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城教案的反帝性质及文化冲突影响

2023-10-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是，肥城教案的反帝性质不容歪曲，其重大影响也不可低估。其次，肥城教案由中西文化差异引发。由文化差异引发思想冲突势在必然。肥城教案的发生正是这一积怨情绪的爆发点。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往深处看，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现象，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常态化的表现。佛教所宣扬的与人为善、因果报应等内容为许多基层民众所接受，使佛教逐渐融入中国社会并世俗化、本土化。

从肥城教案的具体过程及其余波可以看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恩格斯语）在近代中国被列强侵略的大背景下，基层民众的愤怒和反抗不可避免，亦顺应了时代潮流。然而，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历史局限，没有明确的纲领，缺乏严密的组织，斗争还处于自发和分散的原始阶段，形式极其落后，以致盲目排外，行为粗暴，甚至残忍血腥，其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因此失败不可避免。但是，肥城教案的反帝性质不容歪曲，其重大影响也不可低估。

首先，肥城教案的性质是反帝斗争。肥城教案发生后的1900年1月19日，新任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在上报济、东、泰、临三府一州的教案清单时说：“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有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遇有交涉案件，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派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后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是由然也。地方官非不习知共弊，而苟且偷安，终不能设法以平之。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11]。肥城教案后履职泰安知府潘民表在一道禀文中也说：“……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以平素本不安分之人，一入教中便思寻仇报复。父兄亦相控告，邻里视同寇仇。欠债不还，转思反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每遇词讼，诚如宪谕：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甚至传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卑府窃以为祸根不去，即使将拳民去尽，而后来之祸恐更甚于拳民。”^[12]再联系前述济宁知府汪望庚的调查和冯玉祥将军所言可知，洋教士挟制官长，官长袒教抑民，教民“肆其欺凌”，良民遂“郁极思逞”，将义和团兴起的原因说的一清二楚：教民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政治经济特权，使民众对教会的仇恨心理日渐加剧；当良民的权益受到损害而官方又无力予以保护时，便只能把仇恨的焦点集中在身边的专横传教士及不法教民身上。由于教、民矛盾不可调和，且愈演愈烈，所以教案发生难以避免。这种矛盾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政策造成的，罪在不平等条约，人民群众的斗争属于被迫无奈，具有鲜明的反帝性质。然而，当今学界却有人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对义和团运动的反侵略性质持完全否定态度，其观点甚至不如封建官吏袁世凯、潘民表公允。如台湾学界有人在《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发表《义和团：在“灭洋”的旗帜下》一文，列举了1899年11月至12月义和团民勒索山东长清县教民40余家、平民10余家等“罪证”，并“考察了相关资料和论著后”，得出了义和团运动兴起是出于拳民“鄙俗的贪欲”的结论，实在令人大跌眼镜，不敢恭维。

其次，肥城教案由中西文化差异引发。传统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秉持的是儒家伦理道德中的礼治文化，讲求的是尊卑贵贱、各行其是的等级秩序，谁敢破坏这一秩序就会以“犯上作乱”论处，而西方文化倡导的却是民主、自由、平等观念，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和人权高于一切，与中国的专制文化格格不入，冰火两重天。尤其是基督教只信上帝、不敬祖先的做法为广大民众无法接受。由文化差异引发思想冲突势在必然。但是，仅有文化差异产生的思想隔阂还不至于酿成人命血案，列强的文化强迫政策才是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倚仗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为后盾，强行推广西方宗教并企图取代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已经不属于正常、平等的文化交流，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文化入侵和文化压迫，由此引起的文化冲撞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水火不容的政治冲突，教案本身也由简单的宗教矛盾而上升为民族矛盾。被不平等条约赋予传教特权的传教士，仰仗武力粗暴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试图直接摧毁中国民众的传统信仰，以西方宗教征服民众的精神世界。这就使传教活动成为列强妄图征服中华民族的重要手段，必然激起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抗；再加上中国延续数十年兵败乞和，割地赔款，蒙受屈辱的历史，在民众心中郁积了难以平复的激愤之情，急需寻找喷发宣泄的突破口。肥城教案的发生正是这一积怨情绪的爆发点。

再次，肥城教案促进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肥城教案为导火索，引发了袁世凯和毓敏各自走向极端，导致清廷统治集团分裂、政策摇摆不定，将京畿地区引入灾难深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促进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如果说肥城教案之前清政府还仅限于积贫积弱、丧权辱国的话，那么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则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内外联手共同绞杀反帝爱国的进步力量。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冀、鲁两省为主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期间，包括爱国官兵在内的中国人民，以其不畏强暴、敢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沉重打击了侵略者，迫使列强不敢为所欲为地瓜分中国。这一点，作为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称，中国人有四万万之众，且“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可见，遏制外国列强继续瓜分中国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华民族为反抗侵略进行的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战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13]。

复次，肥城教案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融合。经肥城教案一劫，迫使平肥两县西方传教士接受了惨痛教训，调整了策略，从此收敛了许多，再也不敢骄横跋扈、恣意妄为，更不敢放纵顽劣教徒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传教活动也趋向本土化，注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入乡随俗，因地制宜，从而使受教民众逐渐抛弃了盲目排外的狭隘意识，有选择地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往深处看，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现象，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常态化的表现。中华民族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开始，就形成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开放性格，对于外来文化一贯持宽容态度，如佛教自东汉初年从印度传入中国，到隋唐已极为兴盛。佛教所宣扬的与人为善、因果报应等内容为许多基层民众所接受，使佛教逐渐融入中国社会并世俗化、本土化。佛教俨然成了中国的本土宗教，成为世俗大众的精神寄托，并最终实现儒、释、道三教合一，形成中国的主流文化。西方近代工业兴起后，以利玛窦、熊三拔、南怀仁、汤若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以基督教名义传播福音、宣扬神灵旨意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天文、地理、数学、铸造等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受到当时朝野的普遍尊重。鸦片战争之前的西方传教士在肥城也得到了官民的礼遇，尽管民众一时不能接受西方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但却彼此相安无事，和睦相处。这说明，东西两种文化如果经过长期求同存异、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是完全可以共生共存的。应当说，肥城教案后泰山地区中西文化的融汇，为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打开了通往民主共和的通途。

“肥城教案”永远不可能重演，但这一案件给后人的启示却是刻骨铭心的。当开放的中国融入世界后，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碰撞出来的火花中，不乏迥异价值观正面交锋的刀光剑影，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也此起彼落，甚至剑拔弩张。可喜的是，真正站起来的中国人自信了许多，潇洒了许多，已将这种文化乱象视为常态，不再大惊小怪、晕头转向，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始终如一地沿着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前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和平崛起神话。可气的是，一些浅薄轻浮的所谓“知识精英”，打着“独立思考”的招牌，肆意颠覆历史真相，全盘否定优秀文化，蓄意包装、兜售西方的大路货价值观，旨在制造杂音，混淆视听，哗众取宠，谋取名利。这些鼓噪，注定是徒劳的、失败的。因为一部中国近代史，留给中国人的印象太深刻、太血腥、太残酷，令人不堪回首。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学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1～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1959、 1961年版。

泰安市政协编：《泰安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版。

画蛇者说撰：《清廷与肥城教案》，《泰安文史》2014年第1期。

【注释】

[1]周育民：《从梨园屯教案谈义和团的起因》，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www.chuimin.cn)

[2]转引自画蛇者说《清廷与肥城教案》一文，载《泰安文史》2014年第1期。

[3]《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8 ～ 489页。

[4]冯玉祥著：《我的生活》（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3页。

[5]转引自画蛇者说撰《清廷与肥城教案》一文，载《泰安文史》2014年第1期。

[6]毛家铺位于肥城、平阴交界处，今属平阴，距小店村约4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