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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主义及其反思:如何成为终身学习者

【摘要】:在行为主义受到猛烈批判之后,认知主义学习理论逐渐成为主流。早期的认知学习理论被称为“格式塔学习理论”,其代表人物有韦特海默、苛勒、考夫卡等。总的来说,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相对于以往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而言,其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儿就是对于学习者的关注,无论是关注其认知结构的改变,还是关注学习材料对于学习者已有经验的意义,都离不开预先对学习者自身已有情况的考虑。

行为主义受到猛烈批判之后,认知主义学习理论逐渐成为主流。早期的认知学习理论被称为“格式塔学习理论”,其代表人物有韦特海默、苛勒、考夫卡等。例如苛勒在“黑猩猩香蕉”的实验当中发现,猩猩在遇到问题时,可能会预先审视一下周围的相关条件(例如周围的棍子),对行为成功的可能性存在一个大致的预估,当突然看到两个棍子连在一起与远处香蕉的关系时,它便产生了“顿悟”,即意味着问题的解决。“顿悟”是突然察觉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它是通过学习者重新组织或重新建构有关事物的形式而实现的,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学习方式,通常是从混沌模糊的状态转变成为有意义的、有结构的状态,这种过程即所谓的知觉重组的过程。苛勒等人的“顿悟说”相对于以往的行为主义学习论来说,具有较大的进步,至少考虑到了学习过程中的意识性和能动性方面。学习并不是形成局部的刺激—反应之间的联结,而是反映了整体联系与关系的认知结构,学习的过程是一种顿悟的过程而非试误的过程。

相对于早期的“格式塔学习理论”,布鲁纳(J.S.Bruner)的发现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布鲁纳在继承了皮亚杰认知—结构观点和发展阶段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认知—发现”说。他认为学习的过程是认知结构的调整、重组或改造,就学习经验而言,新经验本身如果是按照结构组织的,具有内在的逻辑性,那么就有助于儿童在学习过程中建立良好的认知结构或使已有的认知结构得到较好的改造,从而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因此,他极力主张教育教学应该注重知识的结构性,在他看来,知识的结构是构成整个知识体系的框架,借由这个框架,与学科有关的许多概念、事实、数据等能够组成一个统一的可认识的领域。正如布鲁纳自己所言:“如果你理解了知识的结构,那么这种理解会使你独立前进;你无须为了知道各事物的属性而与每事每物打交道,只要通过对某些深奥原理的掌握,便有可能推断出所要知道的个别事物。”[11]此外,发现法也是布鲁纳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他认为,学习是一个认识过程,如果认识者要使呈现在他面前的知识成为自己的,那么他必须亲自参与整个认识过程,亲自从事发现的行动。布鲁纳的“认知—发现”学习理论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基础,它强调学习的主动性,强调学习者的独立思考与内在动机,强调学习的认知过程与认知结构的形成,比联结派的理论更能说明人类学习的特点。然而,这种学习理论也存在一定局限,其夸大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忽视了知识学习活动的特殊性,且并不是所有学习活动都适合采用发现法的学习模式。

为了克服布鲁纳“认知—发现”学习理论的局限,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应运而生,与布鲁纳的发现法相反,奥苏贝尔认为学习应该是通过接受而发生,而不是通过发现。因此,他提出了“有意义接受学习”的主张,即学生将以定论形式呈现给自己的新的学习材料与其脑海中原有认知结构联系起来,通过理解所学材料的意义进而掌握新的学习材料,使新的学习材料与认知结构中已有的观念之间建立起实质性的非人为联系的一种学习方法。与布鲁纳自下而上的概括化学习过程不同,奥苏贝尔提出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同化过程,即学习者利用原来认知结构的已有观念与新知识建立实质的、非人为的联系,从而将新知识纳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中的同化过程。为了能够更好地建立起与已有认知结构的联系,奥苏贝尔还提出了著名的“先行组织者”的概念,即它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背景观念材料或称之为引导性材料,能够促使学习者在已有的材料和需要学习的材料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建立二者之间的关联。奥苏贝尔的学习理论,澄清了长期以来对传统讲授教学与接受学习的偏见,以及对不同学习之间关系的混淆。“先行组织者”策略对改进课堂教学设计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不过,奥苏贝尔的学习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是没有给予发现学习应有的重视,过于强调接受学习与讲授方法,虽然其被称为“有意义接受学习”;二是偏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创造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www.chuimin.cn)

总的来说,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相对于以往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而言,其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儿就是对于学习者的关注,无论是关注其认知结构的改变,还是关注学习材料对于学习者已有经验的意义,都离不开预先对学习者自身已有情况的考虑。不过它的局限也是明显的,这点儿从布鲁纳晚年的心理学研究转向也可看出。布鲁纳早期积极地参与了认知革命,不过后来又把目光从关注个体的认知结构转向了更为宏观社会文化与社会互动领域,积极倡导以文化论为基础的心理学。他曾对自己的研究历程进行了回顾与反思:“30年后的现在回头来看,似乎觉得当时自己过于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一种内在心灵中的独角戏,即个人的认知过程以及如何以合适的教学来促进这种过程。”[12]他还认为教育中的交往,应该是指向理解(意义),而不仅仅是对事实的呈现。心理的过程以及学习的过程更多地体现出了一种个体意义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