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黄巢未派兵追剿唐僖宗,亦未消灭关中唐廷禁军,致使唐僖宗得以喘息转圜,遂调兵遣将,组织反攻,同时笼络沙陀族酋长李克用出兵相援。黄巢残部退守泰山一带,同年七月败亡狼虎谷。不久,黄巢从子黄皓率余部续举义旗,号“浪荡军”,向南用兵。黄巢义军流动作战期间,曾多次用兵齐鲁,剑指泰山周边,并最终败亡于此,在泰汶地区留下许多屯兵遗址及其传说故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引发后人无尽的遐想和多重的思考。......
2023-10-23
2005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作者慕名探访了岱岳区下港境内的黄巢墓。这是一个幽深的僻静之地,封闭在崇山峻岭之中。高大的墓冢,仿佛昭示着黄巢的伟岸背影;挺拔的白杨,似乎擎举着义军的不屈精神;潇瑟的阵风,好像诉说着那横扫大江南北的雄壮一幕。踟躇此地,凭吊亡灵,回眸黄巢义军败亡泰山那段旧事,令人感慨万千,嗟叹不已,几多哀伤涌满心头,几多反思令人感怀。
严格地说,黄巢领导的义军,系唐代末年流民被迫揭竿而起的大规模抗暴求生运动。在这些流民中,多为失地农民和失业工商业者。义军的斗争矛头直指盘剥百姓的各级官府,有力打击了唐朝政府的腐朽统治,重创了封建统治基础,导致唐末国力大衰,加速了唐朝的灭亡。究其原因,当今学界亦有共识,认为黄巢义军的风起云涌,皆因剥夺者与被剥夺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而引发,即官逼民反的必然结果。正如唐末最后的呐喊者刘允章在《直谏书》中所言:“……国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赂贿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臣闻自古帝王,终日劝农,犹恐其饥,终日劝桑,犹恐其寒。此辈不农不桑,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尽为将士矣,举国之人尽为僧尼矣,举国之人尽为劫贼矣。欲使谁人蚕桑乎?今天下苍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隐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无一归,有八苦而无一乐,国有九破而无一成,官有八入而无一出,凡有三十余条,上古以来,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何以归哉?……”[8]时任翰林学士的刘允章作为皇帝的近臣,能如此厉声直言,说明当时的政治危机是多么的深重,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同样可以解释黄巢起义的起因。唐代末期,土地大量集中在世族豪强手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朝廷却腐败无能、政治昏暗,又有藩镇割据、烽火连天,将贫苦的广大农民及工商业者压迫到了无以生存的水深火热之中,劳苦大众别无选择,只能拿起武器,奋起抗争,与代表地主豪强利益的统治集团对决,在铤而走险中寻找生路,延续生命。就黄巢本人而言,虽然满腹经纶,才华出众,乡试题榜,但由于没钱贿赂高官,无力打通关节,以致屡次殿试而不举,最终沦为以贩卖私盐为生,在屡遭打击、断绝退路的悲愤中不得以而举旗造反。
历史地看,这次失业流民大起义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无产者的优秀品质、思想智慧及其历史局限性。黄巢义军的殊死反抗,堪称大无畏革命精神的充分体现。黄巢义军的大规模机动作战,以其战无横阵的凌利攻势,狂飙大江南北,席卷华夏大地,其间虽有挫折,但却毫不气馁,屡败屡战,最终将皇帝赶出了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这种勇往直前的奋争精神,在中国战争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然而,细观黄巢起义可以发现,这种武装反抗绝非怒气冲冲的心血来潮,更非乌合之众的鲁莽行动,而是有组织、有目标的智慧之师。如果是盲目而动的一轰而起,黄巢义军能够纵横驰骋大江南北、持续转战八年之久吗?能在看似铁板一块的大唐帝国版图上搅起惊涛骇浪吗?这是因为义军充分认识到了封建自然经济的分散性特点,成功运用了唐朝末期藩镇割据、各自为政的历史条件,堪称黄巢义军的智慧之一。虽然历史条件摆在那里,但如果没有谋略和勇气,是不可能被发现、被利用的。
但是,在这一系列优秀品质和智慧的背后,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中国古代民众抗暴斗争的巨大局限性:其一,缺乏根基,立足不稳。整个黄巢义军虽然声势浩大,所向披靡,但实际上只能算作一次流动性军事行动,从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根据地。虽然当时的藩镇割据情势不容许义军建立根据地,如果强行辟疆拓土、割据一方,势必引起藩镇军阀的敌视和围剿,纠缠于一城一地的争夺而不能脱身,义军只能以杀富济贫、抢掠财物为主要手段,维持义军的流动作战。即使如此,义军也并非不能在唐廷统治薄弱的地方扎根立足,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此为支点向外用兵。实践证明,一支没有以根据地为依托的军队,最终归于失败不可避免。其二,政权虚设,失去民心。黄巢统领的义军攻入唐朝的统治中心长安后,貌似建立了一个体制完整的“大齐”政权,但实质只是一个空架子,没有认真从事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也没有制定实行过关注民生的政策,只注重扩充军队和粮草征收,从而失去了民意支持,难逃政权垮台厄运。“得人心者得天下”,是亘古以来的铁律。其三,迅速腐化,不堪一击。尽管黄巢有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劲旅,但攻占长安后却没有乘胜追击,彻底消灭溃逃的唐廷,而是忙于集团内部争斗、争权夺利,黄巢本人则留恋富贵、不思进取,以致逃亡四川成都的唐廷统治者得以喘息,恢复力量,卷土重来,最终被其所打败,赶出了长安。其四,纲领不明,战略失策。黄巢举义的目的仅限于“讨国奸臣,洗涤朝廷”,破坏一个旧世界,砸烂封建统治秩序,缺乏革命意义上的行动纲领和战略方针,看上去农民起义更像一场浩大的抢劫运动和飘忽不定的兵事冒险,军队所过之处,只顾攻城掠地,抢夺物资,以致观念狭隘,滥杀无辜。就连黄巢本人,其用兵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战逼宫、以胜求荣,为不能如愿而不断发轫,将军事斗争当作了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砝码,完全没有革命领袖应有的先进思想和战略眼光。
作为一场被逼揭竿的流民起义运动,即使其中有巨大的错误和不妥,但也不可抹杀它的正义性和革命性。作为历史记载,史籍应该本着“不隐恶、不溢美”的客观性原则,给予公正的记载与评价。可惜的是,翻阅被标榜为准确史册的二十四史和一些封建文人的笔记,几乎众口一词,均给予了极端恶劣的述评,《旧唐书》将黄巢贬之为“巢贼”,《新唐书》则诬之为“逆臣”,以后的一些史籍也附会此说,皆称为“流贼”,完全抹杀了其正义性和革命性,极力将起义军抹黑涂鸦,全面丑恶化、妖魔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尽是食人肉、饮人血的恶魔。不错,黄巢在起义过程中是做过不少烧杀抢掠、草菅无辜的坏事,并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以致白骨遍野,赤地千里,但如果没有流民起义,难道就能使农民丰衣足食、手工业者安居乐业吗?否也。这在刘允章的《直谏书》中已经说得清晰明了,无须赘言。正是广大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生活陷入了绝境,被压迫到了生存极限,才为保命而铤而走险、走上抗争道路的。其正义性和革命性在于打乱了剥削者“吃人”的旧秩序、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为广大无产者带来了一线希望,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劳苦大众的理想诉求,迫使新的统治者作出一定让步,得以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然而,唐代以降封建史官无视这一客观存在,顽固坚持“成王败寇”的封建史学观,妙笔生花为王者大唱赞歌,不惜笔墨贬斥“败寇”。这种治史观的僵化和倒退,不仅难与将陈涉列入“世家”的司马迁比肩,更不能与左丘明笔下春秋史事的客观公正相比。不可思议的是,当今学界某些所谓的“精英”,在治史上冲破“阶级斗争”的樊笼后,又同封建史臣站在了一起,对历次流民起义采取全盘否定态度,对义军领袖不分是非,大加鞭挞,将客观公正原则抛到了九霄云外,将史家良心沦丧于争名作秀。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千载以来,泰山以宽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黄巢这位义军领袖,使其得以灵魂安息。泰安人民以客观公正的心态,恢复了黄巢的本来面目,使其功过分明、英名永垂。泰山黄巢墓的保存完好,就是泰安人理智对待黄巢的一个有力明证。
主要参考文献:
[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 中华书局2000年版。
方积六著:《黄巢起义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何敬鹏等编:《泰安区域文化通览·肥城市卷》,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www.chuimin.cn)
周郢撰:《黄巢泰山留帝陵》,载1987年3月30日《深圳特区报》。
【注释】
[1]唐家品、高儒林等编:《泰安区域文化通览·肥城市卷》,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91~92页。
[2]唐家品等编:《泰安区域文化通览·肥城市卷》,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3]路宗元编著:《文化泰山》,泰安市新闻出版局1996年版,第85页。
[4]周郢撰:《巍巍泰山黄巢陵》,载1987年3月30日 《深圳特区报》。
[5]方积六著:《黄巢起义考》 引《黄巢起义史迹考察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6]刘尚勇撰:《黄巢之墓在成都》,载《文史》2007年第6期。
[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733, 中华书局1960年版。
[8][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版,第37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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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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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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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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