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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欢庆,丁宝桢带来的改革成果

【摘要】:安得海被诛,令洋务派的干将们弹冠相庆,无不拍手称快。安得海被诛的消息传出后,在朝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闻者无不弹冠相庆,对丁宝桢交口称赞。丁宝桢在四川履职10年,严惩贪污,革除陋规,改革盐法,还田于民,每年增加税收100余万两。

安得海被诛,令洋务派的干将们弹冠相庆,无不拍手称快。此案在当时轰动朝野,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其一,整肃了纲纪,震慑了不法太监。清廷入主中原后,为汲取明朝太监祸乱朝政的教训, 自顺治朝以降,从未放松过对宦官的警惕与防范,并制定了严峻的宫廷制度加以约束。顺治帝曾亲自撰写禁阻宦官干政的谕旨,并将其铸成铁碑,竖于宫中交泰殿内。此后历代皇帝又颁布了多种律令抑制宦官势力,延至同治朝,已经积累了200多年的宫廷管理经验,对宦官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控制度,使朝廷上下形成了遏制宦官势力的普遍共识,基本上断绝了宦官干政的途径。安得海得宠而骄,无视宫廷禁忌,招摇过市,泰安被捕,济南伏诛,实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即便权势熏天的慈禧太后也救不了他,说明朝廷祖制神圣不可侵犯,不容亵渎。这一特案的发生,对于整肃清廷纲纪、震慑不法宦官发挥了正面警示作用。此后的宦官,即使位高权重的大太监李莲英,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再也没有发生过重蹈安得海故辙的事情,证明安得海一案的震慑作用是显著的。

其二,客观上为洋务派清除了一大障碍。 自19世纪60年代起,朝野有识之士为挽救大清朝的颓势,发起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自强求富”洋务运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洋务派封建官僚集团,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褒祯、丁日昌、盛宣怀、邓观应、薛福成等,他们面临“古今之变局”,或主张“借法自强”,或倡导“工商立国”,或强调“中体西用”,相继创立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以及新式学堂、新式海军舰队等。洋务运动的兴起,遭到守旧势力的顽强抵制,形成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尖锐对立。太监安得海恃宠弄权,极力打压洋务派的核心人物, 自然引起洋务派的反感与痛恨。安得海被诛的消息传出后,在朝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闻者无不弹冠相庆,对丁宝桢交口称赞。尤其是洋务派的领袖们,更是幸灾乐祸,长出一口恶气。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翻阅《邸钞》,见安得海伏法,精神为之一振,遂将《邸钞》给幕僚们传阅,并呼丁宝桢字说:“稚璜成名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曾国藩闻讯后也情不自禁地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33](www.chuimin.cn)

其三,树立了地方官员的刚正形象。丁宝桢不畏权贵、疾恶如仇的为官原则,是安得海被擒杀的直接原因。此案不仅博得了洋务派们的阵阵喝彩,就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对正气凛然的丁巡抚刮目相看。从丁宝桢的仕宦履历看,就能证实慈禧太后不仅没有因安得海案怪罪这位地方大员,反而受到垂青重用,使他后来一路高升,并寿终正寝。光绪二年(1876)九月,也就是安得海伏诛后的第七年,57岁的丁宝桢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接见,受头品顶带。慈禧还对他格外开恩,赐其紫禁城骑马,代吴棠署理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四川履职10年,严惩贪污,革除陋规,改革盐法,还田于民,每年增加税收100余万两。1886年丁宝桢病逝后,西太后把持的清廷特赠他为太子太保,赐谥“文诚”。也许,这既是慈禧借提拔丁宝桢洗刷自己的污名,又是为了展示自己不计前嫌的政治胸怀,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吧。不管怎样,丁宝桢因果断处决安得海而名声鹊起,留名青史。诛杀安得海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泰安知县何毓福,他虽然与安得海埋有旧怨,但在处理此案时并非官报私仇,而是奉命行事,为国除奸,替民除害,表现了应有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与其他顾虑重重、畏首畏尾的官员形成鲜明对照。他在这一案件中彰显的智慧和勇气,为泰安的后继官员树立了榜样,产生了深久影响。

不过,最得意的还是恭亲王奕訢。经此诛阉一案,他达到了一石三鸟的政治目的:一是为自己树立了反腐标兵形象,通过捕杀权监安得海,客观上为减少腐败存量做出了贡献,赢得了朝野交口称赞;二是敲山震虎,灭了西后的张狂气焰,抑制了叶赫那拉氏的权欲膨胀,释放了郁积多年的胸中恶气;三是为继续推进洋务运动扫清了障碍,打击阉人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争夺权力,但最终意图仍在于为洋务新政开道。所以,安得海一案的尘埃落定,令奕訢志得意满,雄风再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