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传世文化神话-泰山文化举要

2023-10-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泥马渡康王”传说故事缘于一段历史插曲：赵构在磁州时，曾由宗泽陪同拜谒了城北崔府君庙。《说岳全传》第二十回、《韩世忠全传》第十九回都曾讲述这一故事，可见其影响之久远。“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故事在南宋广泛传布且得到官方积极肯定，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靖康二年三月底四月初，徽、钦二帝被迫随金军北去。尽管如此，在建炎三年苗刘之乱突发之际，苗傅等人仍然公开反对赵构即位，曾一度迫其下野。

“泥马渡康王”传说故事缘于一段历史插曲：赵构在磁州时，曾由宗泽陪同拜谒了城北崔府君庙（当地称应王祠）。该庙位于贯通南北的驿道一侧，当时此处“民如山拥”，担心康王取道于此继续北行而聚集庙宇周围，号呼劝谏留驻。进入祠庙后，康王卜得“吉”签，庙吏抬应王轿舆，拥庙中神马，请康王乘归馆舍。纷乱中，力主使金的王云被激愤民众击杀，赵构被迫留了下来，并于次日返回相州。正是这一突发事端，成为南宋官私记载中极力渲染的“崔府君显圣”和“泥马渡康王”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传说的内容不断丰富，并突出了不同时期的宣扬侧重点。

南宋一朝，“泥马渡康王”的传说流行甚广，在涉及靖康、建炎之际的著述中多有记载，而其中情节却歧异纷纭，众说不一。逮至明清，仍有以“泥马”作为宋高宗代称者。冯梦龙《古今小说》叙文中说到“泥马倦勤，以太上奉天下之养”。《说岳全传》第二十回、《韩世忠全传》第十九回都曾讲述这一故事，可见其影响之久远。

在南宋，“泥马渡康王”故事中的神人崔府君，被封赐为“护国显应兴圣普佑真君”。然而，与民间信仰中常见的情形不同，在临安（今杭州）供奉崔府君的显应观，不是由民众自发建立的，而是由皇帝直接授意建成的。“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故事在南宋广泛传布且得到官方积极肯定，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正如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存目〈使金录〉条》所说：“盖建炎之初，流离溃散，姑为此神道设教，以耸动人心。实出权谋，初非实事。”

赵构的登基，是在十分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实现的。他行居第九，素无声望，其所以能够即位，是由于北宋亡国后金人扶植的伪楚张邦昌政权得不到中原军民的承认，而尖锐的民族矛盾使人们强烈要求恢复赵宋统治，抵御女真贵族的侵略。当时在汴京的宗室诸王均被金军俘虏北迁，赵构却在奸臣汪伯彦等人的拥戴下故意滞留今河北、山东一带。正如宗泽劝进时所言：“二圣二后、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唯大王在济。”^[8]遂使赵构成为唯一合法的帝位继承人。靖康二年四月初，知淮宁府、宗室赵子崧曾致书赵构说：“国家之制，素无亲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元帅之权，此殆天意。”^[9]朝廷的任命下达于汴京城门将破之际，它是钦宗皇帝已经失去自救希望的表现，是在万不得已情况下为保住赵姓皇权而做出的最后努力；而对于赵构，则临危受命“河北兵马大元帅”，为其提供了扩充政治、军事实力的机遇。宋廷危在旦夕，赵构理应率部驰援京师，救父兄于水火，然而他却心怀异志，另有图谋，又有奸佞投机的亲信汪伯彦等人的鼓噪，认为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先安泊得大王去处稳当”，至于解京师之围，要“事须量力”。他们一方面开大元帅府号召四方，集中诸路兵力，利用“京城围久”的危局，使“四方事皆取决于帅府”；另一方面排斥力主全力解救京师的宗泽等人，同时对朝廷“催督入援”^[10]的急令置之不理，迁延不进，坐观时局变化。(www.chuimin.cn)

在作出以上行动部署的同时，赵构开始了舆论方面的准备。《中兴小历》卷一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己酉，上（赵构）与幕府从客语曰：“夜来梦皇帝脱所御袍赐吾，吾解旧衣而服所肠，此何祥也？”十二月壬戌朔……语伯彦等曰：“吾陛辞日，皇帝赐以宠行，吾逊辞久之，皇帝曰：‘朕昔在东宫，太上解此带赐朕。卿宜收取。’不得已拜赐。”^[11]……这些牵强的“回忆”和出自赵构之口的梦境，不过是他对日后登基所作的舆论铺垫，也是梦寐以求帝位心情的故弄玄虚。后来，这些伏笔都得到了恰当的用场，被耿南仲等人引为“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的佐证。靖康二年三月底四月初，徽、钦二帝被迫随金军北去。消息传到元帅府所在地济州，门下侍郎耿南仲率文武官吏上表劝进，其中说道：“天命已兆，人心实归；应天顺人，宜适机会。”接着便一一列举出“天人相与”的征兆：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被受大元帅建府之命，有赐袍异梦。皇帝即位，纪元曰“靖康”，……迫皇帝之北迁，人始悟曰“靖”字从立从十二月，乃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康王建帅。纪年二字，实兆今日。飞出亭一牌有连三箭之祥，太上万里有“即真”二字之兆。黄河之渡，则阴未凝而冻忽合；济州之瑞，则红光见而火德符。天命彰彰著闻……大王其可久稽天命乎？^[12]在众多符瑞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太上万里有‘即真’之兆。”据耿延禧解释，当时有窜逸自虏寨归者，传太上皇帝圣语：“康王可便即皇帝位。”又衣裹蜡封方二寸许，亲笔二字曰“即真”。益昭天命之符，二圣相授之至意。^[13]所谓“圣语”似难以为凭；若果有徽宗亲笔“即真”二字，应是一言九鼎，毋需再引证其它符瑞作为赵构即位之依据。但从种种迹象来看，当时对此并未大肆宣扬。直到赵构即位两个月之后的七月，曹勋自金营脱归，才又带来“太上皇帝亲书绢背心八字”，即“可便即真，来救父母”^[14]。高宗曾将此诏向辅臣们宣示。尽管如此，在建炎三年苗刘之乱突发之际，苗傅等人仍然公开反对赵构即位，曾一度迫其下野。在此关键时刻，出面劝谕的隆祐太后和宰相朱胜非等人，似乎也并未及时引述太上皇帝的“衬领诏”，作为高宗继统合法性最直接有力的证明。

预示赵构即位的“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吉兆，传播开来是在赵构即位之后。就赵构本人来说，对于崔府君之所谓灵异的态度，从靖炎之际的批评、否定，到绍兴年间（1131～1162）亲自下令建庙奉祀、禅位以后亲临拜谒，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折过程。其幕后之原因，须到建炎年间至绍兴前期的政治情势中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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