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桂的军事生涯中也有一些不光彩的记录,这就是数次统军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乾隆二十九年,新疆乌什地区的维吾尔人民为反抗清朝官吏和当地伯克们的暴虐统治,在其首领赖和木图拉的领导下,发动反清起义。维吾尔族人民这次反抗斗争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却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迫使他们做某些改革,以缓和矛盾。这就激起民众新的反抗。甘肃提督刚塔督军镇压,田五不幸牺牲,马四圭、张文庆继续率众战斗。......
2023-08-17
捻军(包括其前身捻党与后代余绪)将士前仆后继,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斗争,虽然避免不了最终失败的结局,但仍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捻军在泰山南北的流动作战,则播下了敢于斗争的火种,开启了人民的反抗意识,为以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聚合了力量,准备了思想武器,其深远影响不可低估。
第一,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志,打乱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捻军声势浩大的起义震动了北方诸省,在他们的影响下,苏北、山东和河南等地的农民及其他群众纷纷响应,揭竿而起,反抗清朝腐朽统治。这些起义军成千上万,有苏、鲁边界地区的幅军,鲁西南的长枪会军,鲁西北的八卦教军,山东淄川的刘德培军,山东邹县的文贤教军,直隶、山东等地的盐民军与马军,山东的水套军,河南商丘金楼寨的八卦教军等等。他们抗纳钱粮,围城杀官,斗争形式虽然原始落后,大都缺乏明确的目标和严密的组织,经受不起长期的考验,时起时伏,却也绵延不绝。不仅如此,捻军的斗争口号、使用旗帜、组织制度和活动方式,也为这些起义军所效法学习,两者大同小异,如鲁西北的八卦教军就使用五色旗帜。捻军又常和这些义军协同作战,同呼吸,共命运,相互支持,团结对敌,共同抵抗清军的镇压。此外,捻军还成了这些义军余部投奔的去处。这些义军战败之后,余部有的转入地下斗争,有的投奔入捻,成为其中的一员,继续战斗。捻军对山东人民斗争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比较直接和显著的。鲁西北、鲁西南、鲁南及鲁中地区民众纷纷起义或因此获得发展壮大,形成山东人民武装抗清的一次新高潮。在泰安地区,情况亦是如此。据《重修泰安县志》《肥城县志》《泰山通志》等地方志书记述,捻军的这种殊死斗争精神,给泰安地区人民以极大鼓舞,不仅爆发了“刘季勇在徂徕西峰聚众起义,响应捻军”,而且捻军所过之处,“当地群众随从者不可胜数”。捻军转战泰安,还鼓舞了其他农民起义军的风起云涌。1853年,“鲁中‘土匪’马成、贾成等先后聚众起事,攻新泰等地。”1857年,“春,肥城、东平遭受饥荒,‘死者枕藉’。4月,农民军首领‘黄鼠狼’率饥民攻战东平西境。” 1862年,“山东幅军、教军先后转战泰安各州县。春,鲁东南幅军姜三壮、程四虎等部入境,不断出击新泰、泰安等县地主圩寨。8月邹县文贤教首宋继鹏(白莲教)由泗水进军泰安,与泰安知县杨宝贤激战于尧山东及放城(隶属新泰),互有伤亡。白莲教军驻扎卞桥,官兵不敢追击。11月,费县幅军首领程四虎率众数千进入新泰,攻雨坛山等寨,击伤寨首董树魁等。12月,白莲教军围攻南尧山,四面放火,毙伤官兵五十余名。1863年1月,又在沈村与官兵激战。同月,教军、幅军各部与各路团练激战于泰安宫里(隶属新泰市)东北水泉庄,之后退入新泰。” 1863年,“二月,白莲教军进入泰安县东南境楼德(隶属新泰)、时家庄等村。次月,又入新泰。……7月,捻军陆续经新泰南下。同月,淄川大汉德主刘德培所部进入新泰境。秋,清亲王僧格林沁督师驻东平州接山、黄徐庄一带,剿灭起事民众郭简等部。……10月,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率军与清军僧格林沁部激战于山东、直隶地区,于开州(今河南濮阳)失利后率二百余人入山东,至肥城鹇鹅岭,余众四散。景诗奔平阴、东平,遁入东平湖。不知所终。”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足见捻军转战对泰安民众反抗斗争的鼓舞激励。捻军所到之处的一呼百应,打乱了各地的封建统治秩序,使各级衙门不能正常运转,各级官吏惴栗不安,疲于应付,执政能力大打折扣。
第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首先,捻军的长期斗争,消耗了清朝政府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捻军在武装斗争中,到处惩治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截断清朝兵力和粮饷的往来要道,夺取地方当局的粮食和财物,拒绝清朝政府的赋税征收,冲击地主阶级的租课剥削,有力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史载,从1851年3月至1868年12月,清廷在镇压捻军中支付军需的白银为10797.2万余两,钱为849. 1万余贯,钞为700.9万余两,耗费巨大。[20]在这项巨额支出中,山东虽然史据无索,但作为主战场,所占份额应是大头。当时清廷的年财政收入仅8000万两,除支付列强赔款外,已经捉襟见肘,寅吃卯粮。镇压捻军耗资如此巨额,使清朝政府的国库更加空虚,财政状况愈加恶化,无力支撑庞大的官僚机构。其次,滋生了一批汉族权贵,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为了平定捻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继担任主帅,湘军与淮军一起上阵,其将帅的权势迅速膨胀。例如鲍超、黄翼升、刘松山、郭松林、刘铭传、周盛波、周盛传等人,均成为手握重兵的提督、总兵等统军大员,刘秉璋、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丁宝桢等均相继擢任威势显赫的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吏,其中曾国藩、李鸿章先后任直隶总督,左宗棠为军机大臣。这些将帅由贵而富,把在镇压太平军与捻军过程中掠夺或受奖得来的财富,用于大量购置田产,或仗势霸占土地,上升为官僚地主阶层,各自占有大片土地。汉族豪强的骤增,使土地大量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其三,削落了中央政府权力,解构了清廷的统治力量。湘军和淮军集团不仅掌握了军事权力,而且攫取了政治特权;不仅控制了南方,而且扩展到了北方;不仅操纵了地方政权,而且影响了中央政府。湘军和淮军集团成了近代中国军阀的始祖。在剿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从满洲贵族手中迅速转移到汉族官僚贵冑手中,明显削落了满清朝廷的统治地位,使之处于大权旁落的乏力状态,再也经受不起新的人民斗争浪潮的冲击。距最终倒台已经为时不远。同时,捻军还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冲破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秩序,助推了近代史上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三,创立了流动作战的游击战术,为后世的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捻军初期主要以野战为主,打败过清朝许多地方军队。1857年后,捻军以城市攻防战术和圩寨守坚战为主,兼用流动战术。1864年后,形成以马队为主的机动作战部队,进一步运用流动战术,发挥马队能在平原旷野纵横驰骋的特长,弥补武器装备低劣的短处,使新捻军(指捻军与太平军余部组成的部队)在战略被动中取得了战役作战上的主动权。因此,在高楼寨之战中歼灭了僧格林沁部,创立了军事史上典范游击战例。僧军是当时清廷所倚重的主要军事支柱,它的败亡,表明清朝畿辅重地的所谓“长城”轰然坍塌,也标志着清王朝往昔的军队建制根本瓦解。捻军还在以后的战役中高奏凯歌,给湘军和淮军造成重大损失。李鸿章后来说过:“仰仗国威歼平巨寇,而良将猛士锋镝疾疫死亡已多。”[21]捻军“杀得妖兵望风逃”[22],消灭了数以万计的敌人,使清朝的军事力量大为受损。从捻军转战泰安的情况看,亦是此等战法,飘忽不定,神出鬼没,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消耗清军有生力量为主,不以攻城掠地为战争目的。这种战法,为后世军事家们所借鉴,在争取民族解放、抵御外族侵略的战争中得到了丰富发展,发扬光大。
第四,捻军起义的兴亡史,为继武革命者提供了经验教训。捻军斗争的历史表明,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受尽欺凌,苦大仇深,斗争积极性极高。在捻军起义中,他们勇敢无畏地向中外敌人发起猛烈冲击,显示出强大的威力,证明他们不愧是中国旧式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他们。捻军斗争的历史又表明,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农民群众无法克服自身的种种弱点。捻军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一样,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先进阶级的领导,既不能提出完整、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也不能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统一,再加上没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及其政权、战略上犯了分军的战略错误、内部组织纪律松懈等原因,最终的结局和太平天国运动一样,难免失败的命运。这就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中国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要完成国家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必须有先进阶级政党的领导和科学革命理论的武装。否则,要实现以上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捻军斗争的经验教训,是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被以后的革命党人所吸收。辛亥革命是近代比较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这次革命的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曾在会刊《民报》上发表了《赖文光自述》全文,并郑重说明,其目的是“宣示海内,俾前贤幽光,得以昭著,而亦使我人知高曾矩矱之永可遵守,固不啻我四万万同胞之大幸也。”[23]十分清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要宣传太平军和捻军的光辉业绩,弘扬他们的反抗精神,继承他们的斗争传统,以动员人民起来从事反清革命。这次革命终于推翻了清朝封建政权,实现了太平军和捻军当年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这支主力军,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担此重任,继武成功,建立新中国。
对于捻军起义这件史事,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产生争议,偏激的学者认为捻军起义加重了农民负担,破坏了社会秩序,人为地造成了国家灾难,完全站在封建史官的立场上,全盘否定这一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而守旧的史家则依然秉持阶级斗争史的学观,习惯从阶级分析出发,充分肯定捻军起义的革命性与进步性。鄙见以为,上述两种观点均不可取。新的史学研究应冲破“资治”、“资政”一类的旧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待历史,以社会进步为标准,研究、分析问题。新的史著应是探求事实真相的文墨,研究史事应持历史的、辩证的、公平的观点,既不可剑走偏锋、滑向极端,亦不可因循守旧、一成不变。
就捻军起义而言,既要看到失地流民迫不得已奋起反抗的革命性一面,也不要忽略其原始落后的破坏性一面;既要看到捻军起义造成的社会动荡一面,也要正视其加速封建统治灭亡的一面。如果没有太平军、捻军大规模农民起义运动的助力,共和国的诞生抑或还要滞后若干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捻军起义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功绩不容置疑。
主要参考文献:
[清]张曜撰:《山东军兴纪略》清光绪年间刻本, 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范文澜、翦伯赞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捻军》,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军事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徐松荣著:《捻军史稿》,黄山书社1996年版。
郭豫明著:《捻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周郢编撰:《泰山通志》,齐鲁书社2005年版。
【注释】
[1]周郢编撰:《泰山通鉴》,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13~217页。
[2]《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首《序言》。
[3]周郢编撰:《泰山通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10页。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4册,第51页。
[5]寿张县于1964年11月撤销,金堤以南划归河南范县,金堤以北划归山东阳谷县。(www.chuimin.cn)
[6]《平捻方略》卷90,第3~4页。
[7]考城系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地名。1954年,兰封、考城二县合并, 以二县首字为名,称作兰考县。
[8]参见《文物》1974第2期,第8、 33页。
[9]《东平县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0页。
[10]《肥城县志》,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29页。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863页。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4册,第85页。
[13]《山东通志·兵防志》,第3328页。
[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1册,第14页。
[15]《东华续录》 同治朝,卷44,第14页。
[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1册,第14页。
[17]《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239页。
[1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1册,第6页。
[19]戴村坝位于今泰安市东平县境内,《辞海》《中国水利志》均有记载。该坝由明永乐九年(1411)汶上老人白英建议,宋礼、金纯督筑。横截汶水,别开引河,使其直趋今汶上境内的南旺湖, 自此南北分流,北上山东临清,南下江苏徐州, 以增运河水量,便利南北漕运。该坝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依然发挥着引汶济运效益。
[20]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320卷,第42页。
[21]《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片》(光绪十四年),载《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7辑,第611页。
[22]李东山等:《捻军歌谣》,第63页。
[23]《中州少年来函》,载《民报》第20号,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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