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法西斯战胜利影响深远

第三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号称泰山军的第10军在敌我兵力、装备、后勤存在天渊之别的情况下，不屈不挠，顽强抗击，充分表现了爱国官兵的忠勇。尤其是衡阳保卫战，第10军顽强守坚47天，堪比唐代睢阳张巡孤军抵御百万安史叛逆的壮举，也不逊色苏联战场上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反侵略战争中第10军的这两次卓越表现，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一，泰山军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国的大国地位。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同盟国一系列惨败之中唯一的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国的斗志。当时美、英军队惨败，官兵士气低落，国内愁云笼罩，正在忧心法西斯轴心国下一步可能的进攻时，第三次长沙大捷的消息无异于云开日出，赢得了同盟国一片欢呼，精神为之一振。消息传到正在开会的美国国会，全体议员欢呼雀跃，掌声雷动，中国由此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赞赏与尊重。正在加拿大渥太华访问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演说称：“诸君如忆及日军之活跃，即知中国抵抗敌人达五年之久，并与敌人以打击，为如何不可思议之事。”就在几天之前，他还对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将中国作为“四强”对待一事愤怒不已，长沙大捷使他完全转变了态度。1942年2月7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77]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贺电蒋介石：“对于阁下之部队在长沙周围策动抵抗日军时，其精神与有效之动态，表示庆贺。”英国掌玺大臣阿特里在下院发表演说：“长沙一役的胜利，为中国军队未来胜利之先兆。”美军西南太平洋总司令魏菲罗上将贺电：“确信吾等通力合作，将证明日本侵略之最终失败和吾等之共同目标的胜利。”^[78]

除各国的政要对第三次长沙会战给予充分肯定外，中外媒体也好评如潮，一片赞誉之声。中共《新华日报》1942年1月11日发表社论《论长沙保卫战与目前军事任务》，其中说：“我三湘健儿，我神鹰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有效打退敌人，这表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有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生力军的决心，有实力不让敌人在太平洋上得逞的时候同时进攻中国。”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说：“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耀夺目。”英国《泰晤士报》社论云：“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国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美国纽约《论坛报》社论写道：“华军之胜利，即为同盟国之胜利，并使民主集团认识此次之胜利，为最合时机，且确信全球抵抗侵略之战争，为一具有不可分性之战争，湘北之大捷，其重要性最低限度可媲美英军在阿比西尼亚之胜利。”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评论》则称：“长沙之光荣胜利为一重大贡献”，它“已为我们建立极大功劳。故我们美国人得知长沙胜利消息时，对蒋介石将军及其英勇耐劳之军队，实觉无限之感激。”美国佛罗里达《泰晤士联合报》评论说：“中国之长沙大捷，乃系未来胜利之先声。凡此胜利均系表示蒋委员长所率领军队之实力， 日益增强，并足以表示一旦英美军火援助大批运到，则中国军队将在此次战事中，占有何等重要地位。”可谓誉美之声争相叠加，夸赞之词不绝于耳。从此，中国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79]

第三次长沙会战之所以辉煌，还因为此役打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1942年1月6日，即第三次长沙保卫战胜利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在同英勇的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千百万的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四年半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器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军。”^[80]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战场地位和作用的客观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抗战，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英美制定和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一个重要前提和保障。鉴于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美英等同盟国一致同意设立中国战区。1942年初，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中国战区正式成立，统一指挥中国及越南、泰国等同盟国的军队对日作战。1月22日，罗斯福总统任命史迪威中将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这就将中国战场与美国的远东战略联系在了一起，密切了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整个反法西斯战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奠定了世界大国地位。2月7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第422号公法，宣布向中国提供无担保、无利息、无指定用途、无任何附带条件贷款5亿美元。不久，蒋介石访问印度时全力游说印度加入同盟国阵营，因印度各界受此战中国大胜的影响，最终同意加入了同盟国，由此可见第三次长沙会战赋予中国政府的影响力。

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成为联合国的四大发起国之一。1942年元旦，即长沙保卫战开打的同一天，由中、美、英、苏4国领衔，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中国公开表明联合反侵略国家对德意日法西斯战斗到底的决心。长沙大捷的消息传开后，中国政府备受鼓舞，充满了底气，率先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决定，由美、英、苏、中四国共同发起，在旧金山召开制宪会议。同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如期召开，由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旧金山会议，并在宪章上代表中共首先签字。同年6月26日，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宪章第23条明确规定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为美、苏、中、英、法，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大国地位的确定，促使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并最终达到了订立新约的目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但西方列强一直不肯放弃在华特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中国的要求和对抗日本扩张的需求，美、英两国尽管多次表示愿与中国商讨取消领事裁判权问题，然而并未采取实际行动。长沙会战胜利后的1942年8月，美国向英国通报，准备着手与中国举行谈判，废除治外法权等在华特权，改订新约。英国表示同意，并准备采取一致行动。同年10月9日，美、英两国将其决定正式通知中国政府。10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重庆“精神堡垒”^[81]向世人宣布：美英两国自动取消在华领事裁判及有关特权，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害主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82]喜讯传出，全国同胞乃至全球华人无不扬眉吐气，精神振奋。是月下旬，中国政府接到美、英两国的新约草案后，即开始与两国进行谈判。中、美两国的谈判比较顺利，12月18日，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交照会，认为两国对条约草案及所附条文已趋于一致，建议于1943年1月1日在华盛顿正式签署条约和换文，中国政府表示赞同。中、英两国的谈判围绕归还九龙租借地等问题进行得比较艰难，为不致影响美英两方在1943年元旦前签订新约，中方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时提出对英国拒绝讨论归还九龙表示不满，并保留将来再提出这一问题的权利。由于英国的拖延，1943年1月9日， 日本抢先同汪伪政权签订了所谓《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等之协定》，随后意大利也宣布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受此触动，中国与美英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终于在1月11日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5月20日，中美在华盛顿、中英在重庆换文批准，条约生效。此后，其他一些享有在华特权的国家，也相继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奠定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废除旧约、订立新约的谈判，不可能进展得如此顺利。

其二，泰山军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念。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采取的“天炉战术”，几将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侵略者聚歼于湘北。中国军队摧枯拉朽般的席卷攻势，不仅大量消灭了敌军，而且将侵略者逐回了原驻地，以致两年多不敢染指长沙地区。此战，无疑对激励军队的抗日斗志、坚定民众的抗战信念，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励志作用。而守坚47天的衡阳保卫战，则大大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的步伐，加剧了日本政府的执政危机，直接导致了东条英机内阁的垮台。同时，衡阳之战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改变了侵华策略。翻开日本关于衡阳会战的记录，可以发现衡阳之战对于日本来说，并非一个胜仗。 日本《每日新闻》随军记者益井康一道破天机：“没有比这更空洞的胜利了。” 日军所宣称的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线”，实际上铁路不通，公路也不通，并未达到预期战略目标。 日军主导制定第11军“一号作战”攻略计划的高级参谋岛贯武治因此黯然去职，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当时，任日本陆军大臣秘书官的井本熊男在其著作中说：“经过衡阳攻击战后，我方对于支那军士气之旺盛有了重新的认识。”经此衡阳之战， 日本军方不仅是对中国军队的看法有所改变，而且对中国用战争征服的态度也随之改变。据日军大本营参议、战争指导班班长仲村佐孝著作《大本营机密日志》记载：1944年8月19日的御前会议，根据世界局势决定了今后的战争指导大纲，对“重庆”由“一号作战”以军事手段粉碎其抵抗的战略，转变为“尽快采取有统制的政治工作，力争解决支那问题”。到了9月5日，决定“大让步（同意）对重庆的和平条件”。 自我膨胀到目空一切的日本军阀集团之所以改变策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衡阳会战几近消耗殆尽他们的战争资源，再也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的战役。无庸置疑，衡阳保卫战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从此由盛转衰，最终走向了灭亡。

衡阳之战的重大意义举世瞩目，其轰动效应更是空前绝有。衡阳失陷的消息传开后，社会各界普遍持热情赞扬和充分肯定的态度。1944年8月12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并于同年9月初作出了派兵南下的决定：以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组成南下支队，分批进军，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尔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以配合将来的全面反攻。并且，南下支队一部曾经抵达湖南平江开展工作。这一部署虽然后来由于各种困难的制约被迫放弃，但衡山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却因衡阳保卫战进入中共高层的视野。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则电令全国军队8月20日早晨6时在军旗前默哀三分钟，对衡阳守军的牺牲将士藉表敬悼，并亲笔拟就悼文，其中称赞：“我官兵坚强抵御，以寡敌众，在敌人步炮空军联合猛攻并施放毒气之下，浴血搏斗，壮烈无前，坚忍苦战，屡挫凶锋。”表彰守军精神“足重我民族存仁取义、千秋万世之光辉”，号召全国军队：“……振奋策励，以第10军此次在衡阳壮烈牺牲为模范，共誓必死之决心，益历奋斗之精神，同仇敌忾，为已死同胞复仇，为国家民族雪耻，有我无敌，前仆后继，以达成神圣之天职，而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83]并要求全体官兵人人背诵《悼文》，稔熟于心，念念不忘。9月14日，重庆《大公报》推出题为《衡阳47天》的重头文章，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以为衡阳之战贡献至大，不仅向敌人索取了代价，也给中国军人做了榜样。”方先觉等人逃脱魔掌、返回重庆后，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盛赞。12月13日，《大公报》在《向方先觉军长欢呼》的社论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向方军长欢呼，欢呼我们的英雄苦战归来，同时也欢呼给那群轻弃国土见敌即逃的不肖军人听。国家军队都像第10军，敌人怎得侥幸？军官都像方军长，非但敌人不得进，我们更能守能攻了！语云：‘知耻近乎勇’，军人最应知耻，顶天立地的汉子一定要脸，方军长及第10军的将士就是知耻有勇的标准军人。我们欢呼方军长苦战归来，更欢迎我们的抗战精神归来！” 12月20日，重庆的《扫荡报》刊出题为《欢迎衡阳守将归来》的社论，开篇就说：“苦守衡阳孤城，血战47天的方先觉军长、孙鸣玉参谋长、周庆祥师长诸将领，最近先后脱险归来，安抵陪都（重庆）。这个消息，使我们兴奋，使我们欣慰！”与此同时，政府组织的、社会团体发起的各种盛大欢迎会、宴请会日程满满，忙得方先觉和他的“五虎将”不亦乐乎，走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掌声如潮，鲜花簇拥，风光到了极点；各种物质慰劳也源源不断，越积越多，琳琅满目，数不胜数，令他们眼花缭乱，美不胜收。由此可见衡阳保卫战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和在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

其三，长衡会战有力地制约了日本的世界战略，有效支援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作战。1937年“七七”事变、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陆续将陆军34个师团中的32个投入中国战场，本土和朝鲜半岛仅各驻一个师团。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 日本陆军总兵力扩张为51个师团，其中中国35个、东南亚10个， 日本陆军近70%是兵力在中国战场作战，而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不足20%。据此可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是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主要国家。1942年初长沙大捷后的2、 3月间， 日军大本营为防止美军以澳洲为基地发动反攻进行研讨，海军认为只有攻占澳大利亚才能阻止美军反攻，这就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大量兵力，但遭到陆军的拒绝。因为这时的日本陆军还没有走出长沙会战惨败的阴影，部队也没有恢复元气，根本没有心思和力量支援海军南下作战。同年春，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指挥的德军“非洲兵团”，在北非向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统帅的英军发动攻势，英军无力招架，节节败退。5月下旬，德军攻占埃及。德军的胜利，促使法西斯轴心国日本提出了西进作战计划。 日军大本营认为， 日本应与德、意彼此呼应，进入西印度洋。7月11日， 日本陆海军上奏天皇，决定将作战重点从太平洋转向印度洋，但同样因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而无力实施西进战略。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过一段公允的话：“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84]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如果“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攻印度，就确实可能了。”^[85]1942年12月，苏德两军在斯大林格勒展开激战，德国请求日本对苏开战，但日本因力不从心拒绝了德国的请求。此后，德国曾多次请求日本对苏作战，均遭日本拒绝，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得以全力抗击德国法西斯，确保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苏联元帅崔可夫曾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86] 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反攻后， 日军忙于“一号作战”，并在衡阳之战中蒙受惨重损失，更是无力支援太平洋战场一败再败的陆海军作战。从这一点上说，中国抗日军队在衡阳的顽强抗击，为美国最终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毋庸置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2年和1944年， 日军之所以在中国战场抽不出兵力，不能实施西进和北进战略，长衡会战重创日军是其中的要素之一。而敌后战场的顽强坚持也不容忽视，正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的英勇奋战，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从而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如果没有这两次中日精锐部队的鏖战和敌后战场的积极配合，大量消耗了日军实力，反法西斯战场的路线图就可能重新拼接。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军的坚强与牺牲以及敌后战场的不屈不挠，都是对美英苏同盟国的有力支援。

其四，衡阳保卫战冲破了军人“杀身成仁”的陈旧观念，确立了更加人性化的生死观。第10军守坚衡阳只做了半个月的战争准备，结果死战47天，是在弹尽粮绝、无力再战的情况下与敌进行停战谈判的，尽管放下武器后被敌所执、失去了自由，但凡是能跑动的官兵均选择了逃归抗战阵营，没有一人弯腰投敌、为虎作伥，从而保留了三千多名抗日精英。这一幕，如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故事，得到了朝野有识之士的普遍理解和广泛赞许。这首先从蒋介石礼待方先觉、为归来将领加官进爵的行为，得到了证实。当时的日本媒体大肆宣扬第10军的“投降”和方先觉的“折腰”，但没能撼动蒋介石对方先觉最后一电中“誓以一死报党国，完成军人之天职”的坚信不疑。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有一位国民党元老在蒋介石厚待第10军问题上提出质询，说什么如果方先觉投敌属实，那就是有过而不是有功，赏有功，罚有过，才为是非分明，理所应当，如果功过不分，是非不分，将何以取信于国人呢？蒋介石对这位元老的质询大为光火，怒气冲冲地斥责道：“刚才这话是谁讲的？这与奸匪造谣中伤有什么区别？简直是不识大体不顾大局！”^[87]批得那位元老张口结舌，不知所措。蒋介石不仅善待第10军的幸存者，而且也待阵亡者不薄。1946年2月17日，蒋介石专门召见少将高参葛先才，特命这位原第10军预10师师长前往衡阳，搜寻安葬战时殉国的烈士。葛先才领命后在衡阳红帮首领欧老五的鼎力协助下，组成660人的队伍，搜寻到6000多具第10军官兵的遗骸，安葬于衡阳西南郊的张家山，使散落战场各个角落的孤魂野鬼得以入土为安。4个月后，张家山麓竖起了一座巨大的墓碑，上刻“陆军第十军衡阳保卫战阵亡将士之墓”16个大字。墓碑落成那天，衡阳市长仇硕夫率各界人士，为烈士们举行了隆重的奉安葬礼。不久，数十万衡阳市民又发起了修建衡阳“抗战纪念城”的活动，衡阳市参议会参议长杨晓麓自动请缨，担负起了这一重任，并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支持。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举行命名奠基典礼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所颁的训词里说：“至是年（1944） 6月下旬，衡阳四邻各县，先后失陷，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8日（实为47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华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最显著，地方人士所以请定为抗战纪念城者，其意在此。昔者孟子言仁者无敌，又言浩然之气，集佖所生，至大至刚，我中华民族所恃以生存，所资以兴立者，岂非数千年来仁义之教所沾被既深且远欤！今当举行命名典礼，爰举此义，以告国人，并示来兹。”^[88]同时，国民政府21位要员也题词祝贺。这项浩大工程虽然最后因经费不足而落空，但却利用国府的有限款物拨付和民众的踊跃捐助，于1948年4月在衡阳保卫战主战场之一的岳屏山构筑了规模可观的纪念性建筑物，永远留在了抗战史的记忆中。政府高官及社会贤达对衡阳保卫战的充分肯定及其善后处理，无疑是对“杀身成仁”观的忽略和削弱。

在对待第10军的被迫改编“先和军”及官兵逃归问题上，社会舆论也给予了设身处地的体谅和理解。方先觉等官兵逃归后的1944年12月20日，重庆的《扫荡报》刊出题为《欢迎衡阳守将归来》的社论，在回答人们关心的第10军被迫改编为“先和军”问题时说：“固然，军人大义，不成功则成仁。为国而死，重于泰山。但人人均望诸将士，以必死之心，求不死之道，留其生命与能力，再为党国服务。衡阳失守， 日后必然收复；将士殉国，则为不可补救的损失。而且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率孤军，守危城，御强寇，歼敌致果，战绩辉煌之将更难求！”同一天，重庆的《救国日报》发表龚德柏的署名文章《方先觉不愧张唯阳》，其中也说：“……方军长得其部下，真是百分之百尽了职份，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这样克尽厥职的军人，即令终于成为俘虏，将来战胜，交换俘虏，而得生还，我们国民犹当极端崇敬，而况方军长等虽在俘虏营中，仍不忘祖国，不忘抗战，冒生死之危险，逃出敌人的天罗地网，归于抗战阵营，尤值国人崇敬！所以全体国民，闻方军长之脱险归来，无不眉飞色舞，而想望一见其雄姿，这是完全出于国人之真诚。”这些言论，形成了对“杀身成仁”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时任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后来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说：“因此次衡阳之攻略，使我感知中国军战意之旺盛。尤以前已经投降之各高级人员，在经过巧妙伪装其态度后，终于突然逃脱，返回中国方面。”还值得一提的是，在1946年开始的东京审判中，原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因疏于管控、战俘逃脱被免于起诉，而对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则因罪不容赦被判无期徒刑。如果第10军战败后全体官兵为一个“仁”字而死，恐怕横山勇就很难得到赦免了。国际法庭的裁决，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杀身成仁”价值观的不可取，同时也说明了方先觉等人最后的决断，符合国际通用的价值观。

其五，泰山军血战长衡折服了日本军界，对促进中日邦交、缔结和平条约起到了以史为鉴的作用。在中国八年抗战的正面战场上，由于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败得最惨、衡阳保卫战日军损失最大，所以在日本国民的战争记忆中最为深刻，教训也最为惨痛，因而对中国的爱国官兵产生敬畏感。二战结束后， 日本爱好和平的有识之士通过深刻反省，终于醒悟到只有坚持和平主义、才能获得长足发展的道理，从而奠基“永不再战”这一基本国策，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促成了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建交和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诚然，中日两国修好、握手言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长衡会战赢得日本国民的尊重及其深刻检讨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民不可战胜也是日本战后的社会共识。没有中日两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反复较量，让一贯藐视中国、欺辱华夏的日本军阀放下屠刀是不可能的，寻求与新中国交好更是天方夜谭。尽管日本国内的极右势力不断地挑起中日争端，不遗余力地否认侵略历史，但却无力复辟“大陆政策”、再次挑起对华战争。因为他们明白，如果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不是战败而是灭种的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长衡会战应当是日本永远的痛。

正是这一痛定思痛，促使长衡会战的日军亲历者及其后昆不得不正视这段历史，主动对退役的原第10军官兵表达了崇高敬意。二战结束后，前日军第11军以原第68、第116师团幸存者为主，成立了“不死战友会”，经常聚会反思战争的残酷及其带给人类的深重灾难。20世纪80年代初，战友会多次给退休台北的方先觉、葛先才、容有略等人写信，希望达成谅解，并提出了访台请求。方先觉等人依然保持着将军的宽广胸怀和大度能容的气度，同意了日方这一民间团体的请求。1983年7月16日，一个由前第11军残部56名代表组成的赴台参访团，乘坐从东京起飞的客机，当日抵达台北机场。在这个日本民间代表团中，有衡阳会战时率部攻占杏花村141高地的日军针谷支队第3大队第10中队长井崎易治中尉，有第68师团的住田克己、赚谷平、岛木良睛、高泽信雄等尉、士官兵。一行人走下飞机后，受到原第10军残部在台代表的热烈欢迎。昔日战场对决、誓不两立的宿敌，如今握手言欢，一笑泯仇。如果没有当年中国第10军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绝不可能促成日本战友会的远道拜访。可惜的是，这个日本民间团体没能一睹方先觉和容有略的尊容，只见到了原第10军预10师师长葛先才、参谋长何竹本、第30团团长陈德坒，第3师参谋长张定国、第8团团长张金祥、第9团团长肖桂田，军属工兵营营长陆伯皋、炮兵营营长张作祥、搜索营1连连长臧肖侠，预10师第30团团附项世英、第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等退役军官。^[89]在这之前的1983年2、 3月份，方、容两位将军已经先后作古，长眠地下。为了表达对已故名将的推崇， 日本战友会的访台成员集体到台北五指山麓方先觉、容有略的墓前，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气氛肃穆，人人追思良久。此后的1984年3月3日至6日，前日军第11军战友会的原第68师团上尉多贺正文等第二批40人的访台代表团，再次到方先觉、容有略等烈士墓前，祭奠逝者的在天之灵。多贺正文等人返日不久，即收到了方先觉独子方柏栋寄赠的其父文集《子珊行述》多册。同年4月间，多贺正文又与8人组成重访战地参观团，飞赴中国大陆，同样受到衡阳人民的热情接待。他们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衡阳之战这段历史，取走了一捧战地泥土，又灌了一壶湘江水，一并带回了日本。同年8月30日，多贺正文以衡阳泥土为底色，绘成高1.2米、宽1.6米的大型油画《衡阳之战》，再现了当年衡阳会战的图景，并特缩3张寄给台北的方柏栋，附函一封，嘱其分赠葛先才、白天霖二先生，还承诺下次访台时，将那壶湘江水供奉于方先觉墓前。多贺正文在信函中说：绘制油画，“这是本会全体战友多年的心愿。 目的是将此一悲惨绝伦的战斗景象，留存后纪，鉴戒警惕，期能永远不再发生战争。”^[90]由此可见衡阳保卫战在日本国内产生的正面影响。

曾经名振一时的泰山军已经成为过去，轰动一时的长衡会战也已尘封战史，但该军在民族危亡时刻充分表现的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泰山精神，却永远定格在那一特定的历史时空，爱国旗帜永远飘扬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长期以来，由于敏感的政治原因，泰山军血战长衡这段历史一直被长期屏蔽，甚至被一些史料歪曲篡改，这是不公允的，以致后世很少有人知道，或者了解得很片面。改革开放以来，这段战史才逐步揭示真相、还原本貌。

谨以此文，向抗战中岿然屹立、坚不可摧的泰山军，致以崇高敬礼；向长眠九泉、英魂不死的泰山军官兵，致以深切悼念。

主要参考文献：

薛岳、余建勋等著：《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人民出版社编写组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南香红撰：《衡阳会战：血色47天》，《看天下》2012年第18期。

【注释】

[1]薛岳撰：《第三次长沙会战》，载薛岳、余建勋等著《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03页。

[2]转引自胡新民撰：《美英日推崇毛泽东游击战思想》，载《党史博采》2015年第4期。

[3]赵子立、王光伦撰：《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13页。

[4]赵子立、王光伦撰：《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13页。

[5]葛志先撰：《守卫长沙》，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32页。

[6]杨正华撰：《长沙保卫战始末》，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34页。

[7]杨正华撰：《长沙保卫战始末》，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34页。

[8]杨正华撰：《长沙保卫战始末》，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35页。

[9]杨正华撰：《长沙保卫战始末》，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35页。

[10]黄钟撰：《守卫长沙纪实》，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40页。

[11]马正建著：《长沙大会战1939～1942》第三章《哀兵之战》，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2]黄钟撰：《守卫长沙纪实》，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41页。

[13]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55～56页。

[14]黄钟撰：《守卫长沙纪实》，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42页。

[15]黄钟撰：《守卫长沙纪实》，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42页。

[16]杨正华撰：《长沙保卫战始末》，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37页。

[17]转引自《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前言”，第2页。

[18]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05～106页。

[19]陈立旭撰：《毛泽东与抗战中的两个战场》，载《党史博览》2015年第8期。

[20]转引自陈立旭撰：《毛泽东与抗战中的两个战场》，载《党史博览》2015年第8期。

[2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

[22]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九章《中国战场实行局部反攻， 与盟军共同对日战略反攻作战》，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3]唐元鹏撰：《薛岳的麦城》，载《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第21期。

[24]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2页。

[25]唐元鹏撰：《薛岳的麦城》，载《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第21期。

[26]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6页。

[27]臧肖侠撰：《浴血奋战守衡阳》，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96页。

[28]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23～26页。

[29]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28～29页。

[30]转引自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31～32页。

[31]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33～34页。

[32]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42～48页。

[33]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62～64页。

[34]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49～50页。

[35]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64页。(www.chuimin.cn)

[36]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62页。

[37]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65页。

[38]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67～68页。

[39]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68页。

[40]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81页。

[41]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82～83页。

[42]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89页。

[43]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96～99页。

[44]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01页。

[45]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03～104页。

[46]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05～106页。

[47]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13页。

[48]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46页。

[49]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49页。

[50]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50页。

[51]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55页。

[52]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35页。

[53]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41页。

[54]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58～159页。

[55]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59页。

[56]白天霖撰：《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第288～289页。

[57]罗立三撰：《衡阳战役中见闻》，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08页。

[58]转引自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91页。

[59]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96页。

[60]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228页。

[61]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239页。

[62]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239 ～ 242页。

[63]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247页。

[64]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248页。

[65]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291页。

[66]白天霖撰：《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载《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87页。

[67]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249页。

[68]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300页。

[69]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302页。

[70]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304页。

[71]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303～307页。

[72]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322页。

[73]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325～326页。

[74]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334页。

[75]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326～327页。

[76]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329～330页。

[77]［美］伊里奥·罗斯福著：《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5页。

[78]参见当时重庆各大报纸外电消息。

[79]引文均见当时重庆各大报纸外电消息。

[80]［美］伊里奥·罗斯福著：《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4页。

[81]1941年12月30日在重庆都邮街广场一个日机轰炸的弹坑上建成，意指坚决抗战的精神堡垒，后成为重庆各界及中枢当局举行庆典、集会的场所。

[82]庞国义撰：《不能忘却的“精神堡垒”》，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

[83]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334～335页。

[84]［美］伊里奥·罗斯福著：《罗斯福见闻迷录》，新群出版社1951年版，第49页。

[85]［英］温斯顿·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66页。

[86]［苏］崔可夫著：《在华使命》，新华通讯社1980年版，第38页。

[87]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4页。

[88]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129页。

[89]抗战胜利后，原第10军第3师师长周庆祥于1946年3月只身投靠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后出任整编第32师师长，1948年3月在山东周村与解放军作战时败逃，被蒋介石下令枪决于南京雨花台；原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退台后1963年亡于金门岛；原暂编第54师师长饶少伟解放战争中在宿迁战败被俘，后配合中共策反了四川军阀刘文辉，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湖南省政协委员。故三人无缘日本访台代表团。

[90]张和平著：《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衡阳保卫战）纪实》，第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