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举要:迥异文化冲突分析

2023-10-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齐鲁夹谷会盟是两国的一次正面文化冲突。究其原因，是两国因袭的迥异文化传统所致。文化差异必然产生矛盾冲突，甚至水火不容，兵戎相见，是亘古以来不变的社会发展规律。周室东封齐鲁的目的在于拓疆扩土，巩固王权。

齐鲁夹谷会盟是两国的一次正面文化冲突。究其原因，是两国因袭的迥异文化传统所致。文化差异必然产生矛盾冲突，甚至水火不容，兵戎相见，是亘古以来不变的社会发展规律。

周室东封齐鲁的目的在于拓疆扩土，巩固王权。《史记·齐太公世家》载：“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力，是以与太公争国。“鲁国封地虽然在今曲阜一带，但当时被奄国东夷人所控。周公东征取得胜利后，鲁国才乘机东扩，都城由今河南鲁山迁至今山东曲阜。《史记·鲁周公世家》载：“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并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鲁东郊地名），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鲁（今曲阜）。”由此可见，齐鲁定都就国均是通过战争攻伐得以实现的，这正是周王室所期待的结果。

齐鲁两国以泰山为界，南北而邻，西周时期尚能相安无事，和睦相处。逮至东周，随着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和齐国的崛起称霸，两国随即反目成仇，演绎为长达数百年的相互攻伐持久战。其间两国虽有结盟言和，但均系权宜之计，根本没有和解的诚意。个中原因，除霸权与反霸权、争夺汶阳田战略资源等政治、经济因素外，主要是两国的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而“夹谷会盟”则是两国文化冲突的集中表现。

齐鲁两国虽然毗邻，但文化差异却很大。齐文化源自东夷文化，在经济结构上是农工商一体化的复合式经济，在政治思想领域是以忠君爱民相统一、礼法结合、义利并重为特色的互补式政治，在文化发展上显现出与其他先秦地域文化迥别不同的变革性、开放性、多元性、务实性和智慧性。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和鲜明的文化特点，使齐国得以迅速强大，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而在周代的众多邦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语）。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实施者和传承者，司马迁称“周礼尽在鲁矣”（《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国与周礼的这种密切关联，使得鲁国形成了谦逊礼让的淳朴民风，同时也使鲁国国势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

齐文化与鲁文化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分属于不同的系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自然环境不同。齐立国于今淄博市的临淄一带，这里北临渤海，东为半岛，是滨海半岛型环境。鲁立国于泰山之阳的洙泗流域，土地肥沃、湖河纵横，是典型的内陆河谷型环境。齐、鲁立国的不同自然环境，对其立国方略、文化政策以及世俗民风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上，齐“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以商工立国，而鲁有灌溉之利，以农桑为业；在政治上，齐国注重现实的需要和开拓，鲁国注重祖宗的成法和经验；在风俗上，齐国“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鲁国则“变其俗，革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www.chuimin.cn)

其二，立国之君不同。齐姜太公出身微贱，曾“盖尝穷困”（《史记·齐太公世家》），有丰富复杂的社会经历，在佐周灭商中创出奇迹般的业绩。因而，他在建齐之初，能够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制定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立国之策。而周公姬旦为武王姬发之弟，自幼在制礼作乐的环境中长成，是宗法和礼乐制度培育出的王公贵族。他在制定鲁立国之策时，注重宗法，崇拜祖先，提倡述而不作。虽然周公因辅佐年幼成王不能就封，但代父就国的伯禽却全盘继承了其父周公的思想体系。齐文化崇尚变革、创造；鲁文化偏于封闭、守成。齐鲁立国方针的不同，是与开国君主的上述差异密切相关的。

其三，对土著文化吸收的不同。齐鲁所封之地虽同为东夷文化的范围，但齐地主要是莱夷和岛夷，鲁地则受淮夷影响最大。立国之初，齐国采取了“从其俗”的文化政策，使齐地夷人的文化得以大量保留；鲁国采取“变其俗”的文化政策，使土著夷人的文化被大量摒弃。这些决定性因素，使齐、鲁文化发展成为两个不同风格、不同系统的文化型种。

齐鲁两国文化系统的互不兼容由来已久。早在夹谷会盟之前的公元前517年，鲁昭公被“三桓”逐出国门后，35岁的孔子曾经适齐，寻求政治出路，在和齐景公的一段对话中，就彰显了两国文化观的南辕北辙。尽管齐景公曾经被孔子的礼治思想所打动，并有意重用这位重量级的儒学创始人，但却遭到相国晏婴的坚决反对，孔子最终未能如愿，只得落魄回国。《史记·孔子世家》载：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 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从上述记载可知，齐景公听信了相国晏婴的话，遂打消了任用孔子的念头。而晏婴斥责孔子那套繁文缛节的礼法“不可以为俗”、“不可以为国”的一席话，则反映了齐、鲁文化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引发文化冲突不可避免，17年后终于在夹谷会盟中爆发，形成孔子义正词严步步紧逼、齐侯理亏心虚连连败退的破竹之势。有意思的是，司马迁在这件史事的记述中，特意增加了晏婴这个人物，不仅使其无只言片语，事后还受到了齐景公的严厉训斥。司马迁的曲笔旨在让晏婴当众出丑，反衬孔子的道德力量，其著史的思想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泰山文化举要:迥异文化冲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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