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中原先进，东夷贡献

2023-10-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质言之，就是中原文化先进，其他都是落后的。[4]泰山文化中心考古发现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岳石文化，出土的大量不亚于、甚至超越中原文化的文物资料，不仅证实了围绕泰山的文化中心存在，而且是中原文化形成的重要渊源之一。支持上述观点的是泰山周边东夷诸族的物质文化贡献。考古发现证实，大汶口文化系统中心的史前加工业异常活跃，并呈现出承前继后的迹象。

自有周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改变的观点，这就是孔子倡行的“尊夏卑夷”偏见，认为原古社会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地，也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唯一发源地，包括泰山文化中心等其他地区的文化，均是中原文化传播的结果，或者是在中原文明中心的辐射之下产生的。质言之，就是中原文化先进，其他都是落后的。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开展和全国八个文化中心地^[3]的确立，这一传统观点不攻自破。已故山东籍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传统上的儒家夷、夏观点，尊夏而卑夷，现在看来是大错特错的。中国古代民族历史，整个的夷、夏历史，中国古代文化，整个的是夷、夏文化，夷和夏是对立而统一的，并不能由对立判为高低，高低是由他们立场不同反映的民族偏见。”^[4]泰山文化中心考古发现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岳石文化，出土的大量不亚于、甚至超越中原文化的文物资料，不仅证实了围绕泰山的文化中心存在，而且是中原文化形成的重要渊源之一。

支持上述观点的是泰山周边东夷诸族的物质文化贡献。

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泰山地区东夷人的物质文化创造，在当时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并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直接参与了中原地区的文化缔造。这些考古发现也与典史的记载相符。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中原地区“三皇五帝”氏族部落首领之中，有一部分就是东夷族的首领，如人所共知的太昊、蚩尤、少皞、虞舜等，均是活动在泰山周边的东夷人。上述部落首领所处的时代，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而这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址在今河南一带大量发现，证实司马迁所记无误。

那么，泰山地区的史前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作出了哪些物质文化贡献呢？

其一，制造业的贡献。在陶器制造业方面，考古证实泰山地区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处于整个华夏大地制陶业的巅峰，已经产生了专门从事制作陶器的手工业者。龙山文化时期，先民的制陶技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已全面、准确、熟练地掌握了陶土的选择、处理、成型、装窑、烧制等一系列极为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始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发展于龙山文化时期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的蛋壳陶，制作之精美、技术之高超，在整个华夏民族史前文化史上绝无仅有，跃居中华史前社会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在铜器制造业方面，根据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先民烧制陶器的高超技术水平和所达到的温度看，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就可能已经掌握了铜器的冶炼技术。尽管迄今还未发现这一时期的铜器实物，但在1959年泰安大汶口遗址晚期墓葬中，却发现了铜质污染的现象。证实具备冶铜技术条件的，是大汶口遗址高温烧成的白陶器具。烧制白陶的火温需要摄氏1200℃至1400℃，而冶铜只需达到1085 ℃。也就是说，大汶口遗址烧制白陶的温度，已经大大超出了冶铜所需的温度，完全具备了冶铜的条件。与大汶口一脉相承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铜钻、残铜条、残铜片、铜器残片、铜渣等，确证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已经拥有了炼铜和制铜手工业。在青铜器制造业方面，岳石文化时期的牟平赵格庄、泗水尹家城、青州郝家庄遗址，出土了铜锥、铜镞、残铜片等，全部是青铜器，说明有夏一代泰山周边的东夷居民就掌握了青铜器制造技术，是为中华民族青铜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

其二，加工业的贡献。考古发现证实，大汶口文化系统中心的史前加工业异常活跃，并呈现出承前继后的迹象。在纺织加工业方面，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的纺织缝纫工具，证实纺织加工业已有距今7000年的历史。到大汶口文化时期，纺织加工业已经相当发达。从泰安大汶口、曲阜南兴埠、邹城野店、滕州岗上、曲阜西夏侯、长岛大钦岛北村三条沟6处遗址出土的布纹痕迹资料分析，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细布纹密度，一般在每平方厘米7～8根，个别的已达10 × 10根。这可能是当时的最高纺织水平。龙山文化时期，纺织加工业又进一步，出土的布纹密度印痕均在每平方厘米9～11根，高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这个纺织经纬密度与现代农妇采用腰机织的粗布纹密度基本相同。换言之，现代农妇腰机织的粗布纹密度，早在距今40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的手工业者就已经达到了。(www.chuimin.cn)

在衣装加工业方面，大汶口文化时期出土的纺轮、骨梭、骨针、骨锥等纺织缝纫工具，比北辛文化遗址丰富的多。大汶口文化时期纺织品的遗物虽未见到，但纺织品的遗迹却在陶器底部发现了许多，证明当时织布穿衣已较普遍。支持这一观点的是泰安大汶口10号墓主“周身覆有一层厚约2厘米的黑灰，疑为衣着。”^[5]至于衣装的质料，“（布）纹较硬直而粗糙，可能是麻类的纤维。”^[6]根据考古报告及当地大麻产业延续至今的事实推知，大汶口文化时期先民的衣装当是麻类纤维织成。《汉书·东夷传》载：“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其中“冠弁衣锦”的描述，说明早在5000年前的大汶口时期，泰山地区的原始居民就跨进了文明社会门槛。

在酿造加工业方面，主要的物证是酿酒业。北辛文化时期，出土了大量石铲、石刀、石镰、鹿角锄、磨盘、磨棒、磨饼等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这一时期的原始农业已经进入了锄耕阶段。滕州北辛遗址出土的许多陶器底部，钤印着粟糠的痕迹，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成为人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发展，粮食的增多，为酿酒业的问世创造了条件，而制陶业中各种器皿的出现，也为酿酒业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特别是高柄杯，一般认为是一种酒器。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酿酒业已不是初创阶段，在这之前应有一个漫长的发明、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一定是来自北辛文化时期。因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生产了更多的粮食，正如泰安大汶口发掘报告所说：“这时候的粮食必定有了一定数量的剩余，因而有可能用来酿酒。”^[7]这一推测，从出土文物得到了证实。泰安大汶口墓地出土的1015件陶器中，有杯171件，其中高柄杯93件，占55%。大多数高柄杯做了镂孔装饰，显然比简形杯、单把杯精致贵重的多，容量很少，又有高柄，这与饮水用的容器是不相称的，最大的可能为饮酒用的杯子。从高柄杯在杯类中所占比重之大，可以看出当时的酿酒业显然不是初创阶段，而是相当发达了。到龙山文化时期，又出现了更为珍贵的酒器，这就是轰动考古界的蛋壳高柄杯。这种高级酒杯的出土，表明专门用来盛酒祭祀的礼器已经出现，一直发展到商周时期整套盛酒礼器面世，其渊源概可溯至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高柄杯。前引《汉书·东夷传》中人们“喜饮酒歌舞”的记载，当是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先民部落尚酒风习的真实记载。

其三，建筑业的贡献。活动在泰山一带的原始居民发展到北辛文化时期，就已经掌握了构建房屋技术，摆脱了“穴居”和“巢栖”。考古工作者在泰山东北百余公里处的邹平苑城调查北辛文化遗址时，“烧土块发现甚多，尤其多见大块烧土，有的厚达10余厘米。一般都有坚硬光滑的平面，有的还有草拌泥或秸秆树枝的痕迹，当是墙壁、地面或其他与建筑有关的遗物。”^[8]调查报告虽然未直接指出是否住房建筑的遗物，但综合北辛文化大量陶器出土和原始农业进入锄耕阶段等情况分析，当时的先民已经过着稳定的农耕生活。既如此，住房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滕州的北辛文化遗址地处平原，没有住房的先民是不可能延续千余年的。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发现的房基遗址多达69座，均系半地穴式结构。由于住房的上部早已坍塌，以致整体房屋概貌长期不为人所知，直到1966年考古工作者在苏北邳州大墩子遗址发现了3件陶塑房屋模型，才知道房屋的上部有檐，呈攒尖顶形状，前面设门，左右和后墙均开窗口，反映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居民在房屋建筑方面，已经注意到室内采光和空气流通。饶有兴趣的是，在陶塑房屋的墙壁上刻画着狗的形象，表明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狗不仅是人们狩猎的助手，而且充当着住户的卫士角色。迨至龙山文化时期，不仅房屋建筑技术有了更大进步，而且出现了大小不等的村落。这个时期的房屋建筑主要有三种形式：比大汶口文化时期浅显的半地穴式、地面建筑和土台式建筑。建筑方式普遍采用挖槽起基的建筑技术，台基、居住面及墙体一般都经过夯打。夯打技术的发明，不失为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为后世大型建筑奠定了基础。建筑样式有方形和长方形之分，有单间、双间和多间之别；建筑材料中出现了白面灰（石灰），说明远在龙山文化时期，泰山一带的先民就掌握了烧制石灰技术。更重要的是，在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发掘出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遗址，平面近方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堡的出现，标志着建筑技术更上一层楼，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恩格斯说：“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9]龙山镇城子崖城堡遗址的重见天日，有力地证明了城市起源并非中原一地，那种中原文化一元论的旧说是站不住脚的。

其四，用具业的贡献。泰山文化中心的原始居民在发明火之前，均是“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发明了火之后，原始居民才开始熟食，而木棍、生泥、石板之类的东西，则成为最简单的烧烤进食用具。逮至北辛文化时期先民发明了陶器后，才将陶器作为生活的主要饮食用具。这一文化期的先民生活用具，大体可分为六大类：一是以鼎、釜为主的炊煮器具；二是以罐、壶为主的盛水容器；三是以钵、盆、盘、豆为主的盛食用具；四是以碗、勺、匕、盅、杯为主的饮食器具；五是以瓮、缸、尊为主的盛贮器皿；六是以觚形杯、高柄杯、盅为主的饮酒用具。各种生活用具门类比较齐全，大致当今农家常用的生活器具，在北辛文化时期已基本具备。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出土的生活用具无论是器形，还是种类，都比北辛文化时期丰富的多。如泰安大汶口墓葬出土陶器1015件（不含器盖），器形有鼎、豆、壶、罐、杯、鬶、盉、尊、瓶、碗、钵、盆、盔形器以及器座等类。其中的鼎、鬶、壶、罐、盔形器最有典型性，而器盖的出土，则表明大汶口先民生活的改善与进步，注重保温和清洁。延至龙山文化时期，在某些生活用具的制作上愈加精致，水平更高。如蛋壳高柄杯，盘口大，圈足小，头重脚轻，极易倾倒损毁，说明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陶杯，已经褪去了实用价值，升华为专供礼仪活动的器具。这是泰山地区发现最早的礼器，证实早在龙山文化时期，泰山一带的居民就开始举行原始崇拜性质的祀礼活动。

上述先进物质文化的诸多事实，足以见证泰山文化中心对华夏史前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低估。否则，就不会辐射、渗透到域外的其他地区，并参与、甚至主导了中原文化的建设过程。历史证明，以私有制的产生、家庭单位的建立和国家雏形的呈现为标志的人类文明社会门槛，是东夷华族和中原夏族同时跨过的。换言之，就是华族的物质文化建设与夏族的物质文化建设同步进行的，不存在谁先谁后、是源还是流的问题。

泰山文化：中原先进，东夷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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