙天东的自然实体而存在，主要目的是对天、地的告祭。古老哲学“五行学说”诞生后，由于泰山地处东方，被赋予了主生的功能，所以泰山逐步被神灵化和被人格化。帝王的封禅泰山发展到秦汉，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敬天祀地，而是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具有了“求仙”、“不死”的成分，于是泰山神应运而生，并向着人格化发展。唐玄宗李隆基封泰山神为“齐天王”，宋真宗赵恒更进一步，封为“天齐仁圣帝”，元世祖忽必烈则累封为“天齐大生仁圣帝”。随着对泰山神的封王称帝，出现了泰山神国家化和帝王化的倾向，泰山神灵的地位在国家和民众中最终得到确立。于是，泰山神的化身——东岳大帝便应运而生，使其具备了中国民俗神灵所具有的一般性质。同时，其安邦定国、通天告地的显赫神威，又使其具有了普通神灵所不具备的职司。历代帝王对泰山神的推崇备至，必然对民众的泰山信仰起到引领作用，加快了泰山信仰向更大的区域扩散，遍布全国的东岳庙或泰山庙就是明证。需要指出的是，东岳大帝的前身是道教故事中的金虹氏、太昊氏、盘古人身、天孙、泰山府君、黄飞虎等众多仙灵形象，其中的泰山府君和黄飞虎，已经趋于人格化。再往前追溯，就是东夷部落崇拜泰山时所产生的各种山神幻象。由此可知，泰山神的形成是一脉相承的，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渐行嬗递的过程。

再说碧霞元君。碧霞元君从最初配祀东岳大帝，就与泰山主生信仰的基本功能——“育化万物，始生乾坤”结合在一起，首先得到了关心生育问题的广大妇女信众膜拜。泰山女神信仰发展到明代，碧霞元君的职司从单一的生育神演变为无所不能的神灵。正如明代王锡爵在《东岳碧霞宫碑》所记：“元君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贫者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愿息，祈生者愿年，未子者愿嗣，子为亲愿，弟为兄愿，亲戚相厚，靡不交相愿。”^[39]显然，碧霞元君信仰功能的扩展，既是民众信仰需求多样化诉诸一神的结晶，也是碧霞元君影响不断增强的体现。这种功能的演变，对于碧霞元君这个女神而言有着特殊意义，为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士进香谒拜提供了依据，从而扩大了信众范围，其结果是民众进香泰山活动的长盛不衰和遍布全国的元君庙或娘娘庙兴起。众所周知，碧霞元君的前身，是宋代的“泰山玉女”，而“泰山玉女”的前身是秦汉时期的“泰山姥姥”。那么“泰山姥姥”的前身又有了道教故事中的黄帝所遣玉女说、简狄说部落首领说、民间凡女说、东岳大帝之女说、坤道成女说、玉皇大帝之妹说、天仙神女说、天神分㤅化身说、青莲老母说，等等。其中的黄帝所遣玉女说、简狄说或部落首领说等，均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祖先崇拜。玉女（即西王母）、简狄皆系传说中远古母系氏族社会的部落领袖、氏族祖先，由对她们的崇拜、祭祀而形成的碧霞元君信仰，继承了原始宗教祀祖的传统。据此可知，碧霞元君信仰源自泰山地区母系氏族社会的祖先崇拜，是毋庸置疑的。

这些，怎么能够支持“东夷文化是源不是流”的观点呢？

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泰山史前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最早架构之一，其核心内容起源于东夷原始居民的自然崇拜和神灵崇拜，又通过国家和民间力量的合力推动，使其不断演化嬗递，然后辐射、渗透到全国各地和民众的心目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文化既是源，也是流。泰山文化五千年不断层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主要参考文献：

逢振镐著：《东夷文化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周郢著：《泰山与中华文化》， 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青岛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逢振镐著：《东夷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吴效群著：《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3]学界公认的八个文化中心为：在黄河流域，有洮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系统中心、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系统中心、豫西晋南庙底文化系统中心、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系统中心；在长江流域，有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系统中心、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系统中心、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系统中心；在辽西地区，有牛河梁红山文化系统中心。

[4]王献唐著：《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08页。

[5]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6]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7]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8]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苑城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调查》，载《考古》1989年第6期。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10]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52页。

[1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www.chuimin.cn)

[12]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第56页。

[13]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14]王树明撰：《谈陶尊文字“炟”与“炅”》，载《古文字论集》（一）， 1983年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二号。

[15]王树明撰：《谈陶尊文字“炟” 与“炅”》，载《古文字论集》（一）， 1983年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二号。

[16]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17]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8]韩康信等撰：《江苏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9]颜訚撰：《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0]韩康信、潘其风撰：《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载《考古》1981年第1期。

[21]韩康信、潘其风撰：《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载《考古》1981年第1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济宁地区文化局：《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79年第1期。

[23]韩康信、潘其风撰：《大敦子和王因新石器人类颌骨的异常变形》，载《考古》1980年第2期。

[24]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

[25]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26]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30页。

[27]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7～15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著：《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页。

[29]《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载1990年7月26日《中国文物报》。

[30]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31]佟伟华撰：《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的交流》，载《考古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93 ～94页。

[32]裴文中撰：《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载《科学通报》1978年第12期。

[33]裴文中撰：《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科学通报》1978年第12期。

[34]叶祥奎：《中国首次发现的地平龟甲壳》，载《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35]逢振镐著：《东夷文化史·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36]叶涛撰：《试论泰山文化的历史轨迹——从国家宗教到民间信仰》，载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泰安卫星会议论文集《国际视野下的泰山文化》，第1页。

[37]周郢撰：《泰岱沧桑五千年——文化分期与历史演进》，载其专著《泰山与中华文化》， 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38]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青岛出版社2006年版，第362页。

[39]转引自马铭初、严澄非：《岱史校注》，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