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敬铭也感到无法向朝廷交待,便责成王正起、王成谦、王心安三人务必寻来证据。黄崖山惨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冤案。乔树楠于次年呈奏了吁请昭雪的奏疏,清廷委托山东巡抚杨士骧彻查具复。黄崖山寨的败因,与张积中的极端文化个性有着密切关联。黄崖山惨案后,太谷学派面临重大危机。直到新中国成立,太谷学派才自行解体,湮没在历史尘烟中。太谷学派南北两宗的成败,就是这种文化政策导致的鲜明个例。......
2023-10-23
太谷学派系兴起于清道光年间,流传于苏、鲁、皖、浙一带的一个民间思想流派。创始者为周星垣,号太谷,安徽石埭人,世称周太谷。当今研究者认为,太谷学派是中国儒家的最后一个学派,但在传授方式和学术思想上又与儒家学派有所不同,它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杂糅佛道二教的一些观点而形成的新儒家学派。这个学派的“教天下”与“养天下”,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都具有启导意义。起初,周太谷在家乡安徽石埭一带传徒,弟子达数千人。官府恐危及朝廷,将其逮捕并准备处以死刑,后经狱卒相救,周太谷才幸免于难。他隐迹江湖数年后,于道光初年来到扬州,以行医为生,经常出入茶馆市肆,言行怪异,不流时俗,因而受到扬州有识之士的关注。扬州书生汪全泰率先求道,成为周太谷在扬的第一个门徒,世称大竹先生。不久,颇有文名的七旬老翁许鹤汀也拜太谷为师,遂使周太谷名声大振,信徒日众,上至达官显贵,下有贩夫走卒、家庭妇女,影响颇广。[1]
周太谷对儒家经典有独到的见解,常“发往圣所未发,释先儒所莫释”。在宇宙观方面,他认为“乾,阳气也;坤,阴气也;屯,二气交于下也;蒙,二气凝于上也。需讼者,运寒暑也;师比者,建畿国而分井邑也。”又称“夫大赤之气,运日生而不坠,深黑之气,载出海而不泄。”把阴阳之气具体为能“运日星”的“大赤之气”和能“载山海”的“深黑之气”,而日、月、风、雨、雷、电、星则是两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周太谷把“诚”注入生命之学,发展了传统的生命之学。周太谷年轻时曾游学四方,分别拜精道学的韩子愈、通佛学的陈少华为师,谙熟佛、道两教,所以在他的学说中带有佛、道的思想,认为儒、佛、道的学问各有所长,是可以相互兼补的。“心息相通”是道家练气之术的入门要诀,周太谷讲学时常带有气功之类的养身之道,经过传人张积中、李光炘、黄葆年等人的发挥,演化成“心息相依”,被当成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成为太谷学派的精华所在。周太谷说:“人之始生也,知视动而视动之心已放矣,知言听,而言乎之心亦放矣。欲求其放心者,必得非礼勿视动。非礼勿言听。言近乎听,言认则不闻;视近乎动,动无往则不睹。厥后已放心之复其初也。”“言认”是不说话,“无妄动”是不做无谓的动作,这样就可以使人的心转“复其初”,这就是“心息相依”。张积中把“心息相依”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了起来,说“慎动则息依于心,沉思则心依于息。人能心息相依,则言自谨而行自慎。”“以心省察其息,以息涵养其心,故瞬有存息有养。”黄葆年不仅把“心息相依”作为养身之道,还作为门下弟子修习“圣功”的准则,并对“千经万卷”作了更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心不明不能依息,心不纯不能从心。龙川夫子有曰:心依息便是居仁,息从心便是由义。心不明,息昏之也。息不定,心乱之也,故心息相依可包罗千经万卷,千经万卷皆是心息相依注脚,识得心息相依,读书可,不读书亦可,否则多读书愈加黑矣。庄子仙心,心息相依,只在仁为己任。”还说“心息相依是格物。”太谷学派在讲授形式、入学规矩诸方面均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参见《安徽通志箓》卷六《太谷列传》)太谷学派的遗著主要有《周氏遗书》《张氏遗书》《李氏遗书》及《太谷经》《语录》等百余种,均未刊行。
道光十一年(1831),江苏仪征张积中和李光炘表弟兄俩从仪征来扬,与周太谷辩论三昼夜后,拜在周太谷门下。周太谷对他俩极为器重,说“启予者炘也,助予者中也。”第二年,周太谷病危,临终时嘱咐李光炘“传道于南”、张积中“还道于北”(参见同上书)。
太谷学派北宗传人张积中(?~1866),又名张中,字石琴,后又自号白石山人,贡生,江苏扬州仪征人,在兄弟辈中居七,世称张七先生,史书中又作张七或张琪。他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亲友在清政府中任职者颇多。其胞兄张积功,咸丰初年任山东临清知州,于1854年太平天国北伐援军攻克临清时“殉难”,甚得清廷赏识,因其无子,遂以张积中之子张绍陵为嗣袭荫。张积中堂弟张积馨,同治、光绪年间做过四川、陕西按察使及代理陕西巡抚,后为免受其牵连,又改名张集馨。张积中姨表兄吴载勋,1852年后历任山东文登、武城、淄川、泰安、历城知县,1861年署理济南知府,与张积中关系甚密。曾任范县知县的秦云樵,既是张积中密友,又是其儿女亲家(子张绍陵岳父)。咸丰年间曾任清廷江北大营军务帮办的雷以諴,也是张积中的好友。张积中年轻时读书颇多, 自取得贡生功名后却屡试不第,遂绝意仕进。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农民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1853年2、 3月间由武汉经九江、安庆,直逼南京。此前,在扬州一带讲学授徒的张积中受到钦差大臣周天爵青目,以“奇才”予以保荐,得入两江总督陆建瀛幕府。3月19日太平军攻克扬州后,张积中又在江北大营帮办大臣雷以諴幕府参与机要。4月太平军破江北大营,攻克扬州,雷以諴被革职查办,充军新疆。为避祸乱,张积中乃举家北迁山东,投靠在济南做候补知县的儿子张绍陵及表兄吴载勋。因不愿在官场中应酬,遂“以会城不可居”为由搬出济南,转往长清马山投奔亲友,后来“卜居牛山(今肥城境内)后之书堂峪”。不久,肥城中黄崖庄(今属济南市长清区)生员刘耀东闻讯来访,“见积中大悦,执弟子礼焉,割宅以居积中,积中遂迁中黄崖”[2]。此后张积中即开始广泛传播本派学说,还在济南、泰安及其附近地区吸收了部分门徒,其中即包括淄川东南乡东坪村的司冠平等人。他们这一学派成员不很多,在济南及附近地区游山玩水,讨论学术,过着相对平静的隐逸生活。(www.chuimin.cn)
1859年,捻军由皖北大举进入山东,济南近郊常见捻军“边马”活动,长清、肥城亦常有捻军过境,扰乱了张积中的平静生活,遂又应邀举家东迁淄川、博山交界的东坪,住在弟子司冠平家中。同年,领导过淄川农民抗漕斗争的刘德培被捕脱逃后也至司冠平家,积中遂与刘德培相识,两人志趣相投,结为莫逆。[3]司冠平后来参加了刘德培1861年领导的淄川起义,占据县城,并曾于1863年3月奉命南下邀请捻军与长枪会军北援淄川。1863年8月,淄川起义失败,刘德培自刎殉难,司冠平则逃往黄崖,后来在黄崖惨案中罹难。
1861年3月,捻军剑指博山一带,地方又为清军骚扰,张积中在东坪无法居住,只好举家迁回黄崖故居。黄崖山当时地处肥城、长清交界的群山之中,山形三面环拱,南北峭峰对峙,中广百亩,山顶平坦,而四周险峻。山麓自北而南分布3个村落,分别为北黄崖庄、中黄崖庄、南黄崖庄。中黄崖庄、南黄崖庄属肥城,北黄崖庄属长清。在张积中到来之前,山岭上已建有石寨,系当地绅士、民众为避难而修筑。至此,张积中以为“北方当乱,此(山)可避兵”,遂“筑室山上”[4]。当时,捻军在山东南部活动频繁,闻警前往黄崖山以求避乱者渐多,张积中遂“益以其术教人”[5]。吴载勋时尚在历城知县任内,为署理山东巡抚清盛所赏识,4月履新济南知府,同年8月,因防守省城有功,奉旨赏戴花翎。[6]吴载勋在济南官绅中积极宣扬太谷学派学说,“推崇积中不容口”,省城官僚士绅在吴载勋的引介下,赴黄崖山拜张积中为师者渐多。张积中遂在原有石寨基础上,继续扩修山寨,购置弓弩甲仗,组织徒众“习战事”,以为自保守御之计。[7]“闻者以为可恃”,遂辗转相告,投奔黄崖者渐达百余家。[8]当年9月,捻军进至长清一带活动,尤其是1862和1863年,捻军深入山东腹地,四周远近士绅民众前来黄崖避乱者骤增。张积中遂多方予以接济,“凡入山避难者,山上设粥,山下设汤,来者皆得饮食”。继而,张积中又在黄崖山设立医药局,施药治病,远近士绅民众多感其惠,前来归附者益众(同上志书)。与此同时,张积中在黄崖山“垒石为两寨, 自筑大寨山巅,引河水环山麓”,并不断购进武器,增设武备房,随后又增设了文学房。[9]山顶所筑大堂,为祭祀堂,“旁列两庑,重帘回廊,崇阶复户”,阶下为池,有桥为之间隔,有如泮池。池南所筑台为咏归台。左右各有门,左为天根,右为月窟。门外石径迂折,为采药径。山腰增置小亭,称对松亭[10]。张积中为约束徒众,告诫他们:“从学者,深戒吝财恋色,资装妻妾,勿须顾问。”
从此,张积中“以神自畜”,不再轻易接见来访、投奔者。远方初来山者,一般安排在文学房,令吴载勋(1862年10月因淄川城失陷被革职,随后来黄崖投奔张积中)、赵建、刘耀东等授读所刊《指南针》。五日一听讲,乡农不能诵习者任其去留。需进谒张积中者要泥首(以首触地)九拜,张积中往往正襟高坐,并不答言。周太谷孙妇李素心、张积中侄女张静娟,在山寨中的地位仅次于张积中,专屋列居,进谒者如同见张积中,也要泥首九拜,两人亦高坐不答。即使是吴载勋等其他入门较早之男性高足也“莫敢抗礼”。张积中每年数次在祭祀堂礼神,总是深夜参拜,礼节繁缛,李素心、张静娟均盛装挟剑而侍,旃檀燎烛,熏赫霄汉,数十里外可见其光,不是生徒者不得入堂同参[11]。这时的张积中已走向了神坛,披上了宗教神秘外衣,屏蔽了太谷学人的面目,沦为学界的另类。
黄崖地方本颇荒僻, 自张积中筑室定居以来,连年置田筑室,大兴土木,致“屋宇鳞次”,逐渐成市集。张积中还规定,“凡入山者,不得私其财,纳其半籍”。这样,张积中逐渐积累起一些资本,遂在当时的肥城孝里铺(今属长清区)、济南城内城外、东阿滑口、利津铁门关、海丰埕子口以及安丘、潍县等地,相继设肆(店铺)贸易,分别取号“泰运通”、“泰来”、“泰祥”、“泰亨”等[12],盈利以补山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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