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级的实质阶级的产生是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只有同生产、同经济联系起来,才能正确揭示阶级的实质,把握阶级划分的标准和阶级消灭的标志。这是对阶级的总界定。这个定义,揭示了阶级的实质,指明了阶级是同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这就是阶级对立的实质,也是划分阶级的客观标准。......
2023-12-05
泰山文化中心的原始居民经过了几十万年原始群杂乱的群婚生活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们便逐渐由族内婚过渡到族外婚,由原始群阶段过渡到氏族公社阶段。氏族公社因血缘关系的不同而分为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所谓母系氏族公社,是指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组成的社会生产、生活单位。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私有制后,最终导致了母权制的崩溃和父权制的形成,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所谓父系氏族公社,是指氏族内部的世系完全按父系血缘计算,组成了由父系血缘聚合在一起的社会集团,从事生产、消费活动。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为了争夺资源,产生了阶级,发生了战争,为国家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首先,原始族群解体后进入母系氏族社会。泰山周边的原始群,大约从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猿人的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父权制时代。
在沂源人生活的年代,以泰山为中心的苏北山东地带,气候比现在温暖的多,到处森林茂密,草木丛生,各种野兽出没林间草丛之中,对沂源人构成了极大威胁。沂源人为了生存,只有结成简单的群体,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外界侵害。恩格斯指出:“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25]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也有关于原始人类必须结成群体才能生存的记载。如《吕氏春秋·恃君》:“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扦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载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澡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原始人类之所以能够“制禽兽,服狡虫”,在险恶的环境中继续生存,全靠结成群体的力量。
原始群是以母系血统组成的社会群体。这种社会群体是沂源人生存的必要条件。有了原始群,沂源人就可以依靠自己简单打造的石器和木棒等作为武器,同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凶禽猛兽进行顽强的斗争。当时的主要经济生活是采集和狩猎。他们依靠集体,共同劳动,共同生活。那时的劳动收获量很低,仅仅维持着饿不死而已。人们的生活条件极差,经常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根本没有剩余的劳动产品,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私有财产,不存在私有观念一说。这是原始群体阶段劳动条件,即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自然结果。因而,远古人类的集体观念在恶劣条件的限制下显得十分强烈。因为一旦脱离集体,就意味着死亡,逼迫着人们必须抱团取暖、集体行动。在原始群体阶段,两性关系比较杂乱,过着群婚的生活。恩格斯曾指出:“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或者根本没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庭。”又说,“我们发现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者、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个一群男子与整个一群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嫉妒余地的婚姻形式。”“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例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26]就是说,在原始群体阶段,兄弟与姊妹、上辈与下辈,在婚配问题上是没有限制的。这种杂乱婚俗,在中国影响深远,如恶棍军阀马清水强纳侄女为妾等,就是这种婚姻乱象的遗存。
考古资料证实,母系氏族公社分为发展和全盛两个时期。发展时期大约从距今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开始,到距今七八千年前的中石器时代为止,经历了三万年左右的时间。全盛时期大约从公元前5400年的北辛文化开始,到公元前35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早期为止,经历了两千年左右的时间。反映母系氏族公社发展期的遗址,主要有前述沂源骑子鞍山千人洞和新泰乌珠台。这一时期原始居民的婚配关系,是男性氏族的男子到女性氏族求偶。这样,便出现了按母系血缘关系计算的母系氏族公社,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阶段。这种情况,在古典文献中也有记载,如《吕氏春秋·恃君》:“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反映母系氏族公社全盛期的遗址,比较典型的是兖州王因,即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突出表现在制陶业的进步和原始农业进入耕锄阶段以及纺织业的产生。
其次,母系氏族公社解体后进入父系氏族公社。从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泰山周边的氏族社会便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导致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明确、私有制的产生和贫富分化的出现。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和晚期,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不仅大量使用石器,而且还大量使用骨器,并打磨的相当精致,生产力得到提高;以养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兴盛起来,泰安大汶口墓地三分之一随葬猪骨就是明证;各种手工业,如制陶业、石器制造业、骨器制造业、纺织业等都达到了史前手工业的较高水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从而催生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现象。总之,经济的发展为男子地位的提高和父权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www.chuimin.cn)
男子地位的提高,意味着女子地位的下降。恩格斯说:“随着畜群和其他的财富的出现,在家庭中便发生了革命。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产。畜群是新的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最初对它们的驯养和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牲畜是属于他们的;用牲畜换来的商品和奴隶,也是属于他们的。这时谋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了男子;妇女参加它的消费,但在财产中没有她们的份儿。”[27]母权制的崩溃不是简单地一朝一夕完成的,大约经历了五六百年的时间,即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期母权制才退出历史舞台。父权制确立后,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制度延续了数千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女子才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
再次,阶级的产生和父系氏族公社的瓦解。 自大汶口文化中期以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明显、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贫富分化现象的加重,最后必然导致阶级的产生。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劳动的分工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奴隶制,但就是这种形式的所有制也完全适合于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8]这样,在社会分工、社会经济和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随着父权制氏族公社的日益发展与巩固,在父权制家庭公社的内部便逐渐产生了最原始的阶级,这就是家长奴隶制或者家内奴隶制。奴隶的来源,开始是俘虏变成奴隶,以后是氏族内部贫穷的成员沦为奴隶。这从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箭镞和随葬品的多寡得到了验证。
阶级的产生,必然导致父系氏族公社的瓦解。大约从公元前2400年前后,泰山一带的历史进人了龙山文化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父系家庭的力量日益加强,而原始氏族组织的血缘关系越来越松弛。特别是父权制个体家庭的出现,掠夺财富和奴隶的战争更加频繁,父系氏族公社已经处在崩溃瓦解之中。这个判断,来自两方面的考古资料:一方面,父权制个体家庭的增多,表现在生活饮食用具上,如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生活用具陶器529件,其中碗83件,占总数的15.8%。再如潍坊曽家口遗址龙山文化层出土陶器102件,其中碗26件,占总数的25.5%。生活用具陶器的增多,反映了家庭成员的增加。另一方面,原始村落和住房建筑的增多。考古资料显示,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较为密集的原始村落和住房建筑遗迹。这些大小不等的村落和面积不大的住房,说明在氏族部落内部已经呈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状态。这样以来,父系氏族公社就不复存在了。
最后,阶级的产生孕育了军事民主制。 自大汶口文化晚期,特别是龙山文化时期,泰山地区的父系氏族公社逐渐瓦解,直到龙山文化晚期为止。这个时期,由于掠夺财富和奴隶的战争日益频繁与扩大,部落联盟的组织进入了军事民主制阶段。所谓军事民主制,是指民主和军事的两重性。就是说,既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成员充分的民主权利,又具有军事编制的形式,军事首领拥有很大的指挥权。军事首领在频繁的战争中,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威,扩大个人的势力。文献记载中的太皞、少皞、蚩尤、虞舜等传说人物,都是东夷部落著名的军事首领人物,其时代大致在大汶口——龙山文化时代。从考古资料来看,也能找到一些关于军事首领的蛛丝马迹。从莒县凌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19号墓出土的旌柄、号角、石钺及骨架粗壮、个体高大、30岁左右男性等情况分析,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专职军事首领一类人物。 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钺和玉斧,均系军事指挥权的信物。另外,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城堡遗址的发现,也证明龙山文化时期部落之间战争频仍。一个部落在掠夺其他部落财富、领土和奴隶的同时,也要防备其他部落前来掠夺自己,所以城堡应运而生。新发现的城子崖城堡,“平面近方形,东、南、西三面的城垣比较规整,北面城垣弯曲并向外凸,城垣拐角呈弧形。城内东西宽约430米,南北最长处53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29]由此可知,龙山文化时期的军事防御工程建设,已经居于华夏大地的领先地位。
阶级的产生和军事编制的形成,为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到龙山文化末期,社会形态就迈进了中国第一个国家形态的王朝——夏代的门槛。而岳石文化时期,则处于整个夏朝。东夷的华族与中原的夏族经过长时间的磨合,最终走到了一起,称为华夏民族。在这个意义上说,华夏民族并非中原的夏族兼并了东方的华族,也不是华族吞并了夏族,而是先期的华族与继后的夏族融合而成。这种融合是通过战争、贸易、通婚、外交等方式,在优势互补、取长补短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演化的过程中,夏族文化是在继承华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存在孰优孰劣、谁强谁弱的问题。即便是夏后氏开创的夏王朝,其国家政权体系也是在虞舜时代雏形国家形态的基础上构建的,绝非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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