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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环境变革对传媒企业的特殊意义和作用

【摘要】:作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活动,从古至今,传播活动都受到社会政治层面的制约和影响,传播制度本身就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复杂性的最好注解。因此,政治环境对于传媒企业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具体而言,政治环境由传播制度、资金援助、减免税率、内容管制、准入限制等构成。2014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党中央对新一轮国有传媒体制改革作出具体部署,新型传媒集团成为市场的主力军。

作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活动,从古至今,传播活动都受到社会政治层面的制约和影响,传播制度本身就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复杂性的最好注解。因此,政治环境对于传媒企业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具体而言,政治环境由传播制度、资金援助、减免税率、内容管制、准入限制等构成。

(一)管制和规制放松

国家的管制和规制对传播业的发展起着主导与关键的作用,通过对媒介数量的限制与否,可以改变传播生态系统种群的构成和各类媒介的稀缺情况。在不同的时代,政府对传媒产业的规制表现出不同特征。库伦伯格与麦奎尔将现代传媒政策按照出现时间的先后次序划分为三个范式。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管制目的是促进市场竞争,遏制企业垄断局面。第二阶段是自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1980—1990年),政府的政策取向侧重于充分发挥传媒的公共服务职能。第三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仍处在演化的时期,其基本特点是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企业需要政府放松管制以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政府慢慢结束管制者的角色并逐渐从干预市场发展的管制中退出,同时,给予经济更多的优先发展权。我国也是如此。这一转变不但鼓励了媒体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而且还成为宏观上推动媒介融合的关键力量。但与此同时,国家仍然会对媒体企业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以规范媒介融合并有效掌管整个媒介市场。

(二)产业政策调整

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取决于该产业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地位,国家对文化产业政策投向和资金分配直接影响到传媒业的资源配置方式。我国改革开放前,国家严格限制广电媒体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发展,也不允许除国有企业以外的其他资本进入传媒业。改革开放后,国家层面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逐步建立,文化产业支持体系涵盖了广播电视行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改革、市场体系建设、金融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例如,2000年以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政策,包括:数字出版产业扶持政策,其目标是促进我国落后地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缓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区域数字出版产业调整政策,帮助有关出版组织实行有序的跨区域经营、扩张,或是引导资本向某些地区高效率的新兴数字出版产业部门有效转移,寻求聚集效益和高效率,突出表现为对动漫和网络游戏的支持、调整;对数字出版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等。产业调整政策推动了传媒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及从主要依赖传统单一媒体传播到向多种介质、多形态传播的产业转型。

2009年起,我国开始全面启动传媒改革,推动三网融合,促进产业融合发展,逐步形成印刷(平面)媒体、电波媒体、PC互联网媒体和移动互联网媒体四分天下的格局。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随之上升为国家战略。(www.chuimin.cn)

(三)管理制度制衡

媒介融合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变革,也意味着媒体体制、机制和市场规则的重建,甚至是对媒介属性的再确认。在我国,文化产业以前采用的是竖井式管理模式,传统媒介按照行政体系设置,隶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报纸、电视、出版之间严格划分,壁垒森严。这种竖井式管理模式的缺陷和跨媒体经营的矛盾在融合中会不断升级。地方市场同样存在垄断壁垒,使得各种媒介在行政管理体系下很难通过市场力量进行融合。随着媒介融合发展的深入,媒介管理制度面临从竖井走向融合的变革,打破行业性垄断,建立以宏观调控、经济政策扶持和法律规范为重点,开放、统一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为特征的新型管理制度。

(四)传媒组织体制改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关系到人民大众基本利益的非政治、非经济的社会公共事务采取“事业体制”进行管理。传媒组织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内容,实行事业管理体制,传媒单位的属性为事业单位。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传媒管理体制也进入边发展、边改革的轨道。2002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在作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决定的同时,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并将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新领域。由此,2003年初启动的文化体制改革,重点在于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予以分类发展,并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发展文化产业。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框架下,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广播影视体制改革随之展开。在分类改革的基础上,非时政类报刊社、重点新闻网站、广播影视企业集团与出版社纷纷踏上“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之路。2014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党中央对新一轮国有传媒体制改革作出具体部署,新型传媒集团成为市场的主力军。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