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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悲摧故事:缇萦救父引万人赞叹

【摘要】:流传千古的缇萦救父悲摧故事,在正史中最先载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后记班固的《汉书·刑法志》,故事梗概大致相同。最小的女儿缇萦被父亲的辱骂刺伤了自尊心,悲愤难抑,哭泣不止,遂挺身而出,毅然随父西行。资料显示,淳于意是一位处世公正而又性格耿直的良知名医。正是少女淳于缇萦关键时刻救下了父亲,才使淳于意的精湛医道得以充分施展,从而铸就了一代名医的崇高地位。

流传千古的缇萦救父悲摧故事,在正史中最先载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后记班固的《汉书·刑法志》,故事梗概大致相同。《汉书》曰:文帝“即位十三年(前167)[2],齐太仓令淳于公(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其少女缇萦, 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废除肉刑。大意是说,汉文帝即位十三年、即公元前167年,曾任齐国太仓令的淳于意犯了罪应当受刑,按照当时的律令,做过官的犯人,须逮捕后押送长安执行。淳于意没有男孩,只有五个女儿,当其身陷囹圄时,骂道:“生孩子不生男儿,遇事无论缓急,女孩子都不顶用。”最小的女儿缇萦被父亲的辱骂刺伤了自尊心,悲愤难抑,哭泣不止,遂挺身而出,毅然随父西行。到了国都长安,缇萦斗胆上书汉文帝说:“我的父亲做官,齐地的人都说他清廉公平,如今犯法应当获罪受刑。我为受刑而死的人不能复生感到万分悲痛,而受过肉刑的人也不能再长出新的肢体,即使犯错后有意改过自新,也没有了补救的办法和途径。我愿意舍身做官府中的女仆,赎抵父亲的罪过,让他改过自新。”汉文帝看过缇萦的上书,为孝义少女的行为深深感动,立即下令废除了肉刑法。

对少女缇萦孝义救父的壮举,史家班固曾赋《咏史》一诗,大加赞颂: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 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愤愦,不如一缇萦。[3](www.chuimin.cn)

淳于意刑案的酿成,源于其医术高超和秉性刚正。

淳于意出身贫苦,“少而喜医方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21岁开始学医,但医术不精;28岁时辞去“齐太仓长”,拜医家公孙光为师,专心学医,博采众家之长,深研古典医籍;汉高后(吕雉)八年(前180),公孙光将其推荐给临淄名医公乘阳庆。这一年,淳于意36岁,而公乘阳“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同上书)大意是说,年届七十而无子嗣的名医公乘阳庆收淳于意为徒后,让弟子将过去所学医方全部丢弃,悉数将禁用药方给了他,传授自己珍藏的黄帝、扁鹊脉书、五色诊治方法以及药物方剂等书,使其得以真传,诊疗时能根据患者的病情深浅预知生死,并能决断疑难杂症,给予有效施治,论及医药方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颇有精准独到的见解。三年学成后,淳于意四处行医,为人诊病预知生死多能应验。

即使得到方家传授真谛,淳于意也未就此固步自封,依然在医学道路上求学不止,探索不息。他39岁出道后,周游各地,虚心求教,“见事数师,悉受其要事,尽其方书意,及解论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终成一代誉满齐鲁的良医。淳于意成名后,天下患者慕名而来,趋之若鹜。“然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同上书)由于淳于意经常应召出入权贵之门,不可能长期坐诊家中,或难以应付蜂拥人潮,不得不隐身躲避,致使许多患者企盼而来,抱憾而归,难免心生怨气, 口出微词。天长日久,求医者由怨而愤,责怪仓公不肯施医,导致病人死亡。怨愤日积月累,终于酿成祸端,有人控告仓公借医欺人,轻视生命。

其实,这些“罪名”纯属于不知情患者的激愤之言,冤枉了淳于意。资料显示,淳于意是一位处世公正而又性格耿直的良知名医。在他的心目中,不论是达官贵人中的求医者,还是平民百姓中的问药者,都是平等的,始终秉持一视同仁的医德,同样的仔细认真,同样的诊断处方,从不因患者身份的高低贵贱而另眼相看、区别对待。更可贵的是,他极不情愿做贵族的奴仆,曾先后拒绝了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齐王相等显贵的征召,乐在民间救死扶伤,为大众祛病除疾。久而久之,淳于意得罪了不少人,遭到微词诟病在所难免。[4]但仅凭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构不成淳于意的刑罪。

真正将淳于意置于死地的权贵小人,是齐王相。汉文帝十三年,齐王相妄加“贪污渎职”的“罪名”,控告曾经任职太仓令的淳于意。这一年淳于意49岁,辞去太仓令已经21年,且任职时“齐中皆称其廉平”,绝不可能存在贪污渎职问题,显然是曾遭淳于意拒绝的齐王相心衔旧冤,无中生有的挟私报复。但当时的汉文帝倡行节俭,对官吏贪污渎职深恶痛绝,往往对有罪者不是黥面,就是砍掉手足,甚至处以极刑。齐王相的诬告正好迎合了这种法治环境。而这时的地方官府悉数被世袭贵族把持, 自然官官相护,遂不分青红皂白地构陷成狱,判决仓公有罪,处以肉刑(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等)。按西汉初年的律令,凡做过官的人受刑必须押送京城长安执行,于是演绎了惊心动魄的缇萦救父一幕。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列举了扁鹊、仓公大量妙手回春的医案后,感慨道:“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幸亏“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正是少女淳于缇萦关键时刻救下了父亲,才使淳于意的精湛医道得以充分施展,从而铸就了一代名医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