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举要：损失不可估量的惨剧

2023-10-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不久，莱芜县公安局将二人抓回，在李家庄召开大会，各打数十军棍，宣布开除。10月17日，驻淄、博、章、莱四县日伪军集结五千余人，对泰山地委、泰山专署及军分区教导队等进行合击。复次，泰山肃托案殃及亲人，祸及族众，使无数平民受到了极大的精神伤害。

据时任泰山地委组织部长蒋方宇和泰山区专署秘书长亓象岑回忆，当时全区被当作“托派”错杀的党员、干部（不含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共有160余人，赵笃生专员在焉家庄大会上宣布被错杀的同志也是160人。另据时任泰山地委书记刘莱夫1954年夏天对陈梅川说，实际死了240余人。“1960年冬刘莱夫同志向我谈及此事时，也说实际上共死了240余人，当时根据地委决定，在群众平反大会上公开宣布时打了三分之一的折扣。”（亓象岑《泰山区“肃托”错案》）至于多少人被捕受刑，一直没有准确数字。这种滥杀无辜、自毁长城的极端做法，造成的惨重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首先，泰山肃托案瓦解了人心，践踏了民意，客观上帮助了敌人，毁伤了自身。“彭子芳案”后，胡健继任地委青年部长，旋即被捕受刑，释放后担心事有反复，遂不辞而别，悄然遁去，远离了革命阵营。“翟翕武案”中的博山县青救会长谢诚中释放后，也因害怕再出问题而隐姓埋名，远走高飞，不知去向；同时，博山县还有很多区、乡抗日干部为逃避株连，纷纷逃到了敌占区，有的甚至投降了敌人。尤为大失人心的是，莱芜县公安局特务队一位班长和一位战士，在看守、刑讯“学山案”中被捕的“人犯”过程中察觉到，这些所谓的“托派”，均系地方上知名的抗日志士，一贯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热心救亡图存事业，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他们二人很同情这些好人的不幸遭遇，而对施暴者又敢怒不敢言，便悄悄地对朱勤民、韩子安说“领导决定首先处决三人。俺出来抗战革命，根本没有想到革命队伍里还有这种情况，俺心里很难过，不愿意再干了。”（亓象岑撰《泰山区“肃托”错案》）果然，次日二人便请假回家，临走前给领导写了信，声明不回来了。不久，莱芜县公安局将二人抓回，在李家庄召开大会，各打数十军棍，宣布开除。这一顿血肉横飞的暴打，打散了人心，激怒了民众，在群众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两个战士尚能识破冤假错案，为什么领导者却有眼无珠、熟视无睹？为什么良心不泯、远离邪恶的人反倒公开受罚，而无法无天、践踏正义的不善之人却不能恶有恶报？一时义愤填膺，怨声载道。尽管“学山案”很快浮出水面，真相大白，但朱勤民等三人的性命却捡不回来了，收拾渐行渐远的民心也不那么容易了。

泰山肃托案带来的直接恶果是严重削弱了泰山地区的抗日力量，破坏了原本大好的革命形势，不仅丢失了莱芜北部山区这块最坚固的根据地，而且1941年敌伪据点在莱芜一度多达119个、独立炮楼增至179个，基本控制了莱芜全境，竟至泰山区抗日根据地仅剩“十里之长，一沟之宽，一枪可以打透”的狭小区域（亓象岑撰《泰山区“肃托”错案》），迫使鲁中区委不得不于1941年秋新建泰南地委（三地委），作为泰山地委的依托，继续坚持斗争。更为严重的是，失去广大民众支持和掩护的泰山地委也受到重创，泰山军分区政委兼泰山区地委书记汪洋也战死沙场。1942年10月，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率主力部队挺进淄河流域，准备向鲁东地区发展。汪洋带领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干部及军分区一营、教导营军事队，驻进莱芜北部刘白杨村，对县、区干部进行培训。地委机关、军分区司令部和一营驻栾宫、阁老一带，教导营驻船厂，专署机关驻茶业口（今茶业镇）。 10月中旬，地委在阁老村召开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部署下一步工作。10月17日，驻淄、博、章、莱四县日伪军集结五千余人，对泰山地委、泰山专署及军分区教导队等进行合击。汪洋带领教导一队和两个连共计三百余人，在由刘白杨村向东南紧急转移途中，在吉山（今属茶业镇）与日军遭遇，汪洋及193名将士壮烈牺牲。表面上看，汪洋的牺牲系敌众我寡所致，深层原因则是泰山肃托案的恶劣影响解构了抗日根据地的民众基础，关键时刻没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有效保护。

其次，泰山肃托案抹黑了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造成了遗害无穷的深重后果。由于在泰山肃托案中害人者和被害者多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党员干部，直接导致泰山区内社会舆论对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疏离感，误认为知识越多越无情，文化越高越倒霉，形成了有知识者讳言知识、有文化者避谈文化的沉寂局面，并冲击了当时的抗战教育事业。1940年冬，泰山区办起冬学2598处，学员达15万人。到1941年4月，泰山区已建有初级小学1127处、高级小学27处，学生达4.69万人，并建有泰山中学和莱芜县中学各一处，招生各100人；同时还开办夜校1200余处、学员5.4万人，识字班900余处，参学人员达7万人。^[9]通过广泛开展的正规和业余抗战教育活动，出现了群众性的学政治、习文化、反封建、抗压迫、求解放、争自由的热潮，到处响彻着抗日歌曲和动参小调，群众团体十分活跃，人民抗战热情空前高涨。这种良好的教育局面屡经日伪“扫荡”而不破，然而到了1942年却风光不再，陷入了招生困难、学生流失的低谷。这固然与形势持续恶化有关，但人们抵触文化教育事业的冷漠心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王芳在回忆录中曾如此描述：“那时有个怪现象，不愿当知识分子，愿意当大老粗。有的高中生在填个人履历表时，写成小学生。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偏见，似乎知识越少政治越坚定，知识多了问题也多。”^[10]这种“不愿当知识分子”的怪现象，正是泰山肃托案负面效应的真实写照。或许，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斗争中总是首当其冲、屡屡蒙难的根源，即是此种“怪现象”的放大延伸。(www.chuimin.cn)

复次，泰山肃托案殃及亲人，祸及族众，使无数平民受到了极大的精神伤害。由于错案株连了大批无辜抗日志士，人为地制造了恐怖气氛，许多人一时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唯恐灾难临头，性命不保。如“刁芙萃案”发生后，泰山地委宣传部干事时心寒在检查自己的笔记时，发现漏写了一个关键字，竟吓得魂飞魄散，肝胆俱裂，惶惶然不可终日，悚悚然夜不成寐，以致长期畏言如剑，战栗不已，怯文如虎，忐忑不安，最终心寒意冷，萌生去意，脱离了革命队伍。另“据蒋方宇回忆，有一个区一度竟有200多人成了所谓嫌疑分子。”（亓象岑撰《泰山区“肃托”错案》）与这些人相关的亲属、族众、乡邻、好友等，人人如惊弓之鸟，个个提心吊胆，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躲避瘟神那样四散逃命，山野藏身，甚至背井离乡，流落异域，唯恐大难临头，横遭灭顶之灾，呈现一人被捕、众人皆惧的恐怖状态，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杀伤，人为地阻断了人际关系，冷却了世间温情。在泰山区“肃托”错案中受到惊吓的人，绝不仅限于县以下的一个行政区，而是殃及整个泰山区党政军机关及所属7个县，受此株连拖累的社会各界人士无以计数。而这种精神伤害，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抚平的。此案虽然最后得到了纠正，但遗留问题的处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有的拖到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拖到1980年代才得以彻底解决。1945年4月5日，中共山东分局虽然作出了《关于泰山区锄奸错误的决定》，为绝大多数蒙冤者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留有“疑点”在所难免，直到1984年4月20日，高克亭、高启云、王醒、刘众前、亓象岑、陈明达、李元荣等老同志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向中共山东省委呈递了《关于对泰山区“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11]，省委组织部责成泰安地委组织部一一作了落实，这才彻底解决了所有的遗留问题，解除了一些人的精神枷锁，获得心灵自由。王芳在回忆录中也说：“不仅这些革命干部本人蒙冤九泉之下，还牵连到他们的家庭，妻儿、亲属长期受到歧视和打击。有的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得到昭雪。”^[12]在这个期间，蒙冤者的亲属子女，饱尝了暗无天日、备受打击的痛苦滋味。尤其是当时来自敌占区的受害者，平反后由于受战争环境险恶的限制，不能及时通知其亲属，以至时过境迁，长期没人做这项善后工作，从而进一步加重了这些死者亲属的伤害程度。与此同时，活下来的冤案制造者，随着事实真相的揭露，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和后人的诟病。他们有的更名换姓、远处任职，以图逃避罪孽，遮掩羞惭；有的终生抱愧，纠结于心，无颜面对父老乡亲，不敢踏进故土一步；个别的甚至悔恨交加、噩梦缠身而英年早逝。

总之，泰山肃托案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也是灾难性的，成为泰安人民心中永远抹不掉的一道历史伤疤。

泰山文化举要：损失不可估量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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