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周边史前文化发源及播迁路线

2023-10-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泰山史前文化最先由泰山周边的原始人类创造，这是不争的事实。[1]这个远古文化的播迁路线图，证实了山东的史前文化发源于泰山周边。大汶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存，当推今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发掘的133座墓葬及其出土的大量文物。这一事实证明，大汶口文化时期有一支强大的居民分别向四周扩散，将先进的文化成果带到了各地。这一时期文化的特征是，石器中出现了较多礼器化的石钺、玉钺。

泰山史前文化最先由泰山周边的原始人类创造，这是不争的事实。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泰山以东百余公里的沂源县（原属临沂市，今属淄博市）骑子鞍山的千人洞里，发现了打制的石器和动物化石，虽未见人类化石，但人类活动的迹象已露端倪。1981年9月，在骑子鞍山的一处裂隙堆积中，终于发现了一件人类头骨残片化石，之后又陆续获得重大发现。专家将先后采集到的人类化石标本进行了修复，共有一块头盖骨、七枚牙齿、一块肱骨、一块股骨和两块眉骨，经鉴定，判明可能是两个成年猿人遗存的骨骼，与北京猿人相似，距今约40万年至50万年，命名为“沂源猿人”，习称“沂源人”。这是泰山周边发现最早的猿人化石，也可视为泰山原始部落先民的远祖。1966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距泰山东南50余公里的今新泰市东都镇乌珠台村南一个石灰岩溶洞中，发现了一枚人类牙齿化石和一批哺乳动物化石。人类牙齿化石为左下第一或第二臼齿，专家判明属于少年女性遗存，其主体被确定为旧石器晚期智人，距今约2万年至5万年，学界定名为“新泰智人”，习称“新泰人”或“乌珠台人”。新泰距沂源不远，呈东北西南走向，可以想象，“新泰人”，应是“沂源人”的赓续。

从出土的原始文化遗址看，在距今50万年到距今2万年这个漫长过程中，以泰山为中心的人类活动一直没有断绝。除上述沂源、新泰两处外，还发现了沂水的湖埠西，郯城的黑龙潭，蓬莱的村里集，海阳的司马台，长岛的长山岛、砣矶岛、大钦岛等多处文化遗迹。“这些远古人类文化遗存的发现证明，到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山东的远古人类不仅从泰沂山区发展到鲁中南南部沿海一带，而且又从鲁中南南部沿海一带进一步扩大到东部沿海的胶东半岛地区。”^[1]这个远古文化的播迁路线图，证实了山东的史前文化发源于泰山周边。

到了距今一万年前后，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族群，便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中石器时代。山东境内发现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又称“细石文化”），均在与泰山一脉相连的临沂地区，向南延伸至苏鲁交界地带。发现中石器时代最多的是临沂的凤凰岭、青峰岭，郯城的黑龙潭、马陵山以及沂水的沂河（发源于新泰南部山区）流域。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大量发现，说明从距今一万年左右到新时器时代以前、即距今七八千年以前，泰沂地区依然有人类居住。或许，临沂地区的先民，就是“新泰人”的后裔。正是这些原始居民，创造了泰山周边的中石器时代文化，为北辛文化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是1978年至1979年发掘的今滕州市北辛文化遗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骨器。其中最能反映北辛文化特征的是陶器，均为手制，分夹沙陶和土质陶两种。陶器有形状各异的鼎、釜、罐、钵、碗、盆、壶、杯、支座等。石器分打制和磨制两种，器形有斧、敲砸器、盘状器、铲、刀等。打制石器制作比较简单，但却规整、定型。磨制石器是在打制基础上进行的，有铲、刀、镰、磨盘、磨棒、磨饼、匕首、凿等，制作比较精细，遗有使用痕迹。骨器有镞、鱼镖、鹿角锄、凿、匕、梭形器、针、锥、笄等，其中镞、针、笄数量最多。经专家鉴定，判明北辛文化时代约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前4300年，延续了约1100年。从出土的石器看，北辛文化时期的先民已进入原始农业生产的耕锄阶段。农业是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此外养猪、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也较发达。北辛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前奏。

大汶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存，当推今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发掘的133座墓葬及其出土的大量文物。大汶口文化遗址最先在今泰安市宁阳县磁窑镇堡头村（与大汶口隔河相望）发现，1959年5月津浦铁路复线工程施工时，大汶河南岸的堡头村以西暴露出内涵丰富的文化层，出土价值极高的文物，一度被称为“堡头类型”。继而，在大汶河北岸的大汶口一带又发现了更大面积的堡头类型墓葬群落，先后经过了1963年、1964年、1974年和1978年4次发掘，专家们注意到，这一文化既不同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又不同于1928年在今山东章丘市（今属济南市）龙山镇城子崖村发现的龙山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从而提出了“大汶口文化”的命名。

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址，迄今在苏北山东域内已发现的大约200处，发掘的墓葬也有2000余座，比较重要的遗址，除大汶口、曲阜西夏侯外，还有兖州的王因、邹城的野店、胶州的三里河、诸城的呈子、茌平的尚庄、潍县的鲁家口、滕州的岗上、莒县的凌阳河以及苏北邳州的刘林、大墩子等处，其中的大汶口遗址最具典范意义。

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据碳14测定，大体在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历时2000年左右。大致相当于传说中的原始部落太皞、少皞、黄帝、颛顼、帝喾时期。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过了北辛文化的流布区域，且超出了泰山文化中心，北至辽东半岛，南至江苏、安徽北部，西到河南黄河以南的周口、许昌、驻马店、信阳、平顶山和洛阳等地。这一事实证明，大汶口文化时期有一支强大的居民分别向四周扩散，将先进的文化成果带到了各地。

大汶口文化在其两千年左右的发展过程中，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这三期的文化面貌各有其特点：早期年代约在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3500年。这一时期的文化特点是，石器中开始出现穿孔石铲等较精致的磨制石器；陶器有泥质夹羼和料的两种，均以红褐色为主，彩陶盛行，灰陶占一定比例，黑陶不多。陶器全部手制，纹饰有划纹、堆纹、锥刺纹、戳印纹等。代表性器物有釜形鼎、钵形鼎、觚形杯、饰圆孔的圈足豆等。大汶口文化中期年代，约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900年。这一时期文化的特点是，小件陶器开始出现轮制技术，大件陶器仍以手制为主，但鼎、罐类的口沿使用了慢轮修正加工。彩陶仍然盛行。典型陶器有折腹鼎、实足鬶、背壶、大编织纹镂孔的高柄豆、灰白色的尊形器、单耳杯，并开始出现无腹大袋足鬶（俗称“地瓜鬶”）。大汶口文化晚期年代，约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前后。这一时期文化的特征是，石器中出现了较多礼器化的石钺、玉钺。陶器以灰黑陶为主，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并开始出现一种白色或黄色的细砂硬质陶。彩陶已经很少见。陶器纹饰出现了篮纹。典型器物有篮纹鼎、细颈有腹小袋足鬶、无腹大袋足鬶、台座折腹豆、宽肩壶、黑陶高柄杯、瓶、长流盉、统体瘦高背壶、垂腹尊形器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化时期出现了刻在大口尊上的图象文字十数个，开启了中华文字的先河。(www.chuimin.cn)

衔接大汶口文化的是龙山文化。因1928年发现于章丘龙山镇而得名。专家共识，龙山文化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成，是泰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鼎盛时期。龙山文化时代约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大致相当于史载的尧、舜、禹时期。龙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除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外，还有日照的两城镇、东海峪，潍县的姚官庄、鲁家口，胶州的三里河，诸城的呈子，泗水的尹家城等，其中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最具典型意义。

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比大汶口文化更加广泛，延伸到了东起黄海之滨，西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北至辽东半岛，南至苏北、皖北、鄂北等地。必须指出，除泰山文化中心外，如河南、湖北、山西、陕西等地的龙山文化，虽然源自泰山地区，但由于远离发源地的时间比较长，又与当地土著文化相互交流、彼此融合，逐步失去了龙山文化的鲜明特征，更具流播地的文化因素和特色。因此，考古学上一般把龙山文化称之为“典型龙山文化”或“山东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在长达约500年的发展过程中，大体可分为早期和中晚期。学界一般认为，前200年，即约公元前2400年至约公元前2200年为早期；后300年，即约公元前2200年至约公元前1900年为中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出土文物的特点是，陶器以砂质、泥质灰黑陶为主，有一定数量的细泥磨光黑陶。制陶广泛采用了轮制技术。器表以素面为主，有的饰弦纹、划纹和镂孔。典型器物有粗颈小袋足鬶、腹作罐形扁带凿足的鼎、深腹平底罐、浅盘豆、蛋壳高柄杯和通体瘦长的小壶。龙山文化中晚期出土文物的特点是，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了两件黄铜器，标志着龙山文化时代社会生产力的突破性进步。黑陶以表里透黑的砂质陶和漆黑光亮的细泥陶占绝大多数，器物类别基本沿袭了大汶口文化的造型，但有很大发展和超越。陶器制作普遍采用轮制，其制作技术达到了鼎盛时期。所遗器物的造型极其规整、优美；器胎极薄而均匀，色泽纯正，表面透黑，火候高而又把握得极准。典型器物有曲腹盆形鼎、长流粗颈的大袋足鬶、小袋足鬶、盉、饰有竹节纹的镂孔粗柄豆或细柄豆、大平底盘、三足盘、盘口式蛋壳高柄杯、饰盲鼻的带盖罍、罐以及单耳或双耳的罐形杯等。其中的蛋壳陶为代表性文化符号。

与龙山文化一脉相承的，是泰山东北方向200余公里处的平度岳石文化典型遗址。这一文化的绝对年代，大体在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600年，时间段基本处于整个夏王朝，其下限相当于夏商交代之际。考古界确认，岳石文化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是龙山文化的更高阶段。

岳石文化的遗址已发现的有40多处，山东大部、江苏北部、河南东部等地，均有较广泛的分布。其中比较重要的遗址有：平度的岳石村，烟台的芝水村，牟平的赵格庄，长岛的北城村、后口村，青州的赫家庄，广饶的营子村，海阳的司马台村，兖州的马楼村，泗水的尹家城村，枣庄的赵村、庙顶村，苏北赣榆的下庙墩村，徐州的高皇庙村等。其中以平度的岳石村和牟平赵格庄遗址最具代表意义。由此可见，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与龙山文化的覆盖区域大体一致。

岳石文化的突出特点：一是发现了烧灼痕迹的卜骨和青铜工具铜锥。卜骨的出土，表明这一文化时代的先民萌生了占卜活动；铜锥的发现，证实夏代先民已经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二是陶器以泥质黑衣灰胎陶和夹砂褐陶为主，手制多见，轮制较少，陶壁变厚，蛋壳陶绝迹。器形和纹饰与龙山文化晚期近似，以带子母口的尊形器、蘑菇状纽的器盖、簋形器、甗和豆以及短舌状的三足罐等最具典型特征。器壁较厚，更具实用性和耐用性。三是石器更加多样化，出土了斧、锛、刀、凿、铲、镞、妨轮、砺石、网坠、敲砸器等，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物件是半月形双孔石刀和带亚腰及竖向浅凹槽的石斧以及方孔石器。

上述可知，泰山周际新石器时代的四个发展阶段，不是孤立存在、互不联系的，而是一个前者发展到后者、后者继承前者的嬗递过程，而且呈现出向四周辐射的趋势。从泰山文化中心的定义来说，是泰山地区史前文化的萌发，才点燃了东夷文明的曙光。至于东夷文化为何发源、崛起于山东中间地带的泰山地区，可以理解为：“泰山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除被认为能够通天外，还被认为是世界上生命所产生的地方、人死后灵魂的回归之处。它是华夏民族古神话世界里的神圣之山，我国不少的神话故事都发生在这座神圣而神秘的山上。”^[2]也就是说，先民的大山崇拜，将东夷原始族群吸附在了泰山周际，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

泰山周边史前文化发源及播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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