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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天命观的本体论支持及其作用

【摘要】:强调天命,并不是仅仅将其置于最高位置便完事,为了敬天而敬天,而是为了加固其他观念,从哲学上说,就是为儒家学说提供本体论支撑。以前面谈过的问题为例,我们看看天命观是如何发挥这一作用的。主帅地位很高,是仅次于国君的卿大夫,不仅管军,也管政。陈蕃坚决辞让,奏章前后上呈有10次之多,终不肯接受封爵。总之,天命观具有本体论地位,缺少这一理论支持,儒家其他观点也就少了几分理直气壮。

天命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儒、道、法等诸家都讲天命,但以儒家为最甚,从孔子孟子,再到董仲舒朱熹等大儒,无不高度强调天命的权威

强调天命,并不是仅仅将其置于最高位置便完事,为了敬天而敬天,而是为了加固其他观念,从哲学上说,就是为儒家学说提供本体论支撑。

以前面谈过的问题为例,我们看看天命观是如何发挥这一作用的。

先看人性。孟子认为,性善与生俱来,所谓“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仁、义、礼、智不是外界灌输予我的,是我本来就有的。明确提出,性善为上天所赋。既如此,上天就一定站在善的一边,扬善惩恶。

(汉画像砖)传车

春秋时期,郑国的公孙黑密谋叛乱,不想旧伤发作没能实现。执政大夫子产正在边地巡视,听到消息后乘着一辆递送公文的传车赶了回来。子产历数公孙黑的罪过,列出3条,宣布说:第一条,你从前就有叛乱前科,如今不知悔改,国家绝不能坐视不管;第二条,你们兄弟为争夺妻子大打出手,完全不顾家族团结;第三条,郑国六位卿大夫举行盟誓,根本没有你的份儿,你强行挤进来,颠倒上下尊卑。这三条都是死罪,你自己要是不快点死,大刑马上就会降落到你头上。公孙黑不想死,一个劲儿地叩头,祈求道:我有伤在身,早晚得死,你不要帮助上天虐待我。子产答:恶人不终天年,这是上天的规定。做了恶事就是恶人,我不帮助上天难道帮助恶人吗?公孙黑还想拖延,子产催促道:还磨蹭什么?执行刑法的司寇就要到了。公孙黑上吊死了,暴尸街头。(《左传·昭公二年》)

作恶被视为违背善的本性,不配做人,也不配活在世上,这是天意。不仅善人子产这么认为,恶人公孙黑也这样看。

性善不可违背,善人不可侵犯。郤(xì)氏是春秋时期晋国最有权势的家族,财产达到了国君家的一半。晋国6个军,3个军的主帅姓郤,分别叫郤锜、郤犨(chōu)、郤至,被称为三郤。主帅地位很高,是仅次于国君的卿大夫,不仅管军,也管政。除了三郤外,郤氏还有5个人当大夫。三郤狂得没了边,看大夫伯宗不顺眼,便陷害他,安上个罪名把他杀掉了,又株连到大夫栾弗忌,还要杀害伯宗的儿子伯州犁。伯州犁出逃楚国。伯宗和栾弗忌都是好人,是有名的贤臣。大夫韩厥说:郤氏一族恐怕要大祸临头了吧!善人,乃是天地的纲纪,郤氏多次杀害善人,不灭亡还等什么!两年后,国君晋厉公杀掉了三郤。(《左传·成公十五年》)

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在古人那里,性善观是以天命观为基础的。

再看义利。

东汉有位陈蕃,在桓帝朝任太尉。桓帝打算立采女田圣为皇后,陈蕃坚决反对,认为应该立贵人窦妙为后,理由是窦妙出自功臣窦氏家族,她当上皇后,窦氏便能以外戚身份辅佐汉室,这对国家更为有利,桓帝接受了。桓帝去世,窦妙被尊为皇太后,由于新皇年幼,朝政由窦太后代行。为了感激陈蕃恩情,窦太后特封他为高阳乡侯。(www.chuimin.cn)

陈蕃不接受,上书道:我听说分割国家的土地作为封爵食邑,应该以功劳和德行作标准。我虽然没有清正廉洁的品行,但决心效仿正人君子的原则,即不是用正当的方式得到的东西,不能接受。倘若我接受封爵而不辞让,遮住脸面坐上这个位置,将使上天震怒,降灾祸于人间。那时候我的身躯又向何处寄托!窦太后不准。陈蕃坚决辞让,奏章前后上呈有10次之多,终不肯接受封爵。(《资治通鉴》卷56)

可见,在儒家意识中,义利关系也渗透着天命,道义作为利益的根本,乃天命使然。

再看善政。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民与天的互换。

齐桓公曾经问管仲:成就王业的人以什么最为尊贵?回答是上天。桓公仰视苍天。管仲道:我说的上天,并不是您现在看到的无边无际的天空,而是老百姓。“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治政者尊百姓为上天,这是因为,百姓亲近他,社会就安定;百姓辅佐他,国家就强盛;百姓非难他,统治就危险;百姓背离他,政权就灭亡。《诗》云:“做人缺少好品德,一方百姓怨恨他。”遭到民众怨恨的统治者,最终不败亡的还从来没有过。(《说苑卷三·建本》)

齐桓公是开春秋五霸先河的人,志在天下,见识自然高人一筹。其实不光是胸怀大志的君主,就是一般统治者也必须树立“王者以民为天”(《资治通鉴》卷10)的观念。

春秋时期,楚国准备袭击随国,先裁减军队,以麻痹对手。随国是当时汉水以东仅次于楚国的强国,见状打算趁机进攻楚国。大夫季梁劝阻道:我听说小国之所以能够抵抗大国,是因为小国治理有道,而大国陷于混乱。什么是“道”?所谓道,就是忠于民众而信于神灵。什么叫忠?统治者所想所为对民众有利就是忠。什么是信?代表国家向神灵祷告的人说真话就是信。现在我们随国是什么情况呢?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而国君却放纵私欲,祷告的官员向神灵虚报功德,我不知道随国凭什么能战胜楚国。国君驳道:我献给神灵的牲畜都是纯色的,也很肥壮,贡献的谷物也很齐备丰盛,怎么就不能取信于神?

季梁说:神灵享受的祭品来自百姓,他们才是神灵的主人。因此先王首先团结百姓,然后才去侍奉神灵。在祭祀时报告:牲畜肥又大。实际上是向神灵表明,百姓很富庶,所以牲畜才能长得这么好。还报告说:粮食干净又齐全。意思是,没有发生灾害,百姓的收获很好。接着报告说:美酒清澈又香甜。是说,国家上上下下都遵守道德,没有邪念。如此神灵才能降下福分,做事才会成功。现在不是这样,百姓各怀异心,神灵没有主人,只是国君一个人忙活,祭祀再丰盛,又能求到什么呢?国君听了季梁的话,赶紧修明政事,楚国也没敢行动。(《左传·桓公六年》)

这里,以民为本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人的层面上,而是上升到天命高度。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民本意识很难确立,因为在一个等级社会中,民众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重过君主的。然而民众一旦获得了上天的认同,理论上就高出君主了——君主也要拜天,服从天命,敬天与敬民是同一的。这才有了题头语录的说法:“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乐天,或者说与民同乐者,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为天下立规矩的齐桓公这类人,得以掌握天下;畏天,或者说敬畏民众者,诸如随国君主这类人,得以保住国家。

总之,天命观具有本体论地位,缺少这一理论支持,儒家其他观点也就少了几分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