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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3
肥子国被晋攻灭后,遗民中的一支落据今肥城境内,筑城为国,沿袭旧号,繁衍生息数百年。今肥城境内的古肥子国亡于何时,已无从考据,但可以肯定的是,肥国族众是消融而不是消亡的。如果是消亡,肯定经历了承受不起的灭顶之灾,要么毁于强敌攻陷,要么致命祸患,这在史籍中肯定能找到蛛丝马迹;同时,从肥族文化精神的赓续传承上,也证实了融入土著的可信性。事实上,肥国属于形散而脉动,其优秀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一代代的肥城人,持续发挥着正能量。
考查肥城文化史,可以发现肥族文化的贡献:
其一,铸就了肥城人民不屈不挠的奋争精神。肥族的坎坷流变史,注定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族群。正是这种艰苦经历,锻造了肥民的坚强性格,铸成了不屈不挠的奋争精神,在今肥城域内影响至大,意义深远。肥城因“肥子国”而得名,虽然建制史上几经存废,但这一名称始终未变。“肥城”用名的一以贯之,传承的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是顽强奋斗的文化取向。这种文化理念早已渗透到肥城人民的意识深处,形成了坚忍不拔的生命品质。历史上不乏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先例,特别是近现代在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过程中,肥城人民反侵略、抗外侮的壮举,正是这种抗争精神薪火相传和发扬光大的充分体现。
其二,形成了肥城人民兼容并包的文化性格。肥民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不仅练就了骠悍刚猛的行事风格,而且接受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熏染,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开放性文化性格。肥族遗民迁徙肥城,为“君子之邑”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今肥城在有周两代隶属鲁国,涌现了左丘明、冉耕、有若等儒家先哲圣贤,民间盛行儒学,素有君子之风。在外来民族与土著居民交往的过程中,彼此相互学习借鉴、影响渗透,最后融为一体。肥族人不仅教会了土著居民驭马、畜牧、狩猎等技艺,而且热情奔放、豪迈粗犷的性格也在当地产生了深远影响,相传“山东大汉”的岸伟形象,即源于肥人的健壮和魁梧。而肥民在此不仅学会了农耕技术,而且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正如泰山学者周郢先生所言:“肥族人注重和睦相处、礼尚往来,族群内伦理有序、谦仁礼让,积淀了浓厚的文化氛围。”[9]肥族与土著的兼容共存,使肥城人形成了海纳百川的文化性格,延续至今。
其三,形成了肥城人民睦邻友邦的和谐价值观。在整个泰西地区,肥城是最早容纳外来族群的地域。考古发现,早在五千多年前,今肥城市康王河流域就有先民活动,创造了灿烂的大汶口文化,并由游牧文明进入农耕文明。肥城地域的文明进程,不仅没有因肥族的植入而中断,反而加快了前进步伐,至春秋末战国初,成为战略物资的集中盛产地,导致齐鲁争战更加频繁,最终被强齐实际控制。考古发现,古肥国城都就建立在今肥城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发现地——老城街道北坛村。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肥城先民与外来肥族能够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孔门高徒有若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理念。有若为旧时肥城人,他的有生年代与肥族迁入肥邑处在同一历史时期,这就为“和为贵”理论的实践提供了结合点,并形成这一地域特有的文化传统,世世代代得以传承沿袭。从古至今,肥城绝无盲目排外思想,与所有的外来善人都能和平相处,而且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群殴械斗事件,也未发生过与邻县他乡的争讼廷诉案件。
其四,肥族种群融入当地提高人口素质。众所周知,民族融合除了文化融合(民族社会性)之外,还包括至关重要的生理体质(民族生物性)融合。现代遗传学证明,血缘关系愈远的族群之间通婚,后代越能获得更为丰富的遗传基因,基因变异的组合几率就会越大,生理、心理素质也就越高。[10]汉民族体质的优势,得益于东夷、西夏两大族群之间的相互通婚。今肥城地域春秋战国时期的土著人,多为东夷部落遗民,他们在与外来的肥族人和睦相处数百年,彼此不可能没有通婚现象发生。土著人与肥族人的通婚,对于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无疑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肥子国”虽然已经远去两千多年,但肥民作出的文化贡献却永远钤印在肥城大地上,融化在一代代肥城人民的文化意识中,成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一笔重要文化遗产。
主要参考文献:
何光岳:《北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何敬鹏主编:《肥城文化通览》,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
【注释】
(www.chuimin.cn)
[1][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春秋四夷表序》, 中华书局1993年版。
[2]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3]郑绍宗:《略谈战国时期中山国的疆域问题》,载《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2期。
[4]何光岳:《北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 ~ 19页。
[5]详见周郢主编《肥国沃土》一书,2011年印制。
[6]王阁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郭克煜、梁方健、陈东、杨朝明著:《鲁国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周郢先生在所编《肥国沃土》一书中言:“秦汉时期,齐鲁大地由于瘟疫、灾荒等自然气候条件的影响,肥族后裔曾辗转迁移到今天的四川、云贵高原等地区。”第19页。
[9]周郢主编:《肥国沃土》,2011年编印,第18页。
[10]参见[美]C·斯特恩著:《人类遗传学原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9~307页,第462~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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