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教案：43年间发生的案件和抵抗情绪

2023-10-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自1856年广西西林教案至1899年肥城教案的43年间，几乎年年发生教案。外国的武装侵华，进一步激起了山东各地民众的抵抗情绪。1899年，山东嘉祥、东昌（今聊城）、长清等地教案相继发生。1899年，由德国传教士通过北京公使团向清廷总理衙门提控了11宗教案，济宁府、嘉祥县奉文调查，详细禀报了各案的实际情况原委。冯玉祥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其所见所闻的可信性以及思想观点具有代表性。

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王朝在1842年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之后，清廷又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文本中明确规定允许外国教士入境自由传教，使传教活动取得了合法地位。例如，英国在《南京条约》中，写进了“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到中国，一体保护”内容；《中美望厦条约》第十七款，规定“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之外，还可以建立教堂”；《中法黄浦条约》第二十七款，进而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的五口建立教堂，倘有中国将佛（法）兰西拜堂、坟地触犯破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中法北京条约》最为荒唐，随军的法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孟振声，在担任法国外交使团翻译时，竟然擅自在该条约文本中增加了“并任佛（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内容，而昏聩的清政府谈判大员们却稀里糊涂地签字画押，造成了既定事实。随着这些条约的签字生效，列强传教士这支“文化侵略军”气势汹汹地涌入中国大地。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教会乘中国战败之危，势力迅猛膨胀，在中国18省的据点达4000余处，教士教徒达80余万人。其中，山东一省的教会据点就有1300余处，占全国总数的32.5%；教士教徒达8万余人，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

各国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在传教过程中强买民田，侵占庙宇，硬立契约，霸建教堂；部分以入教为护身符的顽劣乡民更是依仗教会势力作奸犯科、欺凌孤弱、横行乡里。更不能容忍的是，外国传教士依仗治外法权，插手由此引发的纠纷，从人命案件到民事纷争，无不参与干涉。有的传教士不问是非，庇护教民；有的领事不问黑白，袒护教士；地方官吏即使不满教士所为，也不敢作出公正判决。长此以往，激化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矛盾，引发了群众对传教士的仇视，从而不断发生反抗洋教的大规模激烈冲突。自1856年广西西林教案至1899年肥城教案的43年间，几乎年年发生教案。据粗略统计，晚清时期全国共发生教案近2000起，其中山东达330余起，约占全国教案总数的16.5%，属于教案最多的6个省份之一。

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众反洋教运动，被列强打怕了的清廷，采取了“一边倒”政策，一味偏袒外国传教士，镇压敢于抗争的中国民众。1896年5月4日，“兖州教案”发生，清廷谕饬：“迅速办理，毋得固执。”（《清德宗实录》）。1897年11月10日， “曹州教案”发生，清廷告诫山东巡抚李秉衡：“务将凶盗拿获惩办”，以防德方“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同上书）。然而，令清廷恐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德国借“曹州教案”之机，于1898年1月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国的武力侵占先例一开，列强饿虎扑食般地蜂拥跟进，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恶浪。德国出兵不久，俄军就进驻了辽阳南部的旅顺，紧接着英国和法国也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今广东湛江）。

外国的武装侵华，进一步激起了山东各地民众的抵抗情绪。1898年10月，引发冠县梨园屯教案，“发生了打着‘顺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起事”^[1]。1899年，山东嘉祥、东昌（今聊城）、长清等地教案相继发生。同年4月5日，清廷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山东巡抚张汝梅：“有人称，近来山东民教不合，屡屡滋衅。亦实不免有虐待教民情事，以致彼教衔恨，借时生风。此种情形，总有地方官平时不善开导，遂至睚眦报复，积怨成仇。口角细故，致酿巨案。”（《清德宗实录》）。

事实果真如清廷所言吗？否也。随后新任山东巡抚毓贤奏报辩称：“东省民教不合，由来已久。从前平民贱视教民，迨后彼强我弱，教民日渐鸱张，横行乡里，鱼肉良民，断无虐待教民之事，嗣后遇有词讼，无论教民，仍一应持平办理。”^[2]如果说毓贤系激进的排外高官、其辩称不足为凭的话，那么，山东府、县官员的实地调查，可以有理有据地厘清事实真相。1899年，由德国传教士通过北京公使团向清廷总理衙门提控了11宗教案，济宁府、嘉祥县奉文调查，详细禀报了各案的实际情况原委。其中济宁知府汪望庚的调查，披露了教民欺压百姓、激起民愤的情形，揭示了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他在禀报中说：“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厌不休。其款数之多寡，视力量之丰啬，虽父兄子侄不顾也。今略一询问，卑职耳所及闻者，虽卑州西北一隅，受其罚者已不下百数十家，而此外未及知者不知凡几。良儒饮恨，求泄无从，求避无门。年复一年，日不聊生。稍有身家者，咸懔懔然无以自保。适有延师习技者，天主教民见而异之，为之装点情节，怂恿教士，思有以迫之抑之，以遂其欺讹之欲。民乃不胜其扰，有逼而往索其前日之所罚者。……习拳者本为保卫身家起见，并非利人财物，其所以向教民索还前罚之物，求一平衡天之冤气而已。……拳民之所索，索其原物而已，并无奢愿。其毫无影响及索而不偿者无论矣，如教民张瑞茂等呈报共计京钱三千九百吊有零，兹经详细查明，统计阖境教民所偿罚款不过京钱二千五百吊有奇，较之天主教原讹良民之数，十仅二三。嘉祥大致亦尚相同。”^[3]这些文字证据确凿，无庸置疑。

民国风云人物冯玉祥在《我的生活》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中写道：“由我这个亲身经历者所了解的说来，义和团起事的原因中，最不可忽略的要算民众与教堂间恶感的深化。外国传教士初来中国传教，我国人民对之极端仇视。其原因，一是由于人民幼稚的民族感情，他们对外人本怀有歧视的观念；另一方面教会本身也有许多不检点之处，因而招致了人民严重的反感。那时教士们由于他们本国政治上经济上地位的优越，在中国社会上形成一种特殊阶级。我国人民一旦受洗之后，借着外人的势力，便也趾高气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任意生事。地方官因为外人的牵掣，无法予以干涉，人民也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外国教士益发乐于在背后支持，希望由此多吸引教徒，扩张教会的势力。这样以来，教徒的气焰越高涨，人民对教会的恶感越深，仇视的观念一天天加强，一发遂不可收拾。”冯玉祥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其所见所闻的可信性以及思想观点具有代表性。

正是在这种民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促使义和团迅速崛起，形成燎原之势。正如冯玉祥所言：“义和团原是白莲教的残余，最初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在民间私相传授。后来随着教会与民众对立之深化，于是便逐渐染有排外的色彩，由对内转移而为对外，形成一种中国初期反抗帝国主义的民间武力。义和团初起时是在山东的曹县、东昌一带，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四个字。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各地民众风起云涌的附和参加，到处焚烧教堂，仇杀外人，毁电线，拆铁路。这种极端排外主义的表现，充分地说明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恶感，是怎样的深刻和严重。”^[4] 1900年山东与直隶（今河北省、天津市）义和团进入北京，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四处烧教堂，杀教士，扒铁路，毁电线，抵制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事物，所有外国人一律斩杀无赦，在京津等广大北方地区普遍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屠戮事件。(www.chuimin.cn)

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天主教和耶稣教先后传入平阴和肥城（两县毗邻）。起初，尽管当地百姓不同程度地歧视洋教，但传教士尚能安分守己，教、民也能和平相处。鸦片战争以后，英、美、德、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传教士，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开始放肆地在两县的40多处村镇强行占地，强建教堂，强制传教。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干扰地方事务，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理所当然地激起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以反洋教为旗帜的义和团兴起势在必然。

肥城距曹县、嘉祥、东昌、冠县、长清不远，大多在当时的济东泰武临道辖区境内，受其影响不可避免。肥城陶山（今湖屯镇境）拳师陶富春、唐茂柳、荣允来、鹿成祥等人，因不满教会欺压平民，以“茂柳富春，允来成祥”为联络暗号，于1898年秘密组成肥城县大刀会，并积极与外地大刀会、义和团等反洋教组织进行联络。这年初，茌平一带的大刀会带领民众攻打韩家屯教堂，遭洋人枪炮轰击而惨败的大刀会成员孟光文、李继浩、吴方成、高小五、孙来明及肥城小店村（今属湖屯镇）附近的李潼关、李兆喜等人，相继加入了肥城大刀会，伺机对外国传教士及其据点进行反击。而时任山东巡抚的毓贤又是一位仇洋灭洋的激进派人物，对当时活跃在山东的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三支反洋教民间组织采取了“阳剿阴抚”政策，暗中给予了怂恿支持。这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这三股力量集结在一起，在毓贤的提议下打出了“义和团”的旗号，整体势力得以迅速扩张。

毓贤的所作所为，显然有违西方列强的意愿，不断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丧失外交自主权的清廷为息事宁人，苟延残喘，于1899年11月28日通报斥责毓贤：“近闻山东地方，有大刀会红拳会各种名目，多系不逞之徒，藉闹教为名，结党横行，欺压良善，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又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至滋事生端。该抚身任封圻，遇事总须持平办理，消患未萌，岂得顺一己之名，竟置大局于不顾？著即督饬所属文武官员，查明各种会匪名目，严行禁止。倘敢仍前聚众，结党滋事，并著从严惩办，以靖地方。”^[5]清廷这番不辨是非的严厉斥责，令一意孤行的毓贤愤懑于怀、心气难平，干脆连应付保守派的“明剿”招牌也不打了，赌气放任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自行其事，从而助推了反洋教运动的蓬勃兴起，一时呈风起云涌、排山倒海之势。

毓贤的背道而驰，惹恼了西方列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换山东巡抚毓贤，推荐洋务派实力人物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清廷无奈，于1899年12月6日电示毓贤进京陛见，同时任命工部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肥城教案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山东教案：43年间发生的案件和抵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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