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权观念的地位及其影响力

2023-10-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儒家强调恪守原则，主张道德生命高于生理生命，但绝不死板。正是经权观念的建立，使儒家获得了灵活性，从而把原则与变化有机统一起来，这就是经权观念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经权观念造就了一种见机行事、伺机而动的意识。时人对贾彪的行为纷纷进行指责，怨恨他无情无义。中策是，高湛上表皇帝，说明自己权势过盛，恐怕会招致众人毁谤，请求任命自己为青、齐二州刺史，不声不响地待在任所，这样做可以保住性命。

儒家强调恪守原则，主张道德生命高于生理生命，但绝不死板。正是经权观念的建立，使儒家获得了灵活性，从而把原则与变化有机统一起来，这就是经权观念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

由于具备了灵活性，儒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才能行得通。都说生活是妥协的艺术，只讲原则不讲灵活是要处处碰壁的。

君子重独立，一般不出去给人做事，更不接受别人的财物，但也并非绝对如此。学生陈臻问老师：古代的君子什么情况下才出去做官？孟子给出三种情况。最理想的是君主对君子的接待恭敬有礼，并且承诺实行他的主张。次一等的是虽然没有表示要推行君子的主张，但接待不降格。最次的是君子陷入困境，早上和晚上一天两顿饭都没得吃，饿得出不了门。君主知道了，说：我在大政上不能推行他的主张，又不能听取他的言论，却使他在我的国土上忍饥受饿，我感到羞愧难当。于是便送去财物和米。这种情况下，君子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做不过是免于饿死罢了。（《告子下》）

学生万章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士人不寄身于诸侯从而不接受所赐予的财物，这是为什么呢？孟子用了“不敢”两个字，说其他人可以接受赐予，唯独士人不可以，因为这属于“非礼也”，不符合“礼”。万章接着问：如果是馈赠，士人可以接受吗？孟子答可以，因为诸侯对于流落到他的国家的百姓也是要给予周济的。万章不明白，为什么赐予的米就不能接受而馈赠的米就可以接受？孟子的回答是赐予属于报酬，就像守关打更的人，干了活就应该获得酬劳，士人没有出力，无功不受禄，自然不接受赐予。（《万章下》）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非礼也”，即违背原则。士人自尊自爱，对不该拿的利益绝不接受，但只要在道理上能够说通，完全可以另做选择。

这不光是个人之间的往来，还涉及社会习俗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公序良俗。孟子主张待人要恭敬，万章问：如果我拒绝别人的赠予是否就不恭敬？孟子说：是的，如果这时候你心里琢磨他的东西来路正不正就是不恭敬。孟子这样强调：“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万章下》）对方按照习俗与我交往，依据礼仪送我礼品，这样做，即便是孔子也会接受的。

这里的反面例子是陈仲子。这个人我们在“义利之辨”一节中谈过。孟子肯定他的气节，但不赞成他走极端。陈仲子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财而不吃，哥哥的住房是不义之产而不住。孟子批评道：“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尽心上》）人最大的过错莫过于不要亲人亲戚、君臣、上下的伦常。因为陈仲子在小事上恪守志节而看不到他在大事情上失节，那怎么可以呢？朱熹的注释是：“其辟兄离母，不食君禄，无人道之大伦，罪莫大焉。岂可以小廉信其大节，而遂以为贤哉？”（《孟子集注》卷十三）陈仲子一根筋，不知变通，把在财物上的守节无限放大，以至于六亲不认，伤害人伦，危及公序良俗，在朱熹眼中，连贤人都称不上了。

经权观念造就了一种见机行事、伺机而动的意识。

东汉桓帝时，掀起了对所谓党人的迫害。岑眰（zhì）逃亡，亲戚朋友竞相掩护藏匿，唯独贾彪闭门不纳。时人对贾彪的行为纷纷进行指责，怨恨他无情无义。贾彪答道：《左传》上说了，等到时机来时才发动，不要连累别的人。岑眰胁迫他的长官，闯出大祸，是他自己害自己，我恨不得挥动兵器来对待他，怎么能够反过来掩护隐藏他？大家听后转变了看法，佩服他处世公正。（《资治通鉴》卷55）

东汉灵帝朝，再次掀起对党人的迫害，其中有位代表人物名叫范滂。范滂是桓帝和灵帝两朝的名臣，他与一些人互相标榜，抨击时弊。不仅文武百官对他恭敬备至，他还深受太学生们的仰慕，他们争先恐后地学习他的风度，认为经学将再度兴起，埋没的士人将会重新得到起用。只有申屠蟠独自叹息着说：当年战国时期民间士人纵横议论天下大事，各国君主甚至有亲自为他们执帚扫除以作为前导的，由此才有了后来焚书坑儒的大祸，这也正是今天所面临的形势。于是申屠蟠隐居乡间，自食其力。两年后，范滂等人果然遭遇党锢大难，只有申屠蟠超然于外，避过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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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顾恺之绘(www.chuimin.cn)

司马光评论道：天下有道，君子在朝廷上高扬正气以抑制小人为非作歹，无人能够抵挡。天下无道，君子沉默不语，以躲避小人陷害，这样做尚且不能避免。党人产生在政治昏乱年代，又不执掌朝政，面对如同四海横流般的乱象，却打算凭借口舌来拯救局势，弘扬清正，打压邪恶，这就好比用手去撩拨毒蛇的头，用脚踩踏虎狼的尾巴，结果不仅给自己造成灾难，还连累朋友。读书人遭受灭顶之灾，汉王朝也随之灭亡了，难道不悲哀吗！只有申屠蟠能够见机行动，不等事情发生便采取对策，他的远见卓识难以企及！（《资治通鉴》卷56）

与见机行事具有同等价值的是运筹谋划，也属于应变。看历史小说，每临大事需要决策，便有谋士提出上、中、下三策以供主公选择。

三国时，魏国辽东太守公孙渊投降吴国，举兵反叛。魏明帝曹睿命大将军司马懿率军前往征讨。明帝问司马懿：公孙渊将用什么方法对付您？司马懿答：无非三个办法：弃城逃跑，此乃其上策；据守辽东，进行抗拒，为其中策；死守襄平城，被我擒获，是下策。明帝又问三策中公孙渊会采用哪一种。司马懿说：只有明智者才能够权衡敌我双方，从而事先给予取舍，进行选择。这不是公孙渊的能力可以达到的，同时，他还会认为我们孤军深入，远离后方，所以一定会先据守辽水，然后死守襄平城。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公孙渊死守襄平，兵败被杀，魏国平定了辽东。（《资治通鉴》卷74）这是军事。

南北朝时，北齐孝昭帝高演答应封弟弟高湛为皇太弟，让他将来继承皇位。后来另立太子，高湛不平，违抗孝昭帝，但心中又不踏实，问计于高元海。高元海给出三条计策。上策是，高湛效法汉朝梁孝王的故事，带着几个随从前往晋阳，先去拜见太后，求她哀怜，随后再去求见皇帝，请求削掉自己的兵权，一直到死再也不干预朝政，这样做可以保住目前的荣华富贵。中策是，高湛上表皇帝，说明自己权势过盛，恐怕会招致众人毁谤，请求任命自己为青、齐二州刺史，不声不响地待在任所，这样做可以保住性命。下策是，放手一搏，来个鱼死网破。当今圣上（高演）的帝位是从废帝高殷那里夺去的，假托的是太后的命令。现在可以由高湛出面，召集文武百官，揭露高演当初的阴谋，然后恢复高殷的帝位，号令天下，讨伐高演。这样做胜败难说，胜者王侯败者寇。高湛中意下策。没等他动手，高演从马上跌落，摔断了肋骨，死了，临终前把皇位传给了高湛。（《资治通鉴》卷168）这是政治。

还有抗灾。汉哀帝时，贾让提出治理黄河水患三策。上策是人给水让路，迁走冀州部分百姓，放黄河水向北溃决，流入渤海，可保证千年没有水患。中策是大量开河凿渠，既有利于引水灌溉田地，又可分减水势。下策是对现有堤坝进行增高加厚的补修，消耗人力物力不说，也解决不了水患灾难。（《资治通鉴》卷33）

必要妥协、见机行事、运筹谋划等，属于智的范畴，从观念上说，都是经权观念的具体运用。

我们这里之所以不说权变而说经权，是因为变化并非只是变化自身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原则性，是在坚持原则也就是在遵循“经”的大前提下的灵活，没有修炼到一定程度是达不到的，很可能走上一味追求灵活多变而违背义理的道路。

有人责难舜，说他没有禀告父母私自娶妻。孟子为舜辩护，说了那句人尽皆知的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娄上》）舜是经过一番权衡的，父母对自己有成见，如果禀告，他们一定从中阻挠，一旦如此，自己便无法生儿育女，哪个更严重，显然是无后。所以“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离娄上》）。朱熹在注释中引范氏言道：“天下之道，有正有权。正者万世之常，权者一时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权非体道者不能用也。”（《孟子集注》卷七）朱熹告诫人们，“正”“常道”，也就是“经”，非常明确，人人都可以尊奉；权就不同了，不是对“道”掌握至深的人是不可以随便乱用的。

特别是在信用问题上的灵活更要小心从事。“君子贞而不谅”，君子可以不拘泥于小信，但这个口子一开，有可能为不诚不信打开大门。所以古人主张，如果不是道行很深的人，切不可自作主张，只要是承诺，不分大小，应一概给予兑现。这就要求谨慎，也就是孔子说的“慎于言”“谨而信”（《论语·学而》）。说话小心，承诺谨慎，虽然不够痛快，但能够避免许多麻烦。

经权观念的地位及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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