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进军河南，遭受惨败，被夹击

捻军痛歼僧军后，兵力强盛，呈现北渡黄河、直捣京津之势。清廷恐慌万状，急调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统领湘、淮各军北上赴援。而捻军领导层这时则因进军方向产生分岐，坐失战机，加之北上清军已有准备，遂由山东再入河南、安徽活动。1865年7月，曾国藩抵任后，接连上奏，认为捻军擅长骑兵作战，不可重蹈僧格林沁穷追覆辙，提出了全新的攻捻策略：一是重点设防。在鲁苏皖豫之济宁、临淮（今江苏泗洪县临淮镇）、周家口（今河南周口市川汇区）、徐州四处各驻重兵，以静制动，“以有定制无定”^[18]，同时在山东兖州、沂州（今临沂）、曹州及安徽庐州、河南归德（今商丘市）、江苏淮安等13府派驻部分清兵作为次重点防区。二是建立马队。鉴于捻军已移步为骑，消灭捻军“非马队不足以制胜”，遂一面从察哈尔购买马匹，一面对原有马队加以裁汰，倡设新马队，作为游击之师。三是布置河防。即东以运河，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在河岸驻扎军队，构筑长墙堡垒，阻遏捻军，使之不能进入山东和豫西，以便将捻军歼灭在运河、沙河之间。四是修筑圩寨。命令山东及附近苏、豫、皖省地主士绅，在捻军活动地区普遍修筑圩寨，组织民团把守，坚壁清野，将壮丁、粮草、牲畜全部集中圩内，切断捻军与民众的联系，使其孤立无援。这套策略的实施，给捻军在山东等地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

1865年7月下旬，捻军分两路进入河南，活动于豫东南、豫西南等地。1866年1月两路捻军进入湖北，不久张宗禹部捻军又经河南奔袭鲁西；赖文光部旋亦返回河南，转进山东，策应配合张宗禹部。同年4月11日，张宗禹部由河南兰封进入山东定陶，12日在巨野与清军总兵杨飞熊部遭遇，结果杨飞熊受伤败逃。4月20日，捻军又在郓城击败潘鼎新等部淮军，缴获大批洋枪洋炮，随后进抵寿张、范县，4月底与赖文光部会师于曹州府。5月间，捻军在巨野遭淮军总兵刘铭传、周盛波等攻击失利，赖文光部开往鲁、苏边界，继而抵达皖北、豫东一带活动，张宗禹部则往来于山东曹县和江苏丰县等地，后趋徐州。6月20日，两军在徐州境内会师，旋又分头活动，先后进入河南。

曾国藩虽苦心推行其剿捻策略，但捻军仍横扫了豫西，并东向昼夜行军，于1865年9月下旬直趋山东菏泽、曹县一带，势不可挡。随即进入水套地区，嗣后仍回师河南，再破清军河防。曾国藩的“剿捻”策略，尤其是河防计划宣布破产。此前的5月29日，曾国藩曾登临泰山，祈祷神灵保佑，但泰山神没有眷顾这位封疆大吏，未能使他挽回败局，被迫请辞谢罪，后改任直隶（今河北）总督。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只得委派李鸿章继任钦差大臣，节制各军，专办镇压捻军事务。

1866年4月，捻军鲁王任化邦部进入东平州东境，与清军接战失利，退至戴村坝^[19]时，遭遇汶水暴虐，溺死者无数。6月，捻军入宁阳县境，围攻大安庄堡，未克而东向，入莱芜县（原属泰安）境。10月，捻军复至宁阳，攻破果庄堡。秋，因捻军进逼运河，山东巡抚阎敬铭驻防东平州。11月，太谷派学人张积中隐居肥城黄崖山（今属济南市长清区）布道，试图构建“世外桃源”，肥城、长清两县前往者甚众。山东巡抚阎敬铭怀疑其有结捻之嫌，遂遣兵攻寨。张积中自焚而死，从众一万余人誓死不降，皆被杀戮，史称“黄崖山惨案”。同年岁末，新任钦差大臣李鸿章督师西来，追剿捻军，由泰安辖区的新泰过境。

此次捻军入鲁作战，适值全国的反清革命斗争正处于低潮时期，赖文光等深感孤立无援之难，遂于1866年10月21日在河南中牟分为两支：一支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并魏王李允（即李蕴，又作李蕴泰）、首王范汝增、奏王赖世就等，有将士10万人，骑兵居多，继续在中原地区坚持斗争，是为东捻军；另一支则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率领，并淮王邱远才等，“前往陕、甘，往连回汉，以为犄角之势”，是为西捻军。捻军的兵力分化，犯了战略上的重大错误，为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1866年11月间，东捻军由徐州进入鲁西南，谋求抢渡运河，在较为富庶、群众反抗力量比较活跃的运东地区筹集粮草，扩充军队，但清军防守严密，致东捻军在北起郓城，南至江苏沛县的运河西岸战线上，往返抢渡了近一个月而未获成功，遂再折而向西，12月初经河南入湖北，试图派主力入川，并与西捻军取得联系。而西捻军这时则往西开拔，入商州（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扑华阴。

1867年1月，李鸿章调集10万清军云集鄂、豫，分兵“堵击之师”和“兜击之师”，企图消灭东捻军于鄂东地区。东捻军在湖北天门县罗家集、德安府（今安陆）杨家河两败清军，但在安陆府尹隆河（今永隆河）一役却损失惨重，伤亡万余，被俘万余，士气受挫，致入川计划泡汤，而入陕会合西捻军又为清军所阻，赖、任不得已率部由鄂及豫，辗转入鲁。

同年3月，继任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军接防运河东岸，连营百余里。6月，丁宝桢督师驻东平境，备防捻军。同月，东捻军遵王赖文光部渡运河入鲁，12日到达东平戴庙、沈口（今属鄄城闫什镇）。翌日晨，击败山东总兵王心安部，杀死东阿县令周毓南，民团团总刘鸿宾，在水套农民军引导下突破运河防线，进入河东地区，旋即进抵泰安县西南过村（今属肥城市边家院镇），泰城戒严。捻军入新泰，与知县郑溥部激战后西去，18日逼近济南，19日剑指章丘（原属泰安），再经邹平、青州，趋莱州、登州（今蓬莱），30日逼近烟台。10月，东捻军鲁王任化邦所部数十万人移军今肥城市汶阳镇高庄一带，清军提督刘铭传等率部尾随追击，捻军遂折回东进，由大汶河南岸溯流而去。

烟台是山东开放最早的通商口岸，百货汇集，但却没有城郭，东捻军突然而来，使中外反动势力慌了手脚。道员潘霨连忙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防守，三口通商大臣祟厚急派天津洋枪队一营携带大小开花炮6门，乘舰渡海增援。双方在烟台近郊发生炮战，加上丁宝桢带兵驰援，中外势力联合夹击捻军。东捻军两面受敌，被迫后撤。

在这之前的1867年6月30日，李鸿章急由河南移军山东济宁，提出了“扼地兜剿”的方略：一是以运河为外围防线，把当年曾国藩所修长墙工事由东岸移至西岸，调重兵把守，阻挡捻军，使之不得再过运河以西；二是以胶莱河为内围防线，同样修筑长墙工事，调兵把守，阻东捻军于滨海地区围歼之；三是北以黄河、南以六塘河为防线，使东捻军不得北上或南走；四是图谋把东捻军围歼于胶莱河以东，万一胶莱河防线失守，则有运河防线堵击围歼。

东捻军进入胶东后，李鸿章调集大量清军组织攻剿：以淮军提都刘铭传部为中路，由济宁经泰安、莱芜、青州，向胶东进击；由登莱青道员潘鼎新部为北路，由潍县、昌邑赴莱州；总兵董凤高、沈宏富部为南路，由郯城、兰山进莒州趋胶东；三路清军连同山东巡抚丁宝桢所辖地方清军，以图将东捻军“逼入登莱绝地”，然后“扼地兜围”，实现其将东捻军围歼于胶东地区的计划。

东捻军从烟台撤退后，活动于福山、宁海（今属烟台市牟平区）一带，1867年7月中旬得知清军聚兵胶莱河，修墙筑垒，分段扼守，察觉了清军企图，急忙西撤，旨在跳出清军包围圈，运动中再寻战机。7月31日，赖、任率捻军三四万人至胶莱河南部的麻湾口，由于清军王成谦部防守甚严，突破未成，乃沿河北上；8月15日，捻军在潘鼎新部驻防之新河觅渡再次受挫；后侦知王心安部所守胶莱河北段入海口一带“营垒初成，河墙未筑”，为清军防守的薄弱环节，遂于8月19日自海神庙以北十几里处海滩地方，乘退潮之际突破清军防线，击溃驻军，渡过潍河，进至潍县、昌乐，从而使李鸿章“扼守胶莱之策，竟成画饼”。(www.chuimin.cn)

赖、任率部渡河后，经安丘景芝镇、诸城南下，8月26日围攻莒州。清军咬住不放：丁宝桢部尾追南下，驻守沂州；刘铭传、潘鼎新、总兵周盛波等部追入江苏堵截。李鸿章将防守胶莱河的其余清军撤至运河防线，重新调整部署： 自东平戴庙至江苏宿迁，依次由豫、鄂、淮、皖四军防守；宿迁以南由湘、淮两部水师及漕、浙诸军防守；运河兵力增至150营。为加强机动作战力量，李鸿章令丁宝桢部驻苍山兰陵，藩司刘秉璋、沈宏富、副都统温德勒克西等驻台儿庄（今枣庄市台儿庄区），李鸿章的大营则由济宁移至台儿庄，居中指挥。鲁、苏两省清军时达10万余人。

东捻军进入江苏后，试图渡过运河、六塘河，进入豫境，与西捻军会师。1867年9月11日至14日在刘老涧、鲍河头上下抢渡，为总兵姚广武步兵、副将黄中理水军所败。是月下旬，赖、任率主力再返山东，经郯城、兰山趋峄县、滕县、邹县、曲阜、滋阳、宁阳，东转新泰，南下沂南青驼寺，再北折沂水，由穆陵关扑章丘。11月3日，从桑家庄、韩家庄北渡黄河，为副将莫祖绅、张德魁步兵和赵三元水师所阻，半渡而回，旋即东向长山、临淄、寿光。李鸿章急令刘铭传、潘鼎新和提督唐仁廉、福建提督郭松林、湖南提督杨鼎勋等部，由鲁南北上追堵。11月12日，东捻军与淮军刘铭传部，山东王心安、王正起部战于潍县、安丘交界处之松树山，受挫，损失惨重。赖文光、任化邦率部南移，经诸城、 日照，再入江苏。

这次的东捻军入鲁作战，由于大雨连绵，河水暴涨，未能突破清军防线，致使作战地区被压缩于狭长地带，不能发挥骑兵驰骋的优势和流动作战的长处，处处遭到官兵的截击，人员伤亡极大。而清军则在各地坚壁清野，致使东捻军粮草不继，兵员得不到补充，战争主动权逐渐丧失，不得不派人向西捻军求援。

1867年11月19日，东捻军与刘铭传部战于江苏赣榆，先胜后败，任化邦被叛徒潘贵升枪杀。赣榆一战，东捻军元气大伤。清军重兵围裹，赖文光率部杀出，复奔山东。11月下旬，在潍县东南杞城与清军接触，遂分兵为二：任三厌（任化光胞弟）率一部趋昌邑一带；李允率一部向寿光一带，游击于潍河、弥河之间。12月5日，李允、牛遂部被刘铭传部清军围攻，损失惨重。翌日，两部捻军合兵一处，西奔青州方向，又为清军所败，再回军东向，清军围追堵截，捻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12月24日，捻军在北洋河、弥河间再度被清军所困。刘铭传部在西，郭松林、杨鼎勋两部在东，两面夹击进剿。捻军分头迎敌，背水决斗，奋力拼杀，苦战竟日，不得脱险，伤亡两万余，被俘近万，主力丧失殆尽，“器械、马匹、辎重，一战而尽”。首王范汝增、烈王徐昌先及任三厌等重要将领战死；赖文光、李允等少数骑兵突出重围，经昌乐、诸城、 日照，入江苏赣榆。赖文光率余部试图由宿迁西渡运河未成，旋即转向沭阳，于1868年1月2日从张家湾突破浙军防线，渡过六塘河，经淮安、宝应到达扬州东北瓦窑铺，5日被道员吴毓兰部所灭，赖文光被执，10日在扬州就义。李允在安徽降清，后被巡抚英翰所杀。至此，东捻军的抗清斗争宣告失败。

西捻军经河南入陕西后，1867年初与陕西回民起义军取得联系，并肩作战，坚持抗清斗争。同年11月下旬，正当西捻军与回民军紧密配合、起义形势高涨之际，张宗禹收到了东捻军的求援信，遂率部东进，入鲁救援。12月上旬，西捻军从陕西出发，经山西、河南，于1868年1月底进入直隶。张宗禹试图以“围魏救赵”之计，威胁京津，调动山东清军，以减轻东捻军的军事压力。然而，这时东捻军已经失利，西捻军成为一支深入清廷畿辅重地的孤军。清政府下令京师戒严，调各路“勤王之师”急赴京都，20万大军云集直隶中、南部。西捻军孤军作战，伤亡颇重，张禹爵战殁。为摆脱困境，西捻军再度南走入豫，4月上旬由豫北经直南（今河北南部）进入山东莘县，4月17日从东昌（今聊城）李海务东渡运河，到达运东地区，然后沿运河东岸北上，经茌平、齐河、陵县、德州、沧州直扑天津。清廷恭亲王奕令崇厚率洋枪队加强天津守卫，命绥远城将军安定、副都统富和、提督郑士魁分率所部增援，饬侍郎恩承、副都统玉亮所部赶赴武清（今杨村）设防，并乞求英、法炮舰协守天津，使西捻军无法前进，遂于5月上旬返回山东武定府一带活动。

斯时，尾追西捻军的李鸿章又提出了围歼西捻军的计划：西面以运河为防线，在运河西岸加固长墙工事，调清军及民团严防死守，并将黄河之水导入运河，以增高水位，调派水军巡逻水面，使西捻军不得渡运河而西去；北以碱河为防线，在其北岸增修长墙工事，引灌运河水，提高水位，由崇厚率洋枪队及民团把守，遏捻北上；南以黄河为防线，由黄河南岸山东之各州县官吏率民团把守，将各渡口悉数封锁，船只一律驶靠南岸，以防西捻军南下；东界大海，渔船全部禁止下海，以防西捻军渡海而走。清廷批准了这一计划，并抽调一部分战斗力较强的清军进入山东、直隶，作为游击之师。于是，10万清兵各赴战区，李鸿章坐镇德州，运筹各军，统一指挥。

1868年5月12日，西捻军由宁津北上沧州，企图强渡碱河。此时，该河水深丈余，且有潘鼎新、杨鼎勋两部重兵把守，西捻军受阻而回。张宗禹率部在狭小地带时而北上，时而南下，飘忽不定地游动作战，无法摆脱四面被围、处处被动的窘境。再后，雨季来临，河水暴涨，道路难行，越发不利于西捻军的骑兵行动。清军进一步“缩地合围”，将西捻军压迫在徒骇河以北、马颊河以南的窄地。7月16日，西捻军由乐陵奔河北吴桥，遭周盛波、周盛传部清军伏击。7月下旬，西捻军与王心安、郭松林、潘鼎新部战于惠民、商河，两战皆挫，张宗禹负伤。7月30日，在黄河、徒骇河间济阳之黄河崖、鄢家渡、曲里店附近，西捻军与潘鼎新、吴长庆、张曜、宋庆、郭松林、王心安等部激战失利，溺水、降清者5000多人，战场形势急剧恶化。此役，成为西捻军走向失败的拐点。

与此同时，山东、直隶各州县豪绅地主纷纷组织民团，修堡筑圩，强迫各村农民进寨防守，以切断西捻军与劳苦大众的联系，致西捻军在军粮、住宿、兵员补给等方面异常困难。同时，“黄汛陡涨，灌运河三尺，官军炮船驶集”，而运河及其他河流亦“汇为泽国，马尺寸不能骋”，进一步加重了西捻军的困难，士气普遍低落。这个期间，清廷施展招抚手段，导致西捻军逃亡、降清事件接连发生，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迅速下降。

1868年7月31日，西捻军在济阳玉林镇、鸿福寺与张曜、宋庆、潘鼎新部再战，伤亡六七千人，损失战马万余匹，军械粮草丢失殆尽，“辎重器械，狼籍千里”。张宗禹率余部数千人冲出，8月4日先后从桑园镇（今属河北省吴桥市）、第二屯、老君堂抢渡运河，均为清军所阻，盘旋于宁津、商河、临邑间。8月12日，西捻军由平原奔高唐、聊城方向。15日，张宗禹率部退往茌平西南广平镇，8月16日至高阜。清军刘传铭部自北而南，郭松林部由西而东，两面进攻，袁保恒率骑兵外围截击。西捻军仓促应战，虽经顽强拼搏，但终因寡不敌众，战力不支，遭受灭顶之灾。战斗中张宗禹之兄张宗道、子张葵儿、侄张其江及其他捻军将领相继阵亡。张宗禹率十余骑隐于高粱丛中，东走10余里，到达徒骇河边之王家桥，后“不知所终”。至此，西捻军在山东的抗清斗争亦彻底失败。

捻军起义虽然最终以起义告终，但其在泰山周际点燃的斗争火种却没有就此熄灭。三十年后，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齐鲁大地风起云涌，矛锋直指列强侵略及其殖民文化政策，爆发震惊朝野的“肥城教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揭开了近代革命史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