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举要：精神文化建树

精神文化是指属于精神、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的特点，反映其理论思想水平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从更深层次上讲，精神文化是指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心理素质、精神面貌、行为准则、经营哲学、审美观念等。精神文化是物质文化的核心载体，是物质文化基础上衍生出的独具特征的人类共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集合，包括文化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文化理想、行为准则等，是人类新精神观、价值观、道德观生成延续的主要途径和来源。因而，在不同的领域会形成各自人类群体认同的精神文化，体现文化的同一性和多样性。

泰山文化中心精神文化的建树，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其一，图像文字的建树。文字是精神文化的载体；没有文字，精神文化无从谈起。近代的考古成果证实，中国最早的规范甲骨文始于商代，但在中华文字正式产生以前，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考古资料看，它是从北辛文化的刻划符号开始的。在滕州北辛遗址出土的陶器底部和陶腹上，各发现一个刻画符号，但表达的意思不为今人所知。到大汶口文化时期，这种刻划符号不仅数量增多，而且符号的象形意思也日渐明了。泰安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陶器上绘有多种彩色图像，比较典型的有黑白色同心圆“◎”、朱红色大圆点“●”、朱红色象形鸟等。其中的朱红色大圆点可能代表着太阳，朱红色象形鸟可能反映了原始社会东夷部落的凤鸟图腾崇拜，而人所共知的少皞部落，就以凤鸟为图腾的。

如果说上述刻划符号仍然不能全解其意、尚属图像文字初始阶段的话，那么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县凌阳河墓葬出土的陶器上，就有了比较规范的图像文字，简称为“陶文”。其中最为典型的日、火、山上中下组合等11个图像文字，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但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承认这些陶文系图像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在泰安大汶口11座墓穴中，发现了随葬龟甲20块，其中龟壳的背腹甲共有8个人工钻孔，并且大小一致，圆滑工整。到龙山文化时期，在甲骨上发现了占卜文字，专家认为与后来商代的甲骨文有一定联系。由此可知，泰山地区是甲骨文的发源地之一。

其二，古老哲学的建树。哲学是社会科学的枢纽。人类要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必先开启哲学智慧。中国的古老哲学主要体现在原始八卦的创立上。八卦是中国最原始的哲学，由一套象征意义的符号画成，用“ -”代表阳，用“--”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作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反映了古人的朴素辩证宇宙观。

尽管原始八卦的起源一直是个历史之谜，但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地下出土的资料渐趋丰富，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些线索。《易·系辞》云：“古包牺氏（即伏牺氏，亦即太皞，也称伏羲）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就是说，当太皞做了中原部落联盟的大酋长之后，开始创造“八卦”。太皞所处的时代大致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帝王世纪》载：“伏羲都陈。”《左传·昭公七年》言：“陈，太皞之虚也。”古陈地在今河南淮阳市，其故城宛丘在淮阳东南约4公里处的平粮台。考古资料表明，故城址下面压着大汶口文化遗物，称“平粮台一期文化”，确证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先民在此居住过。文献记载的“伏羲都陈”和“陈，太皞之虚也”，大概就是伏牺氏做了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后，在陈地建立的都城，并承继发展了大汶口文化。

八卦的起源，当与龟神灵有关。《寰宇记》云：“伏羲于蔡水（今蔡河）得龟画八卦之坛。”《易·系辞》也说：“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文即纹，龟亦属鸟兽之类。“观鸟兽之文”，即观察龟甲之纹样，“始作八卦”，就是画出八卦之图。如此，太皞画八卦当与龟、龟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先民对龟神灵的崇拜，则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通过前述可知，从这一时期起，泰山周边的原始居民就把龟和龟甲作为一种通神灵、知吉凶、 卜未来的宗教神物随葬于墓穴之中，成为一种墓葬习俗。

但太皞八卦起源于泰山脚下最直接的证据，莫过于泰安大汶口26号墓地出土的一件极其精致的象牙梳，其上镂刻着特殊的图案：由15个阴阳符号组成了一个大“S”形，上下圈内分别刻有正反两向的“T”形，可能意指上天下地阴阳相互转换；梳的上端横排刻有三个“○”形，可能与太阳崇拜有关，在“S”形左右两边各刻有三个完全相同的“|”形，可能意指上下通达或者可上可下。这一图形，与八卦的卦徽“阴阳鱼”相似。据此可以断定，太皞的八卦图直接来源于泰安大汶口的象牙梳图案，只不过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逐步演进过程。以此推知，正是泰山文化中心原始居民先进的哲学思想，才引领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进步。

其三，原始数学的建树。数学是自然科学的锁钥。没有数学大门的开启，自然科学很难起步。数学是数字的科学。关于数字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世本》载：“黄帝时隶首作数。”《管子·轻重戊》云：“虙戏（即伏羲）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这些典史记载仅系传说，无从考据。但从考古资料看，前述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象牙梳，其上刻有15个阴阳符号组成的“S”形，S形左右两边自上而下各刻三道“|”，上边是横刻“- -”一道，似乎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数字概念。大汶口文化晚期凌阳河遗址出土的图像文字“日、火、山”组合，下部的山形是五个相连的山峰，中间的最高，两边的依次矮小。这不是无意识的刻画，而是当地山形的真实摩写。据学者王树明实地考察，在遗址正东2.5公里处，确有一座五峰并连的山，中间的主峰突起、高大。据此推测，当时的人们可能已有“5”这个数字的概念。

泰山周边的先民对数学中的几何图形认识也较早。如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陶器上的纹饰，“都是几何图案，不见动植物纹，其中以平行弦纹作界隔，中间绘三角纹或网纹，为最常见的母题。连三角纹有双道与多道、一层或多层，顶相对、相错或辫交等不同变化。”镂孔纹饰“不外平圆形、菱形、三角形、方形、长方条孔等所组成的几何图案。”^[10]曲阜西夏侯大汶口文化遗址下层墓出土陶器的主要纹饰是镂孔。“镂孔的基本样式有：圆孔、直角弧边三角（全形呈三角形，而其直角的对边为弧形）、箭头形、正三角、倒三角、斜三角、弯角形和新月形。”上层墓镂孔的陶器占纹饰陶器的一半。“镂孔的基本式样有：圆孔、正菱形、左斜菱形、右斜菱形、左斜三角形和右斜三角形等。”^[11]几何中的同心圆，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也已出现。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一件彩陶背壶，“通体绘黑白彩花纹，……颈间绘三个等距的同心圆。”出土的彩陶罐，“自口至腹绘上下交错的连三角纹，其间夹绘两个黑色同心圆。”^[12]作为几何图形中重要数学特征的对称，除上述泰安大汶口墓葬出土象牙梳对称图形的有力证据外，出土“龟壳的背腹甲上共有8个显然是人工痕迹的钻孔：第一椎质上有4个，前后成对称排列。”^[13]另外，邹城市野店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对称装饰及对称图案也很多。以上种种说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先民对几何图形的观念已有很深的认识，运用的也极为熟练。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了校正方圆的规矩。规矩为数学最重要的测量计算工具。关于规矩的发明，历来说法各异，但从出土资料分析，至少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先民们已经发明并使用规矩。否则，不可能在陶器上画出规范的三角形和圆形。

其四，机械物理的建树。泰山地区的原始居民在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最简单的机械和物理知识：一是石器制造和弓箭的发明。考古发现，泰山一带的先民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简单的打造石器开始，逐渐学会了利用力学原理加工石器，从一次打片到二次打片、多次打片、加工，再到精工磨制，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渐进过程。泰山脚下的先民们对弹力的认识和利用起步也很早，可能是弓箭的最早发明者。东夷人的“夷”字，就是由“大”和“弓”组成的，故“夷”可解释为使用大弓的人。弓箭是利用简单的机械弹力，将箭矢射到远处，主要用于狩猎和战争。考古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的北辛——大汶口文化遗址，都有弓箭和镞的出土，虽然弓和箭杆的材质易腐，只留有痕迹，但石、骨、角、牙质的镞却完整地保留下来。特别是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随着部落间战争的增多，镞的出土更是有增无减，充分说明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人，是一个极擅长利用机械弹力的民族。

二是发明了带柄的工具。考古资料证明，北辛文化时期，先民就在一部分生产工具上安装了柄，如易于捆绑的鱼镖，便于装柄的鹿角矛、鹿角锄、蚌镰等。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生产工具穿孔装柄的技术进一步发展。如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石铲，均在上部穿孔，有的甚至穿二孔；出土石斧10件，其中7件在近腰部位穿孔；出土的牙镰和骨镰，均在把端穿一圆孔，有的则穿二孔。延至龙山文化时期，穿孔装柄技术又进一步。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47件石刀上，均穿双孔。生产工具上穿孔装柄，不仅便于手持把握，利用杠杆原理着点用力，而且能够节省体力，提高工效。

三是纺轮织机的发明和使用。泰山周边发现最早的纺轮，是北辛文化时期。从那时起，先民就学会了利用圆形纺轮的旋转力纺纱拈线，表明原始的纺织业已经诞生。如果说北辛文化时期纺织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的话，那么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布纹不仅有粗布纹，而且出现了细布纹。根据这种情况判断，大汶口文化时期可能已经产生了简单的织机。到龙山文化时期，纺织密度相当于现代农家腰机织的水平，说明有了普遍应用的正式织布机。

四是陶轮的发明与陶器烧制技术的进步。据考古资料看，泰山南北最早的陶器，产生于北辛文化时期，但到大汶口文化中期，才由手制发展到轮制。所谓轮制，就是利用轮子的旋转原理，制作各种圆形的陶器。开始是慢轮制陶，随着制轮技术的不断进步，出现了快轮制陶。快轮又称陶车、陶轮，就是一种转速较快的转盘。到龙山文化时期，快轮制陶技术达到了史前时代陶器制造业的最高水平，可与现代制陶业相媲美。尤其是“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的蛋壳陶制作，必须有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尖锐锋利的博刃刀具和高度准确、稳定、牢固的刀架。这一切，没有精密的手工机械作保障是办不到的。如此，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简单的机械物理原理。

其五，天文历法的建树。泰山地区的天文历法，是先民在生产实践、特别是农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经过长期观察太阳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而发明的。最初的天文历法是山头纪历，这在《山海经》一书中可以找到相关记载，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图象文字中，也能找到充分证据。如莒县凌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和诸城前寨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日、火、山”组合和“日、火”组合图象文字，王树明先生认为是“炟”和“炅”字，皆与天文历法有关^[14]。因为在一个年份内，生活在山区固定地点的人们，总是看见每天早晨太阳从东方一个山头后面升起来，又从西边的一个山头落下去，一个轮回就是一日，而太阳升起时山头上空的朝霞又像着了火，所以有了“日、火、山”组合和“日、火”组合图象文字。按照王树明先生的解释，“炟”的含义为春，“炅”表示炎热夏季，认为“四千余年前，我国的东夷族劳动人民已初步掌握了季节概念”^[15]。

无论上述解释是否正确，但从典史记载看，似乎不无道理。根据陶文和文献记载可知，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泰山周边居民已初步掌握了一年四季的划分。不仅如此，这一文化期的人们还掌握了一年十二个月。《尚书·尧典》载：羲氏、和氏“定四时成岁。”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山海经·大荒南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注：“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尚书·尧典》云：“（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时。”注：“重黎（氏）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又载：“曰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注：“四时日期，一岁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之为六日，是为一岁有十二日。未盈三岁，足得一月，则置闰焉。以定四时之节气，成一岁之历象。”从上述记载看，不仅有“十日”、“十二月”、“月三十日”、一年“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且还有“主日月”的羲氏、和氏。羲氏、和氏当是东夷部落发明原始历法的领袖人物。至于文献记载是否属实，虽然未得到考古实物的证实，但泰山周边东夷人发明了山头纪历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六，医学保健的建树。考古资料证明，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泰山一带的先民就已经是一个以发达农业经济为主的部落。与此同时，以养猪业为主的家畜饲养业和以捕捞鱼蛤为主的捕捞业也很发达。食物的多样化，加上陶器的灶煮化，极大地促进了人们身体健康水平的提高。到北辛文化时期编织技术的发明，再到大汶口文化时期纺织技术以及半地穴式建筑技术的进步，人的卫生与健康得到了有效保障。泰山先民在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卫生保健知识，萌发了原始医药学。从考古资料看，至迟从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起，人们就告别了披头散发时代，开始束（梳）理头发，讲求整洁卫生。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出土的束（梳）理头发用具比北辛文化时期丰富的多，质量也精致的多，人们束（梳）理头发、保持清洁卫生已经形成习惯。如泰安大汶口遗址133座墓出土笄 30件、束发器21对半、象牙梳2件。

泰山地区的原始药物学也起步很早。《山海经》中记载了很多动植物被人“食之”如何的案例，如《西山经》载：萆荔“食之已心痛”、文茎“食之使人不惑”、蓇蓉“食之使人无子”、栎“食之已痔”，等等，说明古人最早的药物学，是通过总结食（服）各种植物的经验教训得到的知识。在古代传说中，神农氏（炎帝）是药物学的发明者。《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唐代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也说：“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北宋刘恕《通鉴外纪》则云：“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遂成方书，以疗民。”神农氏是否确有其人姑且不论，但所反映的以神农氏为代表的远古劳动人民“尝百草之滋味”，通过“一日而遇七十毒”的实践，才知各种药物，“遂成方书，以疗民”这一药物学的产生过程，则是正确的、可信的。传说中的炎帝系中原部落的首领，但却与东方有着密切关系。《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炎帝“初都陈，又徙鲁。”陈在今河南东部，近安徽，属中原地区，可后“又徙鲁”，而鲁地却是东夷部落少皞氏的聚居地，至今曲阜仍有金字塔形少皞陵存在。据此看来，神农氏发明医药，如果不是指东夷人而言，那么至少也是吸收了东夷人认识药物的经验。最大的可能是，包括东夷人在内的华夏诸族同中原部落共同发明了药物学。

药物的产生发展同医学的产生发展是一致的。有了药学，就相应地有了医学。既然泰山地区的药物学产生很早，那么与之匹配的医学自然也不会滞后。例如，箴石的发明与针灸疗法的产生。箴石在以泰山为中心的旧石器时代就已问世，到新石器时代就发展为石刀、骨针、骨锥等。用来治疗疾病的箴石，大概就从这个时期开始，成为专门从事医疗的工具。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獐牙、骨针、骨锥、牙刀等，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些用具中的一部分，可能与针灸、针疗、外伤治疗有关。也就是说，这些用具的一部分，可能是当时的医疗者所使用的治病工具。又如，发现了酒的药用价值。考古资料证实，至迟从大汶口文化早期开始，即距今至少6500年前，泰山地区的酿酒业就已产生。酒在医学上贡献极大。《说文》云：“酒所以治病也。”酒可以使药物发挥更大的疗效，所以药和酒不分，连称“药酒”。 自古以来，医病离不开酒，因为酒既能驱寒消毒，还能作为兴奋、麻醉剂使用。想必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人们，一定会将酒应用于医疗之中。尽管那时的酒不是今天的烈性白酒，但酒精成分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能称为“酒”。再如， 卜医与医巫的应运而生。在原始社会阶段，由于科技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对生老病死现象一无所知，心中充满了浓厚的神秘感和迷信思想，认为人的一切都有无处不在的“神灵”支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祈求“神灵”保护、消灾灭疾的占卜活动就产生了。当时的医学，就这样同占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后来就把占卜者称作“卜医”，又称作“巫”。在古代，医和巫密不可分，医必巫，巫必医，两者连称“医巫”。繁体字“醫”除了从酉（酒）外，古医字也从巫作“毉”。《汉书·晁错传》云：“为置医巫，以救疾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泰山地区，占卜的起源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时期。前述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随葬穿孔龟甲的现象，就证实了这一点。有了占卜， 自然也就有了专司占卜的巫，即卜巫。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多处发现卜骨，就是卜巫存在的确凿证据。考古资料还证明，巫者就是医者。如大汶口文化时期墓葬遗址发现的某些龟甲中，有意识地贮藏许多骨针，证实死者生前的职业身份是卜医，龟甲用作占卜，骨针用来医病。

其七，艺术活动的建树。泰山周边的东夷人是一个喜爱艺术活动的民族，明显地表现在乐舞、绘画、陶塑、雕刻诸多方面。在乐舞方面，东夷人很早就有发明创造。《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竹书纪年》：“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世本》：“舜作箫。”用箫吹奏的乐舞，以《韶》最负盛名，以至后来的孔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孟子·离娄下》言：舜为“东夷之人也。”《墨子·尚贤下》云：“昔者，舜耕于历山（今济南千佛山），陶于河濒（今黄河边），渔于雷泽（今山东菏泽），灰（贩）于常阳（地名无考），尧得之服泽（地名无考）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子之政，而治天下之民。”琴瑟的发明，歌舞的出现，箫吹的韶乐，表明东夷族创作的音乐舞蹈源远流长，也很发达。由于琴瑟、箫笛均为木竹材质，极易腐烂，不易保存，所以考古很难发现这类遗物。不过，在1979年莒县凌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却发现了一件陶质笛柄杯，能吹奏4个不同的音符，发声清脆悦耳，优美动听，与现代横吹竹笛不贴膜时发出的音响相似。这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最早、也是唯一的陶质横吹管乐器，与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埙相比，发出的乐音更多，且出现了半音程。由此可见，泰山一带的东夷人在音乐方面的发展水平，高于同期中原人的水平。(www.chuimin.cn)

在绘画艺术方面，主要分刻画艺术、彩绘艺术和刻画图象。刻画艺术突出表现在陶器上，用带刃和不带刃的各种刻画（划）工具，在晾干或半干的陶器胚胎外表进行刻、划、镂，做出各种不同花样的纹饰，其中以几何纹居多。这在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屡见不鲜，并各具特色。彩绘艺术有烧前绘和烧后绘两种，主要体现在大汶口时期的彩陶上，而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彩陶则更具代表性。画彩有红色、黑色和黑白兼用三色，其中的一部分纹饰一直延用了数千年之久。特别是云雷纹，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俨然成为尊严、权威的象征，到商周时期约定成俗地定制为青铜礼器的传统纹饰。刻画图象主要表现在图象文字上，如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上发现的十数个陶文象形字，有的反映了古人对大自然的崇拜，有的反映了农作物茁壮成长的景象，有的反映了对生产工具的重视。这样的刻画图象，既是象形文字，也是生动的绘画艺术。

在陶塑艺术方面，泰山地区的原始居民在不断推进制陶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陶塑艺术，出现了仿照人体、动物和房屋的形象精心制作的陶质艺术品，主要体现在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如泰安大汶口遗址9号墓出土的陶猪、胶州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狗、江苏邳州大墩子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房、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人面、 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鸟，等等，都闪烁着原始陶塑艺术的光辉。

在雕刻镶嵌艺术方面，新石器时代开始后，泰山周边的东夷人在继承中石器时代先民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到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雕刻艺人们就掌握了精湛的琢、磨、镂、刻、钻和镶嵌技术，在雕刻镶嵌艺术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如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玉铲、象牙梳、骨雕筒、象牙雕筒等，邹城市野店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束发器、成组玉环等，胶州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第203号墓出土的鸟形、鸟头形以及玉珠等配合成组的雕刻玉器等，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的玉坑出土了大量玉制成品、半成品和原材料，其中尤以刻有兽面纹的玉锛最为精致。代表镶嵌最高艺术水准的当推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骨雕筒中的三角形筒，巧妙用松绿石珠镶嵌起来，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松绿石镶嵌工艺品。

其八，墓葬文化的建树。泰山周边发现最早的墓葬在北辛文化时期，经历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的不断发展，形成了独具东夷部落特色的墓葬文化。滕州北辛文化遗址仅见两座儿童墓，形制简单，随葬品只发现了一件骨镞，说明泰山之阳的滕州一带先民从儿童时期就开始握弓习射。兖州王因北辛文化遗址是一处比较集中的氏族公共墓地，多达800余处，其中早期属北辛文化，中、晚期属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时期的墓葬呈长方形土圹竖穴，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多数头东脚西，仅能容下遗体而已，反映了古人对日出东方的崇拜。其中也有合葬、二次合葬和同性合葬，体现了氏族制度下氏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随葬品稀少，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一方面证实当时人们对死后享受观念的淡薄。

到大汶口文化早期，除沿袭了北辛文化时期的墓葬形制外，随葬品开始增多，主要是生活用具类的陶器，分布比较均匀。通过这一现象推知，这一文化期的社会生产力虽然进一步得到提高，但氏族社会没有出现贫富分化，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阶段。到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承前继后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墓室的大小出现了差别，如泰安大汶口遗址中最大的10号墓长4.2米、宽3. 2米，最小的长1米左右、宽不足0.5米，而且葬具的繁简也有了仲伯之分，其中富有者的木质葬具有顶、底和四壁，形同现代的棺材，其他逝者有的只置顶、四壁而无底，有的则只盖顶。与之对应的，是随葬品的多寡。在泰安大汶口墓葬群中，10件以下或没有随葬品的墓地达65座，接近发掘133座墓葬总数的49%，而其他的68座均在50件以上，最多的10号墓多达210件，且随葬品的质量存在着天壤之别。这一现象，表明阶级社会开始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的随葬品，呈现出明显的男女分工之别和男尊女卑现象。如泰安大汶口墓地，在16座单人女性墓中，有6座随葬纺轮和骨针，8座随葬装饰品；在14座单人男性墓中，一般都有劳动工具。在男女合葬墓中，随葬品多集中在男性一侧，最典型的1号墓随葬品共58件，除龟甲、小玉管各一件在女侧外，其余56件全部在男性一侧，而且遗骨的男性居于墓地中央位置，女性人骨在偏旁的一侧。由此可见，到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女人的地位在下降，而男性的地位却在不断提高。换言之，这一墓葬习俗的变化，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瓦解，社会形态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并出现了家庭。

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还发现了葬猪葬狗的习俗。如泰安大汶口墓地，“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墓葬用猪骨随葬，有的用半只猪架（60号墓），有的用猪下颌骨，也有的把猪蹄放置在鼎中（35号墓），最多的用完整的猪头随葬。共四十三座墓，九十六个猪头。最多的一座十四个。”^[16]显然，这是墓主人夸耀财富、彰显身份的心理折射。与此同时，大汶口文化时期，先民还有葬狗的习俗。例如，在邹城野店大汶口文化遗址两座墓葬中发现有狗骨随葬，其中8号墓葬有狗的头骨，47号墓的陶器堆中发现狗骨，反映了先民与狗为伴、寻求安全的意识。另外，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泰山一带居民，还有死后手握獐牙的习俗。在泰安大汶口发掘的133座墓中，死者手握獐牙的墓有84座，占全部墓葬的63%，体现了古人消灾灭祸、除害镇邪的戒备思想。

而大汶口文化时期随葬龟甲的习俗，其内涵更为丰富。在远古人类的心目中，龟和龟甲不是一般的动物和物件，而是作为一种“通神灵”、“知吉凶”的“神物”看待的。《大戴礼·易本命》曰：“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史记·龟策列传》亦云：“龟甚神灵，降于上天，陷于深渊，以禽兽而知吉凶者也。”泰安大汶口遗址133座墓葬中，出土龟甲20块，集中在11座墓穴，其中的一对腹背甲上有8个对称人工钻孔，而且随葬龟甲均置于遗骸的腰部。另，在江苏大墩子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随葬龟甲中，有一副内装骨针6枚，背甲偏下方有4个穿孔，而邳州刘林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较为完整的9件龟甲，每副都有穿孔12个或2个。这些葬习，可以理解为将龟甲作为随葬品，系墓主人意图死后灵魂得以吉祥的愿景诉求，也可视为先民龟灵崇拜的一种反映。还有一种可能，是随葬龟甲的逝者生前从事卜医专业，而这部分人在部落内普遍受到了尊重和推崇，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其九，审美思想的建树。泰山文化中心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持续改善，人们的审美意识也开始萌发，并获得长足进展。如头骨变形、拔侧门齿、 口中含球、装饰打扮等。在今人看来，前三项似乎不可理喻，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审美标准和时尚风气。

头骨变形是大汶口文化时期通行的风俗。邹城野店遗址出土的人骨研究报告称：“男女两性枕部畸形头出现的百分率都很高，其中女性100%，男性为80%。畸形的特点是以头骨枕部变扁。”^[17]江苏大墩子遗址也有头骨变形的记录：“其中有一个6岁儿童的颅后部显著扁平，扁平的程度左侧比右侧更重，说明这种枕部畸形可能是婴儿出生后，颅后部分长时间枕卧于硬具上引起的。”^[18]至于当时的居民为什么一定要使刚出生的婴儿如此长时间的一个姿势枕卧硬具之上，刻意将小孩的后脑勺睡成扁平状，学界至今仍无定论。鄙见以为，这是大汶口文化时期先民的一种审美标准，不希望孩子成人后成为“梆子头”。至今，泰山地区仍然不看好“梆子头”模样。或许，这一审美标准就源自大汶口文化时期。

拔牙习俗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盛行不衰。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泰安大汶口墓葬部分人骨的观察，其中拔牙的情况是：“男性出现率为64%，而女性则为80%。在女性方面，有一例的年龄为18～19岁，牙亦拔去。男性方面亦有一例，年龄约为19 ～21岁，牙亦拔去。另外有一例，年龄约为12～13岁，牙并未拔去。这说明本组拔牙的时间可能是在12～13岁以后，在18～21岁之间的一段时间，主要是在青年时期。至于拔牙的牙组，约100%属于上颌两侧切牙。”^[19]兖州王因遗址发掘墓葬800余座，其年代包括北辛文化时期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通过对墓葬人骨的鉴定发现，成年男女拔去侧门齿的习俗极为盛行。在观察到的366个个体中，男性拔牙205例，女性拔牙76例，共281例有拔牙的习俗，占观察个体总数的76.8%。其中，拔牙年龄最少的为15岁。^[20]对这种拔牙习俗，韩康信、潘其风二位先生有过专门的研究，认为这种“拔除上颌侧门齿风俗的起源大概和盛行男性族外婚有密切关系，因而在婚姻形态上，至少大汶口（或青莲岗）早期文化的居民还没有脱逸出母系氏族社会的范畴，一个氏族的达到成婚年龄的男性成员入到另一个氏族与年龄相仿的女性彼此通婚的情况可能依然存在。”总之，“拔牙风俗是原始社会婚姻形态发展到男性氏族外婚制时期的产物。”^[21]鄙见以为，既然大汶口文化时期青年男女的拔牙风俗与婚姻有关，那么这一习俗的盛行，可能与成年男女彼此取悦对方的审美欣赏有关。

口颊含球多为女性。在兖州王因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一些人头骨的下臼齿外侧，留有石、陶小球，相应地有齿面萎缩内收成马蹄形和齿面磨损甚重的现象，显然是由于将石、陶小球长期含于口内所致，男女老幼都不乏此例。”^[22]经过鉴定，王因遗址共有20座墓有不同程度的颌骨和牙齿的变形情况。其中已知性别的墓是：男墓2座，女墓17座，女性为主。有石球的墓9座，陶球的墓2座。^[23]而在江苏大墩子遗址，发现14座墓的颌骨和牙齿有不同程度的变形。其中，男性墓4座，女性墓10座。可见，这种习俗多为女性。从口腔内的磨蚀痕迹大多左右两边同时存在的情况看，球体在口腔内并非固定在口腔的某一侧活动，而是在口腔左右颊来回调动。含球习俗的意义，目前学界尚无定论。鄙见以为，很可能系女性为追求美容而为。因为这在流传后世的女性审美标准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年轻女子多讲求樱桃小口、两腮鼓圆、笑不露齿、话不高声、饮食无语、细嚼慢咽，等等。要达到这一审美标准， 口中含一鹅卵石或一陶球是为最佳选择，长期坚持，必有成效。

装饰习俗的讲究。从考古发掘资料看，至少在距今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开始，泰山周边的东夷人就有了装饰习俗。前述滕州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的束发器笄，就是明显的例证。束发器的发现，证明泰山周边东夷人的发式与中原的“中国冠笄”（《淮南子·齐俗训》）相同，这与东夷华族和中原夏族同处农业发展一个水平密切相关。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先民的装饰进一步丰富多彩，出土的装饰品有玉、石、骨、角、牙、陶、蚌等材质，种类更加多样化。泰安大汶口遗址发掘墓葬133座，共出土装饰品304件，其中束发器21对半、头饰99件、颈饰55件、笄 30件、臂环21件、指环20件，说明先民的装饰审美兴趣更加广泛，愈发注重质量。

其十，宗教信仰的建树。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条件下，先民对自然现象无法作出解释，便产生了种种虚拟的幻想，于是催生了原始宗教。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4]就现有的考古和文献资料，泰山地区的原始宗教主要有： 自然崇拜、灵物崇拜、图腾崇拜、灵魂和祖先崇拜等。

自然崇拜，是原始人类对自然现象产生神秘感的反映。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几件陶器上绘有太阳的形象，如绘有“⊙”图象或“●”图象，特别是朱色图象“●”，宗教观念体现得很明显，既是对太阳的形象摩绘，也是对太阳崇拜的反映。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县凌阳河遗址，原始居民进一步发展了对太阳的崇拜，将天、地（山）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统一进行祭祀。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大口尊陶器上刻画的图象文字“日、火、山”组合，也可以说是祭天祀地典仪的生动描绘。这种原始的自然崇拜，直接演变为后来对泰山的封禅祭祀。

灵物崇拜，是原始社会“万物有灵”观念的反映。在原始人的心目中，认为某些特殊性的物品具有帮助人们抵御灾害、战胜邪恶的神力，于是产生了灵物崇拜。前述大汶口文化时期随葬龟甲的习俗，就是灵物崇拜的具体表现，认为龟是一种神灵动物，即便是龟甲也视为是通灵之物。此外，獐牙、猪门牙等，也被人们视为消灾灭祸、除害压邪的神物加以崇拜。

图腾崇拜，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人类认为一个氏族或部落与某种动物、植物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因而误以为自己的氏族部落起源于关系亲密的某种动物或植物。先民对某种动物或植物的备加崇拜，催生了图腾崇拜。泰山周边原始居民的图腾崇拜主要有日、鸟、龙、蛇、虎、豹、熊、罴等，其中以太阳、凤鸟图腾为最盛。莒县凌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图象符号“日、火、山”和泰安大汶口墓葬出土背壶腹部上的朱色图象凤鸟形绘，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东夷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发展为后来的东方崇拜，而对凤鸟的崇拜，则演变为后来中华民族心目中神圣无比的“凤凰”。

灵魂崇拜，源自原始人类对灵魂精神与人体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在科技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认为人体死了，灵魂依然活着。正是这种观念的存在，才出现了灵魂崇拜。这种崇拜主要表现在对死者安葬仪式等活动上。考古发现最早的墓葬始于北辛文化时期，当时的墓坑、葬式、随葬品都有一定的习俗：墓坑很小，仅能容下遗体；方位以头东脚西为多；葬式以仰卧直肢为主；都有一定的、大致相同的、数量不多的随葬品。这些，反映了从北辛文化时期开始，泰山地区的先民已明显地存在着死后灵魂依然活着的崇拜观念，所以人死了要像生前那样休息。由于当时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氏族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和生活享受上的平均分配，也反映在墓葬无差别上。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贫富分化，而且社会形态也逐渐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因而墓葬形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富有者的墓坑巨大，随葬品丰富，厚葬之风盛行，灵魂不死的观念表现得更加突出。这种灵魂崇拜的葬习，在中国大地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直到今天，在民间依然还有存续。

祖先崇拜，是与灵魂崇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薄胎高柄杯来看，就能窥见泰山周边祖先崇拜观念的盛行。这种薄胎高柄杯的祖形虽然始于北辛文化时期，形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但并未完全脱离实用价值，而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头重脚轻、一碰即倒的形态，就完全变成了纯粹的祭祀礼器，说明龙山文化时期的祭祖已经形成传统。 自从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形态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祭祀男性祖先就成为首选。这种祭祀男性祖先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唐代武则天亚献泰山，才首开共祀男女祖先的先例，并延续到现今。

综上所述可知，泰山周边东夷部落的精神文化建设，是与中原诸夏部落的精神文化建设同步进行的，有的甚至超过了中原水平。从这一点上说，东夷精神文化并非中原精神文化影响的结果，而是东夷人的独立建树，并对中原精神文化建设起到了主流影响的作用。即便人类踏上文明社会的征途后，东夷和中原也是并驾齐驱、不分先后的，无所谓先进与落后，更谈不上源与流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