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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惊涛骇浪:肥城教案引发的动荡与失去自主权

【摘要】:肥城教案虽然很快平息了,但由此产生的余波却掀起了惊涛骇浪。同月,茌平、平原、禹城三县义和团三四百人,由泰安攻入宁阳县境,途经白马庙时与清军发生激战,杀伤清兵甚众。肥城教案发生后不久,毓贤转任山西巡抚。毓贤的被诛以及山西人的倒霉,宣告了大清国自主权的完全丧失,标志着清廷完全蜕变为列强的帮凶。起因是山东义和团遭到袁氏的沉重打击后,义和团首领派出代表游说袁世凯,劝说主政者“顺应民意,铲除洋毛子”。

肥城教案虽然很快平息了,但由此产生的余波却掀起了惊涛骇浪。参与肥城教案的大刀会成员孟光文等人被残酷镇压后,激起了大刀会更为强烈的反抗,在平阴一带公开焚毁教堂,追杀传教士,演变为轰轰烈烈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在首领张聚田的统帅下,转战宁阳县西南,与知县李境江和兖州镇清兵作战。1900年8月,平阴团民百余人由肥城入泰安,途中焚毁演马庄(今属肥城市王庄镇)教堂,捕获教民数人。泰安知县毛瀓率兵前往弹压,团民退去。此后,另一支义和团由肥城至安驾庄(今属肥城市安驾庄镇政府驻地),烧毁教民住宅。又有大刀会百余人突入石头沟村(今安驾庄镇南、北石沟村),搜捕为洋人教书之陈汉廷,未获,遂将其弟杀死泄愤。同月,茌平、平原、禹城三县义和团三四百人,由泰安攻入宁阳县境,途经白马庙时与清军发生激战,杀伤清兵甚众。

肥城教案更大的影响,则是演变为山西、山东两省截然相反的结局。

肥城教案发生后不久,毓贤转任山西巡抚。他是一个狂热的排外主义者,在山东任职时对义和团运动就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政策。毓贤实际上充当了义和团迅速坐大的有力推手,曾公开声明:“义和团魁首有二:一为鉴帅(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其一即我是也。”毓贤因“明剿暗抚”反洋教势力被调离山东, 自然心怀不满,进一步激发了他的仇外情绪。尤其是袁世凯追剿、镇压参与肥城教案义和团成员的行为,更加助长了他的报复心理。毓贤入晋上任时,在山东受挫的部分义和团成员追随左右,让民粹主义在山西迅速升温。而毓贤则不考虑当地经济如何发展,如何改善民生,一味鼓噪“义和团民心可用”,极力主张清廷的激进派向11国宣战,鼓励山西的义和团滥杀外国人和一切与“洋”字有关系的中国人,并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原大屠杀”。短短几周,山西的义和团和清兵就杀死外国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1万多人,烧毁教堂、西医院、洋号、孤儿院等200多所,房屋两万多间。[9]庚子风云过后,战败的清廷迫于列强压力,将毓贤列入严惩名单,革职流放新疆,途经兰州时,接到朝廷追杀令,于1901年2月22日就地斩首。之后,清政府还因“太原大屠杀”惨案,勒令山西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以示惩戒。毓贤的被诛以及山西人的倒霉,宣告了大清国自主权的完全丧失,标志着清廷完全蜕变为列强的帮凶。

而接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冒着与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分庭抗礼的政治风险,一以贯之地采取了对义和团的“剿杀”政策。袁世凯阴毒地设了一个“鸿门宴”,将山东义和团头目一网打尽。起因是山东义和团遭到袁氏的沉重打击后,义和团首领派出代表游说袁世凯,劝说主政者“顺应民意,铲除洋毛子”。袁氏借机发出邀请,约期义和团头领们到府邸饮宴。义和团的头目们不知是计,如期而至。等他们酒酣耳热之际,袁世凯突然命令赴宴者沿院墙站成一排,顷刻间由座上宾沦为被射杀的靶子。直到这时,义和团首领们方才如梦初醒,但却悔之晚矣,随着一阵枪声大作,纷纷倒地毙命。袁世凯用一席“鸿门宴”,终结了义和团在山东的势力扩张,并有效阻止了义和团向山东以南省份流散。从此,遭受灭顶之灾的山东义和团元气大伤,只得向直隶转移,导致京畿重地“香火鼎盛”,最终影响了中央政府,盲目作出了与列强宣战的决策,将整个直隶省拖入战火之中。这时,袁世凯则果断决定山东加入“东南互保”[10],使山东中立于清政府与列强的战争之外,免受了类似直隶省遭受的生灵涂炭。袁世凯不愧是政坛上的大玩家,这一招,使他的权力和威信比以前更加稳固。只可怜那些被他枉杀的义和团首领,成了千古冤魂。山东加入“东南互保”,标志着清廷威权政治体系的分崩离析。(www.chuimin.cn)

清廷宣战的结果,是被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慈禧太后,这时才理解并原谅了袁世凯在处理义和团问题上与自己唱反调的行为,于1901年10月升任他为直隶总督,并在他进京之时加封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从此,袁世凯飞黄腾达,成为朝廷重臣。应当说,是肥城教案的鲜血最先染红了袁某的顶带花翎。

毓贤和袁世凯由肥城教案引伸的两种命运,充分表露了清政府的执政无能和腐败透顶,预示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即将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