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泰山文化举要:全国模范抗日根据地受极左思潮侵袭

2023-10-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全国模范抗日根据地之一的山东，被这一极左思潮卷入其中在所难免。但是，由于个别领导干部对上级文件精神的领会出现了偏差，在锄奸工作中提出了“怀疑一切”的工作方针，从而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极左倾向。这就进一步助长了一些锄奸干部的极左思想，愈加自命不凡，为所欲为。

“肃托”的全称是“肃清托洛茨基反对派”。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政苏联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旨在排除异己，强化集权，许多不同政见者被残酷镇压，株连大批无辜蒙难沉冤。在中国，陈独秀等人在1931年5月成立了所谓的“托派中央”，但门庭冷落，和者甚寡，始终未成气候。抗战期间，“托派”在中国境内并无统一组织，在中共内部更不曾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系统完整的“托派”组织。可是，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后，却奉行教条主义，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在延安《解放》周刊（亦称《解放报》，《解放日报》前身）第29期和第30期以连载方式，发表了臭名昭著的《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长文，毫无根据地诬蔑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荒谬地将“肃托”与反对汉奸相提并论，虚构、夸大“托派”的声势，臆造“托派”有一套系统的组织，在党内造成了对“托派”的神秘感和恐惧感。

1938年8月，康生担任了中共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独揽“肃托”大权，不断地向一些抗日根据地拍发电报，提供所谓“托匪名单”和“托匪活动情况”。在康生的权力推动下，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迅即开展了规模不等的“肃托运动”，导致乱捕滥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伤及大批无辜，其恶劣影响波及全党全军。作为全国模范抗日根据地之一的山东，被这一极左思潮卷入其中在所难免。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肃托”，自1939年春从鲁南开始，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路过山东指导工作时，才得以彻底纠正，历时三年多。这个期间，山东各个抗日根据地均不同程度地发生“肃托”冤案。由于在“肃托”中混淆敌我矛盾，完全从主观臆断出发找寻“托派”，又以极其残酷的刑罚逼取“口供”，使“肃托”错案迅速扩大化，在辗转株连中造成无数抗日志士被错捕冤杀。据《山东党史资料》总第四十二期披露，鲁西区错杀33人，鲁南区错杀30余人，胶东区、滨海区等地区和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也有许多干部战士被错杀。其中最严重的是“湖西肃托案”和“泰山肃托案”。

湖西肃托案发生在1939年8月至同年11月，而泰山肃托案则发生在1940年8月至1942年2月。按说，湖西肃托案被制止、纠正后，不应该发生同一恶性的泰山区“肃托”错案。因为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明确指出：湖西地区“在所谓肃托斗争中，曾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暗害分子王须仁的阴谋下，采取非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等诬陷手段，其结果不仅造成乱打乱杀的恐怖，而且使湖西地区党政军民工作都受到了极大损失，地方党在该地区内辛苦缔造的工作基础，悉被摧毁；忠实的党员和群众，遭受无辜的牺牲。”决定还分析了发生这一悲痛事件的原因和教训，提出了正确处理善后的措施。遵照中央的决定，暗害分子王须仁和王凤鸣以及对这一事件负有重大责任的湖西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等人，分别受到了严厉处分，对无辜牺牲者进行了平反昭雪，对被难者家属进行了抚恤。^[1]

尽管中央对湖西肃托案作出了决定，但并没有刹住泰山肃托案这驾狂飙的马车，在错误的斜路上又急驰了1年，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www.chuimin.cn)

泰山肃托案由锄奸工作扩大化转换而来。1939年，莱芜境内的北部山区，是泰山区的一块坚固抗日根据地，是中共泰山地委、泰山专署、泰山军分区的机关所在地。这一时期，泰山区中共的力量得到空前壮大，仅莱芜县就发展党员8000人。但在吸收新党员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操之过急，政审不严，致使党员成分复杂，思想不纯。加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伪、顽呈现合流之势，一度出现了奸细分化瓦解中共地方组织的破坏活动。

在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中共山东分局发出了开展锄奸工作的通知，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清理整顿，旨在纯洁党员队伍，加强党的建设。这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必须做好的。但是，由于个别领导干部对上级文件精神的领会出现了偏差，在锄奸工作中提出了“怀疑一切”的工作方针，从而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极左倾向。自1939年初泰山特委（后改地委）第一大队（后改军分区）建立军法处、吕剑光（莱芜人）担任处长后，在社会镇反工作中就露出了偏激冒进、捕杀无度的错误苗头，继尔蔓延到作战部队。亲历者亓象岑1984年撰文说：“我曾亲眼看到在李条庄一次杀死战士5人，在野店村一次杀死战士4人。有的是小题大做，有的是主观臆测，酷刑逼供，屈打假招。如其中一个青年战士叫王庆丰，是莱芜方下乡卢家庄人，家庭赤贫，因被逼债以部队名义写白头条从本村借了40斤高粱，被查出后他即坦白交待承认了错误，仅仅为这个问题便被处决了。还有一个姓亓的青年战士，是汶南区西汶南村人，本来没有什么错误，也在某些同志主观臆断、酷刑逼供之下屈打假招而被处决。1939年夏天，泰安大汶口有7个青年学生（4男3女）出于抗日爱国热情，经秘密相约一起逃到莲花山（新泰西北境），找到泰山特委第一大队参加抗日。只是因为怀疑他们是被敌人派来的奸细，便在野店村被一起杀掉了。这种乱捕乱杀、对党不利的情况，没有引起领导上重视。据当时在泰安县、泰北县工作的同志回忆，过去那种敌区青年纷纷出城参加革命的热潮，自1940年夏秋之后便嘎（戛）然而止，接连几年一个来的也没有了。”^[2]这种混淆黑白、不分敌我的错误做法，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反而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赏识。如“（鲁中）区党委社会部长朱玉干同志却到处宣扬吕剑光是苏联的‘格伯乌’（即国家政治保卫局），一再表扬、鼓励，甚至当众赞扬吕剑光‘眼睛和筛子一样，是什么人，他一看便知。’ 吕剑光同志作报告时，也曾这样宣扬自己……”（亓象岑撰《泰山区“肃托”错案》）这就进一步助长了一些锄奸干部的极左思想，愈加自命不凡，为所欲为。如此以来，虽然主观上抱着锄奸反特、去杂提纯的良好愿望，但客观上却削弱了抗日力量，迎合了敌人的破坏企图。

康生的“反托”长文发表和“肃托”指令下达后，泰山区的锄奸工作在擢任地委社会部副部长吕剑光（部长由地委书记刘莱夫兼）的主导下，立即转向，在许多人还没有搞清什么是“托派”的情况下，就匆忙与奸细敌特划上了等号，将斗争矛头对准了有名无实的所谓“托匪”，上演了一场党内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历史悲剧。泰山肃托案，就是在这种极左思潮的推动和鲁莽无知的情况下，酿成的系列冤假错案。

山东泰山文化举要:全国模范抗日根据地受极左思潮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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