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经与利玛窦等的交往,以及李之藻的行为与鼓励,促使其投入天主教怀抱。或正因如此,杨廷筠特别值得留意和探讨。事实上,杨廷筠对天主教义与传统哲学的异同,的确有较深入思考与辨析,其代表作《代疑篇》及《代疑续篇》均有体现。杨廷筠提出的“天主乃吾人大父母”观念,就是如此。对理气宇宙观的处理,表现出其思想的综合性与矛盾性。从中西哲学互动立场看,具有示范性意义。......
2023-11-16
历代史家之所以对“夹谷会盟”津津乐道,是因为儒学创始人孔子以“君子之道”逼退了莱夷舞士,斩杀了倡优侏儒,在盟约中以道统强势争取到了平等地位,索回了被侵汶阳田,完胜而归,全身而退,达到了会盟的预期目的。其实,齐国的“四方之乐”和“宫中之乐”标示着齐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尽管幕后隐藏着图谋不轨的险恶用心,有损两国元首会盟场合的严肃气氛,但不一定就是腐朽落后的文化现象。然而,在一生致力于“克己复礼”的孔子眼里,这是对周礼的轻慢和亵渎,是不能容忍、必须出手反击的。
历史地看,鲁文化对齐文化的贬斥延续到儒学的集大成者孟子时,依然冰火两重天。《孟子·梁惠王上》载:“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而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意思是说,齐宣王向孟子问道:“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的事业,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孟子回答说:“我们孔子门下的学生,没有谁去讲述、研究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所以后代的学生不曾传述下来,我也没听说过这些东西。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就说说王道吧。”
《孟子·公孙丑上》又载:“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意思是说,公孙丑问孟子道:“如果先生在齐国掌权,那么您能否把当年管仲、晏婴在齐国建立的功业,重新振作起来呢?”孟子笑道:“您真是个地道的齐国人,心里只晓得管仲、晏婴而已……”
由此可见,孟子瞧不起齐文化。他还说过“此非君子之言也,齐东野人之语也”(《孟子·万章》)一类的话,将齐人之语视为非君子之言。很明显,这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文化对齐文化的排斥和挑战。
在齐、鲁文化不相容的语境中,儒学的孟子与齐学的淳于髡曾经发生过激烈争论,颇具代表性。
《孟子·离娄上》载:“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授之以手者,权也。’ 曰:‘今天下溺也,夫子之不援,何哉?’ 曰:‘天下溺,授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意思是说,齐国人淳于髡问孟子:“男女之间不亲手交换东西,这是礼的规定吗?”孟子回答:“是礼制规定。”淳于髡问:“如果嫂嫂掉在水中,那可以救她上岸吗?”孟子答:“嫂嫂掉在水中不去救援,那简直是豺狼一样呀。男女之间不亲手交换东西,这是礼的规定;嫂嫂掉在水里,用手救援她,这是权宜之计。”淳于髡问:“现在天下的人民掉进水里了,先生您却不去救援,这是为什么呢?”孟子答:“天下人民掉进水里了,只能用道义救援他们;嫂嫂掉在水里,要用手救援她;难道您要求我用手救援天下的人民吗?”
在《孟子·告子下》中,持续着齐、鲁文化的激烈交锋。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 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现代语的意思是,淳于髡对孟子说:“重视名誉功业的人,总是立志于人民;轻视名誉功业的人,总是为了洁身自好。先生您身居齐国三卿的地位,上对君主辅佐、下对人民济助的名誉功业都未建立就离开这里,仁德的人本应当像这样吗?”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现代语的意思是,孟子说:“自己处在低下地位,不肯以自己的贤德去事奉那些不贤德的,这是伯夷;五次投放到商汤、又五次投到夏桀方面去,这是伊尹;不厌弃污浊的君主,不拒绝低下职务的人,这是柳下惠。他们三个人道路不一样,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的一致是什么呢?我看,就是仁。君子追求的目标是仁就可以了,何必一定方法相同?”
淳于髡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现代语的意思是,淳于髡说:“鲁穆公时代,宰相公仪子当执政,贤子柳和、子思都在朝中做大臣,可是鲁国还是日益被削弱,贤德的人对于国家已经到了无济于事的程度!”
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现代语的意思是,孟子说:“从前虞国不重用百里奚而亡了国,秦穆公重用了他因此成就霸业。不举用贤德的人就会亡国,想只勉强保存国家又怎么能得到呢?”
淳于髡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现代语的意思是,淳于髡说:“过去歌唱家王豹住在淇水边,因此河西的人都会唱歌;歌唱家绵驹住在高唐,因此齐国西部的人都会唱歌;华周和杞梁的妻子以极为真切悲恸的感情哭泣自己的丈夫,因而改变了国家的风俗。有什么在里面,外面就一定会表现出来。一件事做好了却看不出它产生的功效,我没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确是没有贤德的人,如果有,我一定会知道的。”
孟子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现代语的意思是,孟子说:“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不被重用,跟鲁侯一道参加祭祀,祭过的肉也不按礼仪送来。他帽子也没脱掉就走了。不理解的人以为孔子是为了几块烤肉,那些理解的人是知道因为鲁君不守礼节。至于孔子,希望自己有点小罪名再离开,因为他不愿意随随便便离开祖国。君子的所作所为,本来就是普通人不能够理解得了的。”
上述口水战,可谓辩驳双方观点鲜明,针锋相对,唇枪舌战,互不服气。尽管秉持齐学的淳于髡对儒学采取了凌利攻势,但捍卫儒学的孟子却毫不畏惧,据理力争,给予对方以尖锐驳斥。由此可知,齐、鲁之学因文化体系不同而引发的冲突斗争是长期而激烈的。在这之前,孔子曾经抱着改造齐学的宏愿大志,到齐国劝说景公更弦易辙,希望“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但却遭到高举齐学大旗的晏婴坚决抵制而告失败。之后,孟子出于同样的目的到了齐国,力劝齐宣王行仁义之道,几近获得成功。然而,由于当时齐学仍然强盛,淳于髡、田骈等齐人在稷下学宫势力强大,直接左右着齐国政坛的文化取向,所以孟子重蹈了孔子的覆辙,曾无可奈何地说:“久于齐,非吾志也。”(《孟子·公孙丑下》)
就这样,齐、鲁文化的斗争延续了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直到汉代仍有余绪(参见《汉书·儒林传》)。但不可否认的是,稷下学宫齐鲁两学论战的最终结果,却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在互相碰撞中发生了微妙的融合,可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再泾渭分明,势不两立。孟子在齐国的时间很长,而且与稷下先生宋钘、淳于髡进行过多次交锋。在争辩中,孟子不但没有说服对方,反而受到齐学的不少影响,以致儒家思想中出现了一些与齐学相通的理念。例如,《孟子·滕文公上》云:“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与《管子》思想是一致的。《管子·治国》说:“民富则易治也,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畏罪,故易治;民贫则危乡轻家,陵上犯禁,故难治。”又如,《孟子·梁惠王上》言:“今也治民之产,仰不足于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而《管子·牧民》则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两者表达的思想异曲同工,如出一辙。《管子》成书较晚,并非管仲所著,到战国时才流行于世。如此看来,不知是齐学影响了儒学,还是儒学影响了齐学,难以区分、定论,但可以看出齐学与鲁学战国时已经开始相互渗透、彼此涵化、趋于融合。
其实,早在公元前500年,这种文化兼容在齐鲁夹谷会盟时已露端倪。不然的话,齐景公面对理直气壮的孔子,就不会感到“心作”而斥退“四方之乐”和“宫中之乐”,更不可能以“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为由,厉声训斥包括相国晏婴在内的廷臣,并退还所侵汶阳田三邑。齐景公的悔过言行,实际上是对鲁文化的敬畏和认可。(www.chuimin.cn)
在齐国,最有影响的儒家人物是荀子。他虽然不是鲁国人,但其思想却是儒学系统的。荀子在稷下学宫曾拜淳于髡为师,以品学兼优被推举为祭酒(相当于今校长),故其思想中逐渐吸收采纳了不少齐学元素,呈现出齐学儒化的趋势,从而丰富发展了儒学,成为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他讲儒家的仁义,也讲齐学的利、法、刑,主张“法后王”,强调“富国强兵”。可以说,《荀子》一书是齐鲁两学融合的结晶,是在稷下学宫的学术争鸣中实现的。
而此时问世的《管子》一书,儒学与齐学也有机地融合为统一的整体。读《管子》一书,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管子》讲仁义。例如,《戒》篇中说:“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仁,故不代王;义,故七十而致政。”“孝悌者,仁之祖也。”《立政》篇中说:“君子之所镇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授国柄……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五辅》篇中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幼官》篇中说:“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亲之以仁,养之以义。”等等。《管子》也讲正名。例如,《枢言》篇中说:“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故先王贵名。”《君臣》篇中说:“名正分明,则民不惑于道。”《心术》上篇说:“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等等。《管子》还讲礼义。例如,《牧民》篇中说:“国有四维……曰礼,曰义,曰廉,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侈廉》篇中说:“礼义者,人君之神也。”《七法》篇中说:“成功立事,必顾以礼义。故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四称》篇中说:“事君有义,使下有礼。”《心术》上篇说:“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仁义、正名、礼义这些理念原本都是儒学的核心思想,而《管子》一书则予以合理吸纳,使鲁学齐学化,同样,也丰富发展了齐学。
就这样,《荀子》和《管子》通过稷下学宫这个平台,在相互碰撞、交流的过程中彼此影响、吸纳,构成了新的思想模式,即《荀子》以儒学为本,以齐学为末,而《管子》则以齐学为主,儒学为辅,但都融鲁、齐两学为一体。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原创儒学,又不同于本色齐学的崭新思想体系,被后人推崇为仁智型的齐鲁文化。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齐国在七雄争锋的过程中常拿弱小的鲁国出气,屡伐不止,征战不息,不断压缩鲁国的生存、发展空间,但最终并没有灭掉鲁国,更没有在文化上战胜鲁国。相反,鲁国虽然早于齐国而亡于楚,但源于鲁国的儒家文化却以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占据中国古代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不仅仅是汉武“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使然,更重要的是儒学兼容了齐学,适应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齐国那种工商经济,则不具有普遍性,在农耕社会难以通行、推广。这一点,或许是夹谷会盟时振振有词的孔子所料想不到的。
今天,经过改革开放迅速崛起的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齐文化的开放性和鲁文化的保守性,已被更多的有识之士所认知。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必要强调齐文化中重视智力开发、科教兴国的一面,也要重视鲁文化重强调仁德治国、和谐社会的一面,使仁智型文化不断得以发扬光大。如果始终不懈地坚持这么做,中华民族定能无敌天下,永立不败之地。
主要参考文献:
谢浩范、朱迎平译注:《管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韩路主编:《四书五经》(上、 中、下全注全译本),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
郭墨兰、 吕世忠著:《齐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
刘宗贤主编:《鲁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
【注释】
[1]关于夹谷地名,学界存在莱芜夹谷峪、淄川夹谷台、新泰谷里和江苏赣榆四说。根据历史地理考量,最有可能在莱芜的夹谷峪,杨伯峻等著名学者持此说。因为淄川当时属齐国腹地,谷里当时在鲁国境内,江苏赣榆当时属莒国。按照春秋时期的国际惯例,邻国会盟一般在两国边界举行。齐鲁两国多次会盟均循此例,此次会盟也不可能在两国腹地进行,更不可能涉足容易引起外交风波的第三国,所以在两国交界处的莱芜夹谷峪较为可信。
[2]郓、讙、龟阴三邑皆属广义的汶阳田。齐国归还所侵鲁国汶阳之田以谢鲁,鲁在汶阳之田筑城, 以表彰孔子之功, 因名“谢过城”,又称“谢城”(旧址在今泰安市区东郊东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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