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堂被撤职引起官兵激愤抗议，关键在于守得住长沙

第10军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广州誓师北伐的8个军之一。1928年12月张学良易帜，宣告了中国军阀割据时代的结束，全国军队编为4个集团军，以师为战略单位，第10军缩编为第3师。1931年，第3师第8团团长李玉堂（字瑶阶，山东广饶人），因作战有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师师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玉堂率部参加“八一三”上海淞沪会战；同年，李玉堂擢迁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1938年末至1939年初，李玉堂率第8军在赣西北武宁县观凤山一带顽强阻击日军，死战不退，屡挫敌锋，被最高统帅部授予“泰山军”称号。1940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该军进行建制调整，第8军撤销番号，与第10军合并，军长李玉堂接任第10军军长一职，遂将泰山军的称号带到了第10军，并全部换装苏式武器。1941年9月，该军参加第2次长沙会战后，担任长沙守备任务。这时的第10军，已辖周庆祥（山东夏津人）为师长的第3师、方先觉（字子珊，安徽萧县人）为师长的预备第10师、余锦源为师长的第190师，并配置一个山炮营，95%的军官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国民政府所辖100个军中是战斗力较强的一个军，与号称“虎贲军”的王耀武第74军，并列湖南第9战区两大王牌部队。

泰山军这一称号源于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所作的《临时大总统告海陆军士文》，其中说：“愿吾海陆军将士，上下军人，共励初心……拥树民国，立于泰山磐石之安。则不独克尽军人之天职，而吾皇汉民族之精神，且发扬流衍于无极。”殷切期望海陆军将士们拥护国民政府，希冀新诞中华民国犹如泰山一般长治久安。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将泰山军称号授予第10军，旨在表彰这支部队攻能泰山压顶、无坚不摧，守能稳如泰山、岿然不动。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拉开血幕，军委会拟令第10军担负长沙防务。但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为了在金井（湘东北）至粤汉铁路东西之线与日军展开决战，先令第10军开赴高桥、金井、福临铺一线构筑防御工事。李玉堂接到命令后，于9月23日抵达指定阵地，将司令部设在剑山将军坝。9月24日，第10军先后遭到日军第3师团主力、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各一部的猛烈进攻，经两昼夜激战，第10军的福临铺、金井阵地被先后突破，所属第3师损失惨重，第190师副师长赖传湘殉国。为有效抗击三倍于己之敌的强势进攻，李玉堂遵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率部撤往捞刀河以南的榔梨市收容整顿，将第10军部署在长沙外围的东山、浏阳河、捞刀河一线，利用地理优势阻击日军四昼夜，终于坚持到援军赶到，将日军击退。战后，薛岳不仅不反省检讨误判敌情的过错，反而追究金井阵地丢失的责任。李玉堂受到军委会“撤职留用”处分，调长官部服务。

李玉堂被撤职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第10军全体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激愤抗议，一致认为第10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功不可没，即便不嘉奖，也不该撤军长的职。同时，接到第10军军长委任令的中央军校汉中分校主任钟彬了解到第10军的现状后，同情黄埔1期老同学李玉堂的不公正遭遇，借故推迟赴任时间，使第10军一时成为一支没有军长的队伍。

1941年12月7日， 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太平洋战争随即爆发。 日本对美、英宣战，中、美、苏、英同时向德、意、 日宣战，从而拉开了反法西斯同盟国与邪恶轴心国大战的序幕。 日军驻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指令，发起了第三次进犯长沙的攻势，旨在打通粤汉线，牵制中国军队策应美英两国作战。薛岳战后回忆说： 日军“抽集第三、第六、第四十师团，及第四、第五师团各一部，为第一线兵团，直犯长沙；池上、加藤、平冈、外国支队，为第二线兵团，任长沙岳阳间之交通警备，及策应第一线兵团之作战；第十三、第十五、第三十九、第一一六师团之各一部，第十四独立旅团主力，第十八独立旅团一部，为第三线兵团，任临（湘）、岳（阳）后方据点之守备，必要时，策应第一第二线兵团作战，合计兵力约十二万余人，企图于1942年元旦攻占长沙，并以第三十四师团主力，第十四独立旅团一部，分别向上高、修水（均在赣西北）进犯，牵制我军。”^[1] 日军一线兵团在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指挥下，气势汹汹地向长沙地区扑来。

针对日军的演兵布阵，国民军第9战区长官部采取了相应的对策。薛岳在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后，决定采取“天炉战法”，即依据湘北的“天炉”地理优势，在新墙河、汨罗江和捞刀河之间逐次设置防线，部署以罗卓英为总司令的第19集团军、王陵基为总司令的第30集团军和杨森为总司令的第27集团军，共30余万兵力，在湘北层层设防抵抗，旨在逐步削弱日军的攻势，从防线撤下来的部队并不后退，而是移师左右两翼，以第27集团军下辖第10军防守的长沙城为钓饵，诱使日军钻进这个“炉膛”。为便于指挥，薛岳将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移驻长沙之西、湘江对岸的岳麓山，在该山制高点设立炮兵阵地，支援长沙守军，并动员湘北军民彻底破坏日军的战区交通线，切断其运输供给，在农田灌水，迟滞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待日军在长沙攻势受挫、补给断绝而北逃时，将之前外围后撤至两翼的部队会同其他生力军，四面合围，聚歼南犯日军。

这一战役计划能否实现，关键是第10军能否守得住长沙、重挫日军攻势。

第三次长沙会战于1941年12月19日打响，守军在湘北渐次阻击，边打边撤，诱敌步步深入。由于道路尽毁、水田连片，迫使日军舍弃坦克、战车等重型武器，只带炮兵部队贸然进军。这就为装备低劣的国民军抗击日军减轻了压力。

国民军第9战区这一动员民众广泛参与的战法，得益于中共的帮助。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应邀参加。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接受了中共的建议，两党共同创办“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邀请中共方面派员参加。经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和李涛、边章五、吴系如、薛子正、李崇等参加教学工作。临行前，毛泽东对叶剑英等人说：“去吧！去讲我们的一番道理。”^[2]不久，训练班成立，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任正副教育长。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南岳共举办了三期，1940年夏南迁祁阳、零陵等地，又办了四至七期，于1942年停办。在训练班的教学工作中，由于共产党员教官都接受过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熏陶，又有较长时间游击战的实践经验，能够密切联系实际讲解战术运用，所以大受学员欢迎，为国民军培养了一批善打游击战的干部，在长沙会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9月，中共中央为了更好地动员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征得国民政府同意，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等十几个重要城市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通讯联络机构。同年11月，受中共中央委派，高文华、徐特立和王凌波等赴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高文华（原名廖剑凡，之前任中共华北局书记）任中共湖南工委书记，徐特立为八路军少将参议、驻湘代表，王凌波为通讯处主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于1937年12月初创建于长沙市东长街（今蔡锷中路）徐祠巷19号徐家祠堂，1938年2月迁至寿星街2号，同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移至湘西邵阳市区两路口。1939年8月，以薛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逼迫日甚，第9战区两次通令撤销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迫使上百名工作人员被迫分批转至桂林、重庆等地，中共湖南省工委也转入地下开展斗争。1940年徐特立、王凌波相继撤回延安，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至此结束。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与救亡运动，动员群众募捐物资支援抗日战争，同时利用公开、合法的地位恢复与发展湖南党组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不仅恢复建立了以高文华为书记的湖南省工委，而且招收学员680人，培训人员2220人，营救人员65人，接待国内人士2万余人、国外人士20人，接收转运物资5万余件，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正是中共精英参与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学，才使国民党各级军官学会了如何组建抗日游击队，如何开展游击战和怎样动员民众实施破袭战。正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卓有成效的工作，才发展壮大了湖南的中共力量，培养了一大批抗日中坚分子，激发了三湘大地进步人士的爱国热情，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如果没有中共力量的积极襄助和湖南人民的同心戮力，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结局极有可能被日军的铁蹄踏碎。

而此时控置于长沙、株州地区准备固守长沙的第10军，却没有最高指挥官。战前，第10军奉薛岳之命放弃株州，专守长沙和以西隔江而望的岳麓山。兵力部署为：预备第10师防守岳麓山阵地，确保第9战区司令部和所属炮兵部队的安全；第3师和第190师防守长沙近郊。军事部署虽然有了，但需一军之长的运筹调度和一线指挥。情急之中，身在岳麓山地下指挥部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迫于战情紧急和舆论压力，决定让李玉堂以“代理军长”的身份复出，承担指挥第10军的责任。

然而，山东大汉李玉堂却不买顶头上司薛岳的账，也不理会“代理军长”一职。不过，长沙存亡之际，他仍以大局为重，将个人荣辱置于脑后，主动到军中指导防御工事构建，官兵们依然将其视为军长，听其调遣。时任第9战区参谋处长赵子立和第60军第138师营长王光伦，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新墙河战斗开始后的几天，长沙的工事不分昼夜地施工。第十军军长李玉堂整天在阵地上修正地堡的位置和射击孔的方向，规定火网的编成，饿了就在阵地上啃馒头、喝点水，积极督修工事，准备应战。”^[3]第10军全体官兵虽然为军长蒙冤而群情激愤，但看到军长依然如故地忙于战事防御，迅速将怨气转换为志气，积极投入紧张的备战工作，发誓以实际行动证明第10军的战斗力，要回他们推崇备至的军长。赵子立和王光伦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第一、二次长沙会战时， 日军都没有攻长沙城，这一次要诱致日军进攻长沙城，必须要把工事构筑坚固。长沙市民踊跃捐输材料，并大力协助军队施工。工事采取地堡式，西面依托湘江，对北、对东、对南呈一个半圆形，工事的外围似由麻园岭——朱家花园——杜家山——二里牌——黄土岭——妙高峰——猴子石之线，一层一层地向里构筑，愈向里强度愈增加，约以中山路西段——黄兴路——八角亭——南正街——坡子街以南概略线上的核心工事为最密最强，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的街道口都有铁丝网拒马封锁，各街道上都有由地堡和建筑物内发出的火力封锁。至于湘江水路，不仅长沙以北封锁了，连长沙以南似在猴子石附近也封锁了。”^[4]尽管长沙守军作了充分准备，但城郊的半圆防线长约30华里，城西临江一线和水陆洲（即橘子洲）只派出了警戒部队，兵力明显不足，预示着长沙守坚存在的巨大风险。

战情的迫在眉睫和第10军的众志成城，终于促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不再沉默。蒋介石亲自给李玉堂通电话，令其重新担负指挥第10军的重任。据曾经在第10军服役的蒋鸿熙回忆，通话内容如下：“蒋：你是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吗？”李：“报告委座，是的。”蒋：“你是黄埔一期学生吗？”李：“报告校长，是的。”蒋：“那好，长沙就交给你了。”随后电话挂断。蒋介石简单的几句话，意味着处分的解除和校长的信任，既坚定了李玉堂的守城决心，也成就了其一生戎马生涯的辉煌。

12月30日，李玉堂重返军部视事，制订了保卫长沙的作战计划，将朱岳指挥的第190师部署在北门一线、周庆祥指挥的第3师部署在东门和南门一线，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表示愿与长沙共存亡，发出了“不怕牺牲，有我必胜”的战斗号召。李玉堂的复出，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斗志。官兵同仇敌忾，筑成了一道道钢铁意志的长城。

当第10军少将参谋长蔡雨时得知驻扎于宁乡、益阳一带的战区预备队以彭位仁为军长的第73军先敌一步到达长沙后，对薛岳的战略部署提出了质疑，建议军长李玉堂将方先觉为师长的预备第10师由岳麓山调入长沙，接防南门第3师一个营的5华里阵地，否则薄弱的防线极易被敌突破，城池难保。这时的李玉堂，已从前线士兵捡到日机误投信袋中得知敌军两日攻占长沙的作战意图，料定必有一场血腥恶战，完全赞同蔡参谋长的意见，可又深知薛岳处事一向主观武断，很难变通他的计划，况且第73军归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要让73军接防预10师不是第10军说了能算的，但日军攻势迅猛，时间只剩一日，刻不容缓，不能迟延。紧急时刻，李玉堂当机立断，对蔡说：“你先用电话问一问方师长，他如同意，咱就这么办。”蔡雨时打电话给方先觉说：“友军先敌一天到达长沙，我和军长研究，让你师过江接防第三师小吴门一个营的阵地。你同意不？”方先觉说：“给我下命令，我就过江，别无他意。”蔡说：“军长命令你师即刻过江，岳麓山阵地将来由我军七十三军派一个师去防守。”方先觉当即集中湘江的大小船只迅速过江，急忙接防。人马渡江过半时，身在岳麓山地下室第9战区长官部的薛岳得知情况，打电话问蔡雨时：“第十预备师怎么过江来了呢？”蔡报告了敌军和友军的情况，说：“友军先期到达长沙，可接岳麓山阵地；预备第十师过江接防第三师之一部，长沙可以确保……”薛岳停了片刻没有吭声，最后说了一句：“小心你的脑袋。”就把电话挂了。预备第10师过江后，把船只全部调走，连一只通信用的船都不要了，以示破釜沉舟的守城决心。^[5]

此刻，为1941年12月31日夜，预备第10师布防长沙城南门一线：以张越群为团长的第29团占领金盆岭至猴子石一带阵地为第一防线；以葛先才为团长的第28团占领白沙岭至修械所一带高地为第二防线；以陈新善为团长的第30团接防第3师阵地为第三防线，兼做师预备队。

12月31日零点以后，预10师第29团前进部队即与日军骑哨相遇交火。惨烈的长沙保卫战，就此打响。

1942年元旦拂晓，敌机飞临长沙，陆空紧密配合， 日军的先头部队向守军第29团发起进攻，企图夺取制高点，为大部队创造有利的攻击条件。守军第29团草创阵地，仓促应战，团长张越群决心如铁，严令部队猛烈还击，双方展开殊死搏斗。尽管守军勇气可嘉，但毕竟准备不足，战斗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

面对日军的凌利攻势，预10师师长方先觉果断命令：炸掉城南妙高峰的塔亭，消除日军炮火的射击参照物；督战队开始执行任务，首先严格疏散人口；留守的长沙县长李公甫即刻西过湘江，动员组织民众为城内守军供应肉食和蔬菜。时任第10军预备第10师政治部科长的杨正华，草拟了向军事委员会报告战斗开始情况的电文：“我师士气旺盛，布置严密，指挥官意志坚强，从今晨起，激战正在进行中。”方先觉过目后当即指示杨正华：“督战队的督战任务，必须认真执行，擅自后退者，就地枪决。”又说：“我授给你紧急处置权，可以先斩后奏。”^[6]同时，薛岳也下了死令，守城部队不准过江，擅渡者格杀勿论，并在湘江西岸架起了机枪，对准了江面，将长沙城的守军置于绝地求生的处境。这种缺乏人性的督军方法虽然残酷无情，但在战时却极具震慑力。果然，方师长和薛长官的督战命令下达后，全师上下的军纪顿时严肃起来，人人打消了贪生念头，下定了拼死的决心。各级军官和督战队对临阵怯懦者也决不姑息迁就。

1月1日早晨， 日军开始大举进攻长沙。 日军根据长沙的地形特征，没有选择湘江为突破口，而是动用大批步骑兵力在陆地展开。 日军野心勃勃，胃口很大，为全歼长沙守军，是在完成了对长沙北、东、南三面包围后，才发起攻击的。 日军进攻时，以一部在黄花、榔梨至易家湾地区，警戒东、南两个方向，以主力进攻长沙。而守军的防御阵地则以空间换时间的指导思想构筑，在渐次抵抗的过程中迟滞、削弱敌军。最初，守军尽可能地向远方派出前进部队，节节设防，阻击日军的先头部队，遏制敌方的攻击步伐。前进部队撤退后，城防外围阵地的守军开始投入战斗。 日军的攻击重点首先选在长沙的东南面，其次是长沙东北面。进攻东南面的是日军第3师团第18联队，而进攻东北面的则是第4师团一部，均系最凶悍的野战部队。

日军第3师团强渡捞刀河、浏阳河后，主力绕过东门，兵锋直指预10师一线防御阵地。敌军凭借优势的步兵进攻，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守军预10师第29团。从金盆岭至猴子石约有5华里，正面过宽，守军兵力薄弱。 日军第18联队在攻占第29团防守的阿弥岭阵地后，跟踪追击第29团至罗家冲、侯家塘。上午9时， 日军第40师团接替减员众多的第3师团，猛攻南郊守军预10师第29团把守的金盆岭至猴子石一线阵地。 日军第3师团则集中兵力攻打长沙东门，加强了对守军第3师的攻势。

上午10时许，预10师第29团伤亡过半，第一防线被日军的强势进攻撕开多处口子，战场呈犬牙交错状态。团长张越群力图收拢部队反攻，夺回阵地，无奈寡不敌众，徒增牺牲，遂令余部退守黄土岭、金盆岭、妙高峰等制高点，继续抵抗， 自己则跑回师部承揽责任，请求处分。

在张团长抵达师部之前，方先觉已经知道第29团的惨烈战况，长叹一声说：“敌人来势太快太猛，张团恐难顶住，现电话已中断，情况不明。”^[7]当他知道张越群主动来师部担责的消息后，不仅没有军法从事，反而让张团长暂时到副官处休息，等候接见；同时急令第30团团长陈新善转任第29团团长，擢升陈希尧为第30团团长。

与张越群的境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方师长对第28团一个营长的果决处置。在1月1日战斗最激烈的时刻，这个营长竟然临阵逃脱，擅自脱离指挥岗位，溜回师部请示长官。身材高大、不苟言笑的师长方先觉一言未问，只见他右上颚的枪伤疤痕顿时发亮闪光，身边的人心里不禁打颤，知道师长已经动怒。果然，方先觉厉声喝斥那位营长到外面等着，随后令副师长田琳监斩，将那位贪生怕死的营长推到指挥部后面的城墙下枪毙，众人毛骨悚然，为方师长的铁腕治军肃然起敬。紧接着，方先觉打电话给第28团团长葛先才：“艺圃（葛先才字），现在看你的了！我全力支持你，第二十九团立即收拢整理，统归你指挥，第三十团随时可以调用，你一定要顶住呀！”葛先才说：“报告师长，请您放心，我们不能在薛长官面前丢脸！”这时，方先觉的脸色才舒缓下来。^[8]

南门外守军第一线失守后，葛先才率领的第28团紧急接战，顽强阻击，遏止日军于阵前。与此同时， 日军另一路突破石马辅、雨花亭，推进至黄土岭、金盆岭一带，被守军的猛烈还击挫伤锐气。第28团在岳麓山炮兵的支援下，于侯家塘、黄土岭、冬瓜山、修械所一线与日军拼死血战，反复攻杀，连伙夫、马夫也持枪上阵御敌，击退日军10余次冲锋。到傍晚时分， 日军仍未突破预备第10师的第二线阵地，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日军的受阻，除守军步兵的能战善守因素外，预10师的炮兵营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炮兵营中校营长张作祥为了行动方便，利于机动，将全营的步兵炮舍弃，一律换装迫击炮。第一天的战斗，炮兵营共打出炮弹5700发，准确命中进攻之敌，不仅摧垮了日军的骑兵部队，而且重创了敌寇步兵，战场上马骸横卧，人尸遍野。 日军主力部队损失惨重，恼羞成怒的部队长将侦察兵就地处决，以泄受挫之恨。

一心妄想在长沙过元旦之夜的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急调师团直属加藤大队投入战斗。这个大队素以擅长夜战而闻名，堪称第3师团的一张“王牌”。丰岛房太郎本以为靠这张“王牌”偷偷潜入长沙，到时来个里应外合，就可以一举破城，大功告成。但他没想到，这支夜袭奇兵冲到守军第二线防御阵地时就遇到了“克星”。加藤大队长被隐藏在屋檐下守军士兵的步枪子弹击中腹部，顷刻毙命。该大队为夺回加藤尸体，反复数次冲锋，不但没有奏效，反而引燃战地房屋大火，将自身置于不利境地。交战中，丰岛房太郎的“王牌”大队全军覆灭，不是被打死，就是被烧死，无一人幸免生还。同一时刻，在长沙东南侧和南门外的日军，从傍晚起虽然又发起了数次冲锋，但遭遇守军强硬抵抗，寸步难进，连长沙古城是什么模样都没望见。

1月1日晚间，薛岳电话咨询预10师的战况，最后问方先觉：“你能守几天？”方先觉刚强气盛，坚定不移地回答：“我能守一个星期。”薛岳说：“如何守法？”方先觉回答：“我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薛岳说了一声“好”，就挂断了电话。显然，方先觉为了稳定军心，没有实话实说，但他守城的坚定信念却是溢于言表、不容置疑的。随即，方先觉给身在贵州遵义的妻子周蕴翠写下遗嘱，以示为国赴难的决心。负责转交遗嘱的副官处长张广宽新闻工作者出身，曾做过《正中日报》的编辑部主任，阅罢方先觉的遗嘱深受感动，特有的新闻敏感，使他意识到这份遗嘱的重大新闻价值，决定将其公布于众，借以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第二天，即1月2日，《长沙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以《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为题，全文刊出了方先觉的遗嘱：

蕴翠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身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民国三十一年元旦。^[9]

方师长的遗嘱见报后，守城官兵受到极大震撼，许多人甚至感动得痛哭流涕，决心誓死抵抗，坚决将日本侵略军挡在长沙城外，不让倭寇的图谋得逞。

1月2日，主攻长沙东门的日军第3师团派出第68联队第1、第2大队，转向城南，增援战力不支的第40师团，经过苦战进占西湖桥，尔后，两股日军分别向东瓜山、妙高峰冲击，随即遭到守军岳麓山炮兵部队猛烈炮火的毁灭性打击，只有极少数残兵败将侥幸死里逃生。

守军的炮兵部队之所以如此神威，原因有三：一是战前炮兵对长沙城内外的地形已经勘查清楚，在炮火支援地图上都有准确的地标参数；二是岳麓山第9战区的重炮旅和第10军的炮兵团统归第10军指挥，指挥官为经验丰富的王若卿，只要前线有请求，不到两分钟，炮弹就会在指定位置雨点般地溅落，炸得敌寇人仰马翻，溃不成军；三是炮兵14团第4连携两门德国造SFH—18型重炮参战，依托岳麓山的有利地形，发挥射程远、威力大的优势，不仅有效压制了日军炮兵，而且大量杀伤了日军步骑，致使敌寇闻炮丧胆，不战先怯。(www.chuimin.cn)

1月2日上午10时许， 日军3个野炮联队各以一部支援步兵进攻，敌炮主力则与守军炮阵对战，同时出动6架战机轰炸岳麓山守军炮兵阵地和长沙市区。守军的高射炮群同时开火，迫使日机不敢低空俯冲，空袭效果大打折扣。下午2时，几近疯狂的各路日军白刃冲阵，北门开福寺、东门袁家岭、南门冬瓜山相继失守。守军第3师反攻袁家岭，第7团复而据之；预10师反攻冬瓜山，第29团重新夺回。是日傍晚，东、北两面的日军后续部队全部渡过浏阳河，投入战场。南面第40师团的大部队也悉数抵达战场，会同第3师团和第6师团发动黄昏联合进攻。守军在零度低温下依然斗志高昂，继以夜战，死守阵地，即便打到一人一枪，也要坚决抵抗，寸土不让。后因城郊阵地已参差不齐，守军被迫退守油铺街、湘雅医院、陈家山、清水塘、韭菜园、识字岭、回龙山、白沙井、沙河街、楚湘街一线，继续战斗。

1月2日攻守双方争夺城南修械所的战斗，可谓惊天动地，异常惨烈。守军预10师第28团的指挥所设在修械所地下室，团长葛先才信守诺言，抱定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严令部队不惜代价，严防死战。守军在岳麓山炮兵部队的大力支援下，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日军虽然凶悍，但却不敌密集炮火的铺天盖地，伤亡激增，锐气大挫。战至最后，守军的防御工事被夷为平地，只能凭借北高南低的地理优势，与敌短兵相接，肉搏撕杀。刹那间，阵地上枪林弹雨，刀光剑影，杀声震天。恶战过后，仅200平方米的阵地上，攻守双方的尸体就达四五百具之多，打断的枪支，刺弯的刺刀，横七竖八，狼藉满地。守军虽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日军损失更大，且未达战斗目的。

夜幕徐徐拉开。预10师新任第30团团长陈希尧不甘寂寞，趁日军疲惫之机，连夜袭击并全歼了突入白沙岭的一个日军中队。更加悲壮的是，辎重兵酒后竟挥舞着扁担连夜冲进敌营，见人就打，吼声如雷，唬得日军魂飞魄散，惊慌四逃。

同一天晚上，疯狂的日军第6师团以其步兵第13、第22联队及独立第2联队，从洪山庙、湖渍渡涉过浏阳河，经德雅冲、伍家岭、开福寺向守军第190师防御阵地北门一线发起猛攻。其中以杜家山争夺战尤为激烈。杜家山位于湖渍渡西岸（今动物园东南山），是长沙城东北面的制高点。防守杜家山的第570团连续击退了日军10余次冲击，保持阵地稳固。

经过第二天的鏖战，守城的第10军官兵伤亡较大，被迫缩短阵线，与来犯日军展开更为艰苦的第二轮搏杀。

1月3日凌晨1时30分，城南打靶场的日军开始向邬家庄、小林子街进犯，与守军展开白刃肉搏战。守军寡不敌众，一个小时后，邬家庄与小林子街相继失陷。驻守黄土岭一带的预备第10师第30团阮营长闻讯后，立即率本部官兵80余人，乘日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迎头痛击，一举夺回了小林子街与邬家庄的阵地。3时20分， 日军再次向邬家庄、小林子街发动猛攻。第10军军部令预备第10师第29团留1个营坚守金盆岭、黄土岭附近阵地，余部在新任团长陈新善、副团长曾友文的率领下，增援邬家庄与小林子街守军作战。攻守双方战至清晨5时许， 日军最终被赶出了小林子街与邬家庄。不幸的是，陈新善、曾友文两人在与日军的肉搏战中壮烈殉国。方先觉只得将誓言戴罪立功的张越群重新派到战场，再履第29团团长一职，继续指挥作战。

1月3日微明，军长李玉堂电话质问第190师师长朱岳：“陈家山怎么失守了？”朱岳回答：“没有失。”李玉堂责令复查，陈家山果然失守。^[10]原来昨天日军第6师团攻打北门时，受到陈家山守军第570团一个营的突然侧击，造成大量伤亡，致使攻击受阻。入夜后， 日军利用守军碉堡内瞭望视角狭窄的缺陷，匍匐潜行至山下集结，第二天一早趁守军不备发起偷袭，一举攻占了陈家山。虽然第570团团长李芝闻讯披衣匆忙赶到，立即督队反攻，终因敌人已将轻重武器先运山顶，居高临下，三次反攻均未奏效。战后，团长李芝和营长吴子南深感愧对泰山军的光荣称号，前者黯然告退，后者主动离职。

1月3日，进攻长沙的日军已经超出了预定两天的作战时间，尽管损兵折将，损失惨痛，但却不甘心就此收手，秘谋着更大规模的进攻。

这一天，长沙保卫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

陈家山失守后的黎明时分，北门日军第6师团、东门第3师团、南门第40师团以及第4、第5师团各一部连成一线，三个多师团合力围攻长沙城。日军第40师团炮击回龙山、沙河街、南门口；第3师团炮击清水塘、小吴门、浏阳门、识字岭；第6师团枪击油铺街、湘雅医院、兴汉门、邮政局仓库。 日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摧毁长沙城北门、东门和南门的守军第二线防御阵地，为攻取长沙扫清障碍。

岳麓山的炮兵部队在王若卿的果敢指挥下，立即重炮予以压制，打得既准又狠。尤其是第9战区炮兵旅的10门150毫米榴弹炮和炮兵14团4连的两门德国造SFH—18型重炮，更是弹无虚发，威力巨大，令敌人闻声丧胆，畏之如虎。由于日军的运输线被后方的游击队和民众破坏，交通处处受阻，炮弹逐渐告罄，炮阵地又被炸得落花流水，时间不长便停止了射击，但两个师团的步兵却发起了集团式的冲锋。防守城北湘雅医院的第190师第569团团长符志豪打电话向师部告急，师长朱岳亲自督战兴汉门。守卫东门外窑岭、识守岭一带阵地的第3师第7团团长张振国告急，师长周庆祥督战天心阁；在无兵增援的情况下，张振国亲带两名机枪手，封锁窑岭与识字岭之间的道路，以此稳住了阵地。防守南门外黄土岭、乌岭冲、太乙寺一带阵地的预备第10师第30团团长陈希尧告急，师长方先觉亲往南门口督战。

这个期间，军长李玉堂为严肃军纪，激励将士，将称病不去前线督战的山东老乡高副师长通令撤职，以铁面无私的绝情，维护了泰山军的声誉。

这一天，只有第190师第568团守卫的小吴门没有出现危急难支的局面。该团团长陈家垕毕业于军校工兵科，长于阵地防御战。他在日军进攻之前，就令属下在小吴门外的十字路口构筑了严密的工事，组成了强大的交叉火力网，封锁了南面之敌进城的唯一通道；在其他支路道口，也都砍伐街树、推倒危房、堆放了许多桌椅门窗，密密层层地加以堵塞；有些必经之路，还洒上了大片粪便和污泥浊水，使敌人望而却步，无法包抄掩袭。所以，当各处告急时，唯独该团从容不迫，三挫敌人攻势。

这天上午，国民军第73军第77师在师长韩濬，奉薛岳之命派兵东渡湘江增援第10军守城。这时，防守长沙南郊阵地七千多人的预10师打得仅剩两千余人，黄土岭业已失守。率先渡江的第77师第231团团长左九成与李玉堂派来的作战参谋接洽后，率部开往南门，支援预10师作战，稳定了岌岌可危的阵线。待第77师第229、第230团过江后，师长韩濬又加派一个营给第231团，在岳麓山守军炮兵的紧密配合下，会同预10师将日军逐出了南门，并夺回了南门外的制高点黄土岭。战至下午， 日军未能取得更大进展，双方处于互不相让的对峙状态。

这时，战场上突然传来了蒋介石于2日午夜签发给第10军全官兵的一份热情洋溢的电报。蒋介石在这个时候给第10军发来电报， 自是别有一番深意：1941年12月25日， 日军攻占了香港；1942年1月2日， 日军又攻陷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驻守香港、马尼拉的英、美军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不堪一击；相比之下，第9战区的军队却顶住了日军进攻已近半月，特别是在1日和2日这两天的长沙保卫战中，第10军官兵敢打硬拼的顽强精神，更是令蒋介石感到欣慰、 自豪与振奋。因此，在得知马尼拉陷落的同时，他马上给血战几十个小时、死守长沙城的第10军发了一份长长的专电：

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均鉴：

我第十军全体官兵，两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致堪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十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 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 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望激励所分部，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11]

这份电文在第10军中一级一级地向下传达后，对于两天来因连续作战而伤亡惨重、筋疲力尽、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的士兵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当这些普通而平凡的士兵们，突然听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受到最高统帅和全国军民的注意与重视时，即刻认识到了战斗的意义和自身的价值。各个阵地的据点、战壕里，顿时群情鼎沸，一片欢呼，“不怕牺牲，有我必胜”的战斗口号响彻云霄，低沉的士气重新高涨起来，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就是适时勉励激发出的正向情绪，形成的信心、勇敢和豪气。顽强意志筑成的长沙城头，像一座高峻雄峙的泰山，岿然屹立，通地擎天；迎风飘扬的泰山军旗帜，猎猎作响，威武不屈。这一幕，令侵略者望而生畏，胆战心寒。

日军在督战队的枪口的威慑下，继续发起猛烈进攻。下午4时许，第3师团约一个大队的工兵，在步兵的掩护下，在韭菜园一带穿墙凿洞，钻入市区。守军发现后，立即作出了反制措施：位于藩后街以北守军第3师第7团立即派兵阻击；位于小吴门内何键官邸之第190师第569团陈营奉命跑步参与堵截；第3师第8团由南向北打，第190师由北向南封锁日军的后续部队，隔断内外之敌。冲人市区的日军工兵善爬屋，守军也追着爬屋，敌人上楼，守军也跟随上楼，互争制高点。激战至晚，孤军入城之敌被守军毙伤大半，残部固守高楼待援，成为瓮中之鳖。

当晚，专与长沙联络的第9战区高级参谋容有略向守军宣告：我外围各军按战前制定的“长沙决战案”到达指定位置。^[12]消息传来，守城官兵充满了胜利的希望，死战到底的决心愈发坚定。

1月4日，急于速战速决的日军全面攻阵，炮火命中率高得惊人。国货陈列馆（今中山路百货大厦）第3层有一扇面北窗口， 日军误判为守军炮兵的观测所，连发三炮，均从窗口打进楼内爆炸，给守军造成一定伤亡。近午，日军白刃冲击湘雅医院，被守军的密集火力击退；复集中臼炮、掷弹筒轰击，因守军沿墙根开置射击孔，又未得手；再用37毫米平射炮轰击墙脚，炸得到处是洞窟，守军退守兴汉门。 日军攻至残存的护城河（大水塘），被守军的顽强抗击遏止。回龙山失守，预10师副师长孙明瑾前往督战；浏阳门吃紧，第3师参谋长孙鸣玉前往策军。3个师的正副师长全都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指挥作战，没有一人顾得上回师部午餐和休息。

尽管整个长沙城炮火连天，险情不断，但第10军军长李玉堂和参谋长蔡雨时却镇定自若，淡定从容。午饭时，二人在天心阁邀湖南省立第三中学校长杨太仁老先生围桌而坐，突然一串子弹穿窗飞来，打得对面墙壁粉屑簇簇而下，尘土飞扬，蔡雨时提议换个地方，李玉堂却若无其事地举起筷子，搅搅菜盘，开玩笑说：“日本人嫌我的厨师放调料太少，想帮忙露一手哩，咱们就领他这个情，还走个什么劲？来，吃菜。”说罢，夹起一箸菜就往杨太仁老先生碗里送。这时，一颗流弹射来，不偏不倚击中了李玉堂手中的筷子，夹着的菜同时被打得没了影儿。李玉堂一笑：“看来，他是不满意我李玉堂太客气了，不该给老先生布菜。好，我自己吃。”他换了双筷子正欲下箸，“当，叮叮当当”又一串机枪子弹呼啸而至，打得饭桌上的杯盘崩裂、汁水四溅。李玉堂把筷子一扔，生气地骂一声“操蛋”，扭头对杨老先生说：“看来得把这帮家伙赶走，咱们才能吃顿安心饭了！”遂起身带着卫兵大踏步朝门外走去。望着李玉堂高大魁梧的背影，慌恐万状、大倒斯文的杨老先生，半天才惊魂甫定，竖起大拇指称赞：“真乃铁胆将军也！”^[13]

1月4日下午， 日军的炮兵被守军岳麓山炮兵的强大火力摧毁殆尽。长沙守军耳闻的全是己方大炮的怒吼，敌人的炮阵地一概变成了哑巴。这时，薛岳电告李玉堂：“外围各军已全面反攻……望再坚持一夜。”^[14]显然，第10军的长沙保卫战达到了预期战役目的，为大军在湘北围歼日军创造了必备前提条件。

喜讯传遍了整个火线，全体将士无不斗志昂扬。第10军将士还提出了“苦战一夜，打退敌人，守住长沙，要回军长”的口号^[15]，同心戮力确保长沙不失。

此时的日军虽伤亡三倍于守军，但帝国武士们依然疯狂，仍作困兽犹斗般的拼死一搏，战情不容乐观。尽管此时海拔1276米的妙高峰还在守军手里，像巍峨泰山那样傲然挺立，然而预10师方先觉师长却担着一份心，万一守军的第二线阵地被突破，必将凭借城垣固守，城垣前的射击障碍物必须清除，否则一旦敌人突入，就不易肃清，于是忍痛下令，将妙高峰下的长街付之一炬。南线日军久攻不下，又转攻东门的守军第3师和北门的守军第190师，依然屡屡受挫。随着时间的推移， 日军逐渐狂躁起来，到处乱撞，不仅未能如愿，反而将一批批年轻生命推进了死亡深渊。

激战至晚，炮声息而枪响疏。侵入市内的那股日军残部虽系工兵，只会架桥凿洞，不善步战，但毕竟是楔入守军心脏的一颗钉子，不除不快。李玉堂命军部工兵营参战，配合步兵消灭负隅顽抗的日军工兵余部，并令第190师副师长彭问津统一指挥。围歼战打响后，守军工兵首先纵火焚楼，迫敌外逃，然后步兵冲击，分割追歼。经过3个多小时的拼杀， 日军残余工兵大部被歼，只有极少数亡命徒趁夜色遮掩，拼死逃出城外。

是日夜，预10师师部发出一份出人意料的通报：“奉军部转来长官薛电，准二十九团团长张越群晋升少将团长。”旨在激励苦撑危局的第28团团长葛先才，促其不甘落后于黄埔第6期同学张越群，同时也激励全军的团长们竞立战功，夺取长沙保卫战的最后胜利。

零点后，第10军军部的电话里传来第9战区长官部的通报：“我湘北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等部，已从平江山区出击，断敌归路，其他部队均已出动，长沙地区的敌人有撤退模样。如敌撤退，你军无追击任务。”^[16]李玉堂等军部人员闻此讯长出一口气，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李玉堂知道，第10军两万多人，此时仅剩六千余人，若再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月5日凌晨，第10军首先发觉日军由长沙南部撤退，随即派出小部队分别向长沙北部和东北部发起夜袭战，心惊肉跳、草木皆兵的日军望风披靡，四处溃逃，进一步加重了队伍的混乱。当时正值隆冬季节，仓皇亡命的日军将大衣、军毯丢得满地皆是，带不动的重武器也来不及破坏，丢在了原地。日军非万不得已是不在战场遗弃尸体的，常规处理是焚烧后取走骨灰，这次却没顾上烧完，就纷纷抱头鼠窜了。因为此时的湘北地区，第9战区的各路大军迅速形成了对北逃日军的合围之势，发起了大规模的攻歼战。天明时，长沙城外已不见敌人踪影。

第三次长沙会战进行到1月16日，第9战区各路大军将侵湘日军全部赶回原防地，大获全胜。 日军全线败退后，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曾经哀叹：“完全跳入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而进行作战的。”^[17]而作为胜利者的最高指挥官薛岳，却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一文中志得意满地写道：“此役所得战果：击毙敌联队长五，大队长五，中队长四，小队长十余，敌官兵遗尸五万六千余具，马一千二百余匹，其已焚化之阵亡及重伤官兵则遍地皆是，其轻伤能随队行动逃回者，尚不在此数，生俘敌炮兵大尉松野荣古以下官兵三百九十余名，军马七百八十余匹，夺获武器、被服、装具尤多。”^[18]与此同时，长沙守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第10军伤亡14000余人，其中的预10师除部分团营军官殉国外，连长一级的军官仅存2人，由此可知战场搏杀的惨烈。

长沙保卫战结束后的1942年1月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委员魏镇奉命赶赴长沙，代表蒋委员长授予第10军军长李玉堂一等宝鼎勋章，授予预10师、第3师和第190师民族荣誉旗，奖励第10军参谋长蔡雨时胜利奖金20万元。1月24日，军事委员会收回了钟彬接任第10军军长的任命，晋升李玉堂为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同年3月，杨森升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虽然还兼着第27集团军总司令一职，但已不在军中视事，将军务全权委托李玉堂。于是，李也辞去第10军军长兼职，专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由于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率部死守，与日军血战四昼夜，为保长沙不失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军界获“猛将”之名，3月28日被任命为第10军军长。预10师副师长孙明瑾升任师长，第28团团长葛先才升任副师长。之后，第10军奉命开赴衡山一带休整，补充兵员。

回溯那场令国人扬眉吐气的第三次长沙会战，究其完胜南犯日军的原因，除了国民军第9战区战役部署得当、战法机动灵活、中共奠定良好群众基础等积极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是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有效牵制了日军不能大规模南下作战。1938年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发挥了独当一面的作用。资料显示，1941年至1942年，敌后战场牵制了日军侵华兵力的70%左右约40万人（不含东北），与日伪军作战4万余次，粉碎日伪军1322次“扫荡”，毙伤日伪军27万余人^[19]，不仅间接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美英军队的对日作战，而且大大减轻了国民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假设没有敌后战场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日军定会集中优势兵力南犯长沙，也定会有长时间作战的准备。如果是这样，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是不可能的。正如朱德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相持的斗争，如果解放区战场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么敌人就会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