嘻哈亚文化：从华中传播研究角度看流行文化

2023-10-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5］本土嘻哈亚文化在2004年最接近“地上”，彼时台湾嘻哈歌手“热狗”在大陆引起轰动，使得嘻哈亚文化在市场意义上具备成为流行文化的潜力。在中国的语境下，嘻哈亚文化长期以来不被正视。就此而言，《中国有嘻哈》可以说是嘻哈亚文化的奇迹。随着收视率和口碑的双丰收，《中国有嘻哈》使嘻哈亚文化逆袭为当下的流行文化。

嘻哈（Hip-Hop）作为美国后民权时代的产物，最初是表达对抗情绪的文化载体，供缺乏媒体支持的非裔美国劳工和中下阶层自由表达梦想或抒发压抑的情感，包括涂鸦、街舞、打碟和说唱四大形式。其作品充满反政治情绪、性、暴力和粗话，尼尔森·乔治认为这反映了整个国家性格中最负面的内容［1］，并恰恰通过这些负面内容的表达，年轻人的反叛精神得以彻底展露［2］。布雷克认为，亚文化是位于从属位置的群体发展出的一套意义系统、表达方式或生活方式［3］，它是相对于大众文化而言的，通常具有边缘性、抵抗性、风格性的特点［4］。由此可见，嘻哈文化的特性符合边缘群体向内维护团结、向外寻求平等的尝试，因此具备鲜明的抵抗性和内凝性，这也是所有亚文化的共通之处。

出于批判性和解构性，主流文化圈一直在警惕、压制嘻哈亚文化的发展，因此后者在进入我国的三十多年里一直保持低调，缓慢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嘻哈亚文化在不同时期通过影视剧、周边国家的风行、港台艺人的引入，以及本土地下团体的助推而逐步得到发展，历经地下、地上、再回到地下的历程。［5］本土嘻哈亚文化在2004年最接近“地上”，彼时台湾嘻哈歌手“热狗”在大陆引起轰动，使得嘻哈亚文化在市场意义上具备成为流行文化的潜力。但是其歌词的粗鄙和反叛性又一次引起了社会道德的恐慌，因此文化部门在全国范围内下架“哈狗帮”，使其重回地下。

在中国的语境下，嘻哈亚文化长期以来不被正视。以往的说唱比赛如“Iron Mic”“地下八英里”都由地下团体筹办，属于边缘群体自娱自乐的活动，操办《中国有嘻哈》这样的比赛更是无从谈起。那么《中国有嘻哈》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就根本而言，嘻哈音乐在中国市场潜力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具备鲜明反叛性的嘻哈音乐在这种语境中成了人们表达不同意见的途径，比如Bridge的《老大》就暗讽当代对于金钱和名望的崇拜，还有郝雨的《高等教育》也表达了对“填鸭式”应试现象的不满。此外，嘻哈中的说唱多是押韵、排比的短句，配有夸张的动作，这样的表现形式极具工具特性［6］，有助于更好地呈现反叛性和对立程度。而且，就心理层面而言，伯明翰学派把亚文化看作寻求“认同”的行为。［7］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会主动选择能够使其需求得到满足的内容。［8］在音乐形式宏大而单一的时期，嘻哈群体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无法在主流音乐中得到满足，而千奇百怪、充斥着暴力和粗鄙词语的嘻哈音乐却很好地照顾了他们跳脱秩序井然的日常生活的心绪转换需求。

另一方面，就节目的策划而言，节目的走红还有赖于爱奇艺平台对网综的投入和细分市场策略，在同质化的音乐选秀中找到一片“蓝海”。同时，节目选用的明星导师具有强大的粉丝基础，有利于吸引流量。再者，节目注重社交网络的宣传，积极利用网络意见领袖（如“耳帝”）助推传播。(www.chuimin.cn)

根据爱奇艺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9月10日，节目获得全网26.8亿次的播放量，微博话题阅读量68亿次，豆瓣评分7.2分。［9］此外，节目还被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BBC等媒体报道，对其将亚文化借由娱乐综艺实现主流化的策略作出高度评价。就此而言，《中国有嘻哈》可以说是嘻哈亚文化的奇迹。

随着收视率和口碑的双丰收，《中国有嘻哈》使嘻哈亚文化逆袭为当下的流行文化。但是，这种奇迹与其说是“自为”，倒不如说是“人造”的。嘻哈亚文化的主流化由于资本的渗入，会面临收编和消解的风险——可能仍保持独树一帜的小众品位，也可能泯然为嘻哈工业下的普遍符号。本文试图阐述，嘻哈亚文化在经由《中国有嘻哈》的包装时是居于何种状态。是单纯的被动收编，还是主动迎合？嘻哈亚文化在节目播出之后，其特征是否发生改变？如果有的话，是表面的符号，还是内在的核心特征发生了改变？

本文将化用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风格—收编”路径，对《中国有嘻哈》进行解读和反思。

嘻哈亚文化：从华中传播研究角度看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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