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举要:深度探析西方列强武力入侵与中国人民的反抗

2023-10-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面对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必然受到富有爱国传统的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往往混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劳动人民的界限，无论良莠，逢日必反，以此表达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和不满情绪。这，大概就是构成中共内部极左思潮长期泛滥、不断酿祸的外部性原因。

关于酿成泰山肃托案的原因，王芳在回忆录中写道：“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极左路线一度占指导地位的形势下，要想避免犯错误，保护好党的干部，除了要头脑清醒，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还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不能有私心杂念。当一股错误思潮袭来的时候，不愿随波逐流，不仅是困难的，而且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19]

由此可知，肃托错案的酿成源自“极左路线一度占指导地位”和“一股错误思潮袭来”时的“随波逐流”。那么，中共党史上屡禁不止的极左路线是怎样产生的呢？许多人为什么明知不对，却要随波逐流呢？要破解这个谜底，需要从近代史上外部和内部历史原因以及传统文化心理制导三个方面，追根溯源。

先说外部性历史原因。近代史上中国走向世界的时机很特别，呈现以下三个明显特点：

第一，中国的开放，是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方式实现的。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华民族封闭已久的国门，是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的，国人的对外开放属于被动接受，不得以而为之。李泽厚先生曾说，中国近代史始终存在启蒙与救亡两大矛盾的纠结。此言说得极为中肯。中国近代史上最先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均通晓启蒙才能救亡的道理，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翻译了大量代表国外先进文化的各类著作，引进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使国人心扉洞开，视野展宽。然而，当西方启蒙者以侵略者的面孔出现后，就会在受辱者的心目中形成某种死结，而这种死结是很难解开的。中国被迫开放之时，已距欧洲的思想解放长达500年，其间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理性主义运动、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而在这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基本没有交往。当中国被列强打开国门的时候，这些阶段已经过去。中国民众切身感受到的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先进，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推行的殖民主义，是大量鸦片的涌入，是屡屡累加的战争赔款，是丧权辱国、任人宰割的巨大痛苦。这显然对中国的开放之路产生了重大扭曲。面对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必然受到富有爱国传统的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在反抗的过程中，出现因噎废食的偏激言行不可避免，如近代史上风起云涌的“反洋教”运动，1900年以“扶清灭洋”为旗帜的义和团运动，以及1919年“五四”运动学潮烧毁赵家楼、殴伤章宗祥的过火行为，等等，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代史上矫枉过正的反帝运动，既为争取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极左思想的滋生准备了温床。

第二，中国的开放，恰逢日本的崛起。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错过了思想解放的机遇，而近邻日本的崛起则是伴随军国主义而来的。日本的现代化是在亚洲出现最早的，也貌似最成功的。但日本式的现代化结构不仅存在重大缺陷，而且带有十分严重的变态性质。因而，中国人最先体验到的，不是日本的现代文明，而是这个“丑八怪”的张牙舞爪和欺人太甚。前人曾说，中国学习西方没有结果，日本人学习西方很有结果，于是改学日本。但日本提供给中国的，没有多少正面的经验，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只是一个个屈辱的累叠，一场场灾难的加重。尤其是“甲午海战”后日本对中国台湾及其诸岛的掠夺、民国初期日本图谋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九一八”后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霸占、“七七”事变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国人对日本的恶感日益加重，以致深恶痛绝、誓不两立，故中国民众反感日本的民族心理特别强烈，抗日情绪也持续高涨。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往往混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劳动人民的界限，无论良莠，逢日必反，以此表达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和不满情绪。这种以偏概全的极端做法，显然为极左思潮的蔓延起到了助推作用。

第三，中国的开放，遇上了苏联十月革命成功。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获得成功后，令中国那些苦寻民族独立之策的仁人志士眼前一亮，似乎找到了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就曾欣喜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这个马克思主义并非首创者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马克思身后恩格斯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当初中国接触西方的时候，不仅是一个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的列强殖民时代，而且也是西方阶级矛盾处于十分尖锐的历史时期。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就具有典型的殖民主义特征；而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则是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所以，西方文化的东渐不但带来了殖民文化，而且也传布了阶级斗争理论。更重要的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凡事唯苏联马首是瞻，中国共产人率先接受的，基本上是列宁和斯大林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经过斯大林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极左思想的产物。因为它的经济基础是计划经济，它的统治方式是集权主义，它的价值追求是个人崇拜，它的生存机制是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这一切，都为中国的极左思潮提供了动力和范式。而当时的中共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建国前后不得不奉行的“一边倒”的政策，使中国革命别无选择地走上了一条苏式道路，出现极左错误在所难免。幸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逐步矫正了忽左忽右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巨大成功。

上述三种外部条件的特点，带有阶升梯进性质。当中国早期的有识之士学习西方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于是想到了变法维新，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大，又让中国人觉得变法维新也不能解决问题。改良不成只能革命，而最强大、最有效的革命手段，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苏联的榜样。这，大概就是构成中共内部极左思潮长期泛滥、不断酿祸的外部性原因。

再说内部性历史原因。极左思潮的风起云涌，在外部条件的推动下，内部性历史原因起到了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等级文化的承传嬗递。中国历史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没有民主资源，也没有开放资源，更没有公开化资源。中国自秦汉以降实行的均系皇权治下的郡县制，兴盛的朝代又都推崇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自然有其巨大的安定社会、稳定经济、涵养人心的社会作用和文化作用，但毋庸讳言，它的基本主张是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核心的礼制文化。“三纲”表达的不是平等，而是严格的等级思想。等级文化虽然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但在中国人的身上却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万变不离其宗。而这种等级文化对于个人崇拜、神话领袖、迷信权力，甚至对于极品道德和绝对理想都具有深广的历史影响和社会作用。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能体会到那种狂热祟拜所衍生的诸多怪现象，与封建社会臣民对君王的顶礼膜拜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等级文化表现在政治体系中，就是不辨是非、无论正误，皆须惟命是从、惟上是尊。只要当权者一声令下，下级往往采取激进方式，全面动员，快速推动，甚至脱离实际地盲目蛮干，不计后果地鲁莽行事，如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一个鲜明例证。泰山肃托案的风暴骤起，就是泰山地委社会部盲从中央主管部门的指令而蓄意制造的冤假错案。他们之中除李友恩、陈殿文等犯罪分子外，其他都算不上湖西肃托案中王须仁、王凤鸣那样的暗害分子，错在脱离实际、惟上惟书。总之，就中国封建等级文化的负面作用而言，崇拜权力的本身就是极左思潮的胞衣。

第二，小农文化的必然表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小农文化最发达的阶段。无论是唐宋的繁荣，还是康乾的盛世，它的经济基础都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是向往一统、渴望稳定、反对动乱。中国农民的这个特性，其主流表达是最大限度地忍耐，但这种忍耐终有底线，到了生死存亡的临界点，就会突然爆发，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中国历史上无数次饥民大起义，就是大量失地、失业流民面临死亡时爆发的。当广大底层民众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能存活时，别无选择，只能揭竿而起，奋起反抗，在殊死搏斗中寻求一线生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历次大规模的流民起义战争，在推动改朝换代、争取生存权利的同时，也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造成了巨大破坏。中国小农经济的这种属性，为推崇暴力提供了历史机缘和文化摇篮。所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带有极端性质，要么是彻底的无声，要么是惊天动地；要么是柔弱如羊，要么是凶猛如虎；要么是静如止水，要么是滔天巨浪。这种品格与现代极左派的很多主张非常契合。这一文化特征表现在泰山肃托案中，就是一旦怀疑谁是“托匪”，谁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对敌人就必须施以暴力，采取镇压手段，直至消灭肉体。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负面作用。近代新文化运动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张。“五四”运动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后，广大青年学子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浪潮，致力于砸烂旧世界、建立新秩序。这种挑战传统、除旧布新的革命意义无可非议。如果没有这种摧枯拉朽的力量推动，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更不可能诞生代表先进文化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但不可否认的是，青年学子们在抛掉糟粕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摈弃了优秀传统文化，并在这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塑就了偏执性格。他们对传统的东西不分优劣一律排斥，而对西方的东西则不论好坏一律接纳。这种激进情怀，很容易使人失去理性，延伸为非黑即白的认识论和崇尚暴力的激烈行为。这样以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这部分人中就完全失去了道德约束力，冲破了人伦底线，演化为极左思想。泰山肃托案中出现的漠视生命、践踏人权的恐怖现象，正是这种极端思想的淋漓表现。而那些迫害者们，正是经历了新文化运动、首批投身革命的那些知识分子。

第四，战争思维的乱套滥用。毛泽东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无论国民党的历史还是共产党的历史，1949年之前都可以称作枪杆子的历史。孙中山没有做到的事情，蒋介石做到了，因为他牢牢掌控着国民党的枪杆子。毛泽东尤其深谙此道，而且表现得更为尖锐，也更为高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通过战争实践的检验，都是正确的、成功的。其中在战场角逐中广泛采用的“断指战术”，就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断指效应”的重要价值指向，就是局部性的彻底破坏，使其不能复原。古人云：“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十个手指受了伤，可以治愈再战；如果断其一指，就不会再生。“断指战术”的具体应用，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地打掉对方的有生力量，致其残疾，无力招架。这种“断指战术”，只能应用于两军对垒的战事，但行武出身的人却习惯于将战争思维应用到其他工作，势必在各个击破的“歼灭战”中，为速战速决而采取非常手段，不可预测地伤及大量无辜。泰山区肃托错案的发生，就是这种战争思维的乱套滥用，将革命同志当作“托匪”，一个一个地“断指”，成批成批地消灭。可悲的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带着这些“成功经验”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废墟重建过程中一个一个地“断指”难题，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奇迹，实现了世界瞩目的巨变，同时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要么除掉“百分之五”，要么打倒“一小撮”，人为地制成了一起起严重扩大化的“左倾”灾难。这种积重难返的战争思维，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极左思潮的理论依据。

上述四个方面看似具有递进性，实则在具体人事上发挥着综合作用。当这些内部历史原因集中到革命志士身上时，就表现为他们的前进步伐裹挟着新思想、新文化，而身上背负的却是旧观念、旧规矩。所以，他们爆发出的力量排山倒海，作战方式不拘一格，激进行为更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复说传统文化心理制导。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构筑的心理定势，代代承传，延绵不绝，始终制导着人们的一言一行，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畏官心理。这一心理由源远流长的等级文化衍生而来。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等级社会，反映到国民心理上，就是官本位思想，表现为逢官是尊，畏官如虎，唯官言为理。“官大一级压死人”，成为官场中人人必须遵守的潜规则。宦海中判断一个官员的言行是否正确以及升降去留，往往不是通过实践检验和群众评说，而是取决于上司的主观好恶和亲疏程度。泰山肃托案中所有蒙冤者的莫须有“罪状”，均系当权者为尊上而“指鹿为马”所为。领导者的话一言九鼎，形同“圣旨”，是不容许下级质疑和拒绝的，如有抗命，决不容赦，并由此形成一切按领导意图办事的行为习惯，甘做“驯服工具”。正是这种只对上负责的思维，才使刘波平在暗查“刁芙萃案”时，无视客观存在、编造虚假证据，唯一目的就是将领导的指示落到实处，千方百计让上级满意，致于他人的冤不冤，活不活，就不管不顾、置之脑后了。王芳在回忆录中谈到干部畏官表现时云：“说来也奇怪，这些干部在敌人面前不怕死，打仗很勇敢，为人很纯朴，但是当锄奸干部把他带到我面前时，我还没开口审问，有的干部就吓得打哆嗦，额头上直冒汗，舌头发僵，话也说不出来了。”^[20]此种情形，固然与王芳当时担任的锄奸科长职务有关，但畏官心理也暴露无遗。这一心理在泰山肃托错案中的反证，是比锄奸干部职位更高的人，均未受到株连和迫害，即便有亓信忱等人“口供”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刘莱夫等身居高位的人为“托匪”，但作为下级的锄奸干部却不敢轻举妄动，怕“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弄不好丢了自己的“乌纱帽”。正是这种畏官心理的作用，才使泰山肃托案在中下层迅速扩展，并得以在短期内被果断纠正，迅速逆转。

二是功利心理。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鼓励立德、立功、立言，崇尚功成名就、千古流芳。然而，这一看似完美的价值取向，在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了只重结果、忽略过程的巨大偏差。人们看一个人的高低贵贱，从不关注其人的品德优劣，只看他做了多大的官，干了哪些惊天动地的事业，建立了怎样的盖世功勋。而作为道德品行这个人性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东西，至多只是成功者花环上的装饰品，决定不了人们对他的直观褒贬。正因为如此，学子入仕后无不将求官逐利、成名成家作为人生奋斗目标。一些道德低下的人甚至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断，出卖良知，丧尽人性，千方百计捞取加官进爵的政治资本。泰山肃托案的制造者们，如此无事生非，滥杀无度，不能说没有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他们都想利用“肃托”时机大显身手，建功立业，并为此不惜弥天大谎，欺世盗名。刘波平因“刁芙萃案侦破有功”而得到重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正是这种功利心理作祟，才使一些步入仕途的人，罔顾人性道德，遑论是非曲直，犯下了天理不容的大错。

三是旁观心理。这种心理的要害在于“明哲保身”，是小农经济思想的集中反映。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情，往往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秉持袖手旁观、隔岸观火态度，遇事看热闹的多、打抱不平的少，就算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也往往得不到响应、援助。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哲学，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心理的隔膜和关系的冷淡。正是这种旁观心理的使然，才令泰山肃托案中许多蒙冤者因缺乏同情和关爱而孤立无援、饮恨九泉，即便有人明知受害者的清白无辜，也为自保而噤若寒蝉，不敢秉持正义而据理力争，唯恐引火烧身，招惹麻烦。亓象岑在《泰山区“肃托”错案》一文中写道：错案的发生，“地委、区党委都有政治领导责任，尤其是兼任社会部长的地委书记刘莱夫同志负有重大的责任；而在地委锄委会中举足轻重的蒋方宇同志，由于患得患失未能与吕的错误作坚持斗争，也是这一错误得以延续了一年半之久的重要原因。当锄奸错误高潮之际，曾有7个被误捕的同志经社会部允许去见蒋方宇同志，一起跪着求蒋方宇同志给他们作主，蒋方宇同志竟指责他们说：‘你们见了我就翻案，到了社会部又招供，我怎么给你作主？’结果这7个同志均被杀害。”如果作为时任地委组织部长兼锄奸委员的蒋方宇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公道正义，这7位无辜者可能就有生的希望。可惜，历史没有假设，人不可能超越当时文化心理的制约，摆脱思想樊笼的束缚。

四是苟活心理。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共性。人在危机关头，总是以图存求生作为首选。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树立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孟子》语）的大丈夫标准，但长期囿于小农经济环境的芸芸众生，这是可望不可及的“圣人”高度，遵从的依然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苟且理念，往往大难临头时作出委曲求全的无奈抉择，等待翻盘时机的出现。如果侥幸不死，就会以加倍善举纠正自己的过失，填补良心的亏空。泰山肃托案中除李耐夫、孟华等极少数共产党人至死不屈外，其他蒙难者均因屈打假招而连累了众人。如果所有被捕者都能做到“威武不屈”，泰山肃托案就不可能泛滥为如此厐大的规模。这种理想化的“如果”是不现实的，也是很难做到的。人在一只脚踏进“鬼门关”时，求生欲望和苟活心理往往会使其作出不二选择，就像武周时期身陷牢狱的名臣狄仁杰那样，以委曲求全换取生机。正是这种苟活心理的作用，才使所有被捕者几乎都按捕人者的要求“招了供”，终于等到了平反昭雪、重见天日的机会。尽管不少人“招了供”也难逃一死，但那是因为“招”的不够多、“供”的不彻底，未能让审讯者满意而白白送了性命。

五是护短心理。虽然古人有“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格言，但国人的自尊心却特别强烈，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听得进逆耳忠言的人少之又少，基本上乐听顺耳美言，愿闻奉承热语。这种护短心理表现在有身份的官员身上尤为突出，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形象，讨厌别人挑剔毛病、指责缺点，甚至到了只要面子、不要真理的地步，宁可错上加错，也不肯以牺牲权威而更弦易辙、纠正过失。这一点，在泰山肃托案中锄奸部门的负责人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地委锄奸委员会成员李枚青的爱人（白超），李枚青不相信她是托匪，提出过意见，吕剑光便说：‘如果不相信社会部，可以亲自去审讯。’还有人指责他：‘抱着托匪睡觉，还未发现，太麻痹了。’于是堵住了李枚青的嘴。当讨论冯干一案时，徐干晨同志表示怀疑。吕剑光同志就说：‘日本间谍打入苏联，就是采取这种办法。’迫使徐干晨不敢再替冯辩解了。有时，有人提出‘某人工作积极肯干，没有发现问题’，社会部负责人就说：‘托匪的策略就是埋头苦干十年，取得信任……’。当时，本来搞得有些党委负责人也惟恐被怀疑，在这种恐吓、强辩面前也就只好缄口了。”（亓象岑撰《泰山区“肃托”错案》）这段记述，将一些人强词夺理、以攻为守的护短嘴脸，描绘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社会部的人明明知道所有“口供”均系酷刑所得，但他们却为了护短而死不改悔。再如，“泰山区妇救会干部鲁宝瑢曾向赵笃生、朱玉干两同志展示受刑所留下的遍体伤疤，朱玉干不但不据此纠正公安干部的刑讯错误，反而责令鲁宝瑢同志‘不得外传’。”（亓象岑撰《泰山区“肃托”错案》）这种“不得外传”的责令，完全暴露了一些人掩盖错误的护短心理。还有，泰山肃托案到底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几十年之后都没有一个精准统计数字。系列错案是“已知者即达15起”^[21]，不知者是多少？不知道；而蒙难者的模糊表述则是“240余人”，余多少？说不清；至于捕了多少人，更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亓象岑生前曾费尽周折整理了一份《泰山区“肃托”错案中一部分牺牲同志的名单》，连同之后补充的被害者共107人^[22]，其余皆消失在历史谜团之中。此案的具体数字之所以统计困难，主要原因是护短心理作怪。施暴者事后讳莫如深，守口如瓶；死者亲属羞于启齿，极力遮掩；蒙冤者则顾及情面，刻意隐瞒。这种护短心理，很容易掩盖历史冤案的真相。泰山肃托案的遗留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其中的障碍之一，就是护短心理的阻拦。

上述文化心理反映在官员身上，就是唯上、唯书、跟风、功利、虚荣、避责，习惯于绝对服从，宁左勿右、盲目蛮干、追风逐浪、大轰大嗡、不计后果；反映在大众身上，则是恪守“彼此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为人处世原则，奉行只顾个人冷暖、不管他人死活的人生哲学。无疑，国人的这些传统文化心理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干成大事、成就伟业，也可以惹出大乱、闯下大祸。当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一定要牢记王芳的提醒，无论东西南北风，遇到何种情况，都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秉持理性思维，坚持一心为公，实事求是，切不可盲目跟风，胡闯蛮干，以免重蹈覆辙，再犯错误。

泰山肃托案已经过去了70多年，当时的经历者已先后作古，今人中除了专业学者外，大多数人不知这段惨痛历史。好在那些主持公道的人们生前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让后人可以通过那些血泪写成的文字，了解事件的真实面目，汲取其中的沉痛教训，时刻警惕极左暗流的涌动，心明眼亮地排除杂音干扰，专心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主要参考文献：

亓象岑撰：《泰山区“肃托”错案》，载《山东党史资料》总第四十二期。

亓象岑整理：《蒋方宇同志谈泰山区肃托错案情况》，载《山东党史资料》总第四十二期。

牛之营、宋元明、宋洪江主编：《中共泰安地方党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www.chuimin.cn)

王芳著：《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参见山东老区经济文化建设促进会编：《山东革命老区知识读本》，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

[2]亓象岑撰：《泰山区“肃托”错案》，载《山东党史资料》总第四十二期。

[3]陈伯衡，汶上县人，共产党员，北大毕业，全面抗战爆发后回籍发动组织抗日游击队，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1团团长，1939年3月22日在东平郑海与日寇作战时牺牲。

[4]王毓铨，旅美著名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批准回国，任中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改革开放后任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担纲明史研究。

[5]任作民撰：《两次被捕情形》，《山东省志资料》1959年第3期。

[6]1938年日军控制津浦铁路后，中共地方组织为便于领导，将原泰安县一分为二，铁路以东称泰安（东）县，铁路以西称泰安（西）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