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李筑和王颖吉发表文章认为，尽管蔡元培《徐宝璜先生行状》长期以来在新闻学界鲜有人知，但它的存在却表明《徐伯轩先生行状》的原作者并非陈大齐，而是蔡元培，陈大齐的文章是以蔡元培的文章为底稿作了些许修改。......
2023-10-20
《徐氏宗谱》真相揭秘！华中传播研究揭示可疑之处
【摘要】：《徐氏宗谱》中的蔡元培《徐宝璜先生行状》之所以可疑，原因有四。《徐氏宗谱》笔者暂未见到。比较而言，《新闻学纲要》早于《徐氏宗谱》，前者相对来说可信度更高。相反，《徐氏宗谱》的编者以为将《徐伯轩先生行状》中的“蔡孑民先生
《蔡元培全集》和《蔡元培年谱长编》中的《徐宝璜先生行状》来自1937年徐氏后人编修的《徐氏宗谱》，大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徐宝璜的儿子徐厚舜抄录寄送给蔡元培研究者高平叔等人。这本《徐氏宗谱》国内图书馆极少收藏，笔者暂未寓目，但从种种迹象分析，总觉得它将徐宝璜行状作者写成蔡元培的做法疑点重重。
《徐氏宗谱》中的蔡元培《徐宝璜先生行状》之所以可疑，原因有四。第一，文献出处不明。总体上来说《蔡元培全集》和《蔡元培年谱长编》的编纂工作是非常严谨的，如前文提到的《故众议院徐子鸿墓碑》，尽管在《同德》杂志1917年第2期上发表过，但全集和年谱中采用的却是根据手稿整理的版本。而二书对《徐宝璜先生行状》的著录情况则为：“九江《徐氏宗谱》，徐厚舜抄录提供。”［7］之所以如此记载，应该是当时徐厚舜仅仅只是手抄了相关文字内容，而未提供原件或者复印件。高平叔肯定知道《新闻学纲要》中的陈大齐《徐伯轩先生行状》，内容与《徐氏宗谱》中《徐宝璜先生行状》完全相同，但依然收录，或是留此存照之意。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徐氏宗谱》并没有提供《徐宝璜先生行状》的来源。《徐氏宗谱》编修者是从哪里以及如何获得蔡元培的文章的？他们真的得到过吗？他们肯定也是知道陈大齐的《徐宝璜先生行状》的，他们会如何回应“一篇文章，两个作者”的问题呢？恐怕没有人能解释这些疑问。
第二，出版时间上《新闻学纲要》早于《徐氏宗谱》。《新闻学纲要》编辑于1930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于1930年10月，此后多次再版，1932年第二版，1934年3月第三版，1937年复兴书局另出一版。《徐氏宗谱》笔者暂未见到。据新闻史学者邓绍根介绍，2008年他在徐厚舜家中见到该书：“2008年11月5日，笔者前往南京拜访徐宝璜幼子徐厚舜等家属。在徐厚舜家中，笔者惊喜地看到了徐宝璜先生逝世后的陶瓷遗像原物，并翻阅了保存比较完好的《徐氏宗谱》（四册）。该谱系1937年第三次重修。谱中收录了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和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第一、第二次修谱时所作的序言，配有徐宝璜的图像，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徐宝璜家族的世系脉络，成为徐宝璜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8］邓绍根虽然注意到李筑和王颖吉的文章，但对《徐氏宗谱》中《徐宝璜先生行状》的具体情况并未留意。江西省九江市史志办的胡荣彬对《徐氏宗谱》的描述更加详细：“2000年徐厚舜先生将1937年出版的诚一堂《徐氏宗谱》寄我阅，我十分感动。此谱共4册，303页，约6万字，印行10套。谱头有历次谱序、皇帝诰封、诗赋传赞等，并有清末京师大学堂宗监督刘廷琛、近代藏书家李盛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名家撰写的徐宝璜及其父徐秀池、徐秀钧等人的传记、碑文，使此谱价值大增。人丁谱有第一世福二公到二十一世厚派近千人丁（及妻）的生卒年、业绩、子女、葬地详址等内容。宝璜孙女徐德慧2016年将此谱捐赠北京大学让学者共阅。”［9］胡荣彬同样没有提到这本宗谱中蔡元培《徐宝璜先生行状》的具体情况。比较而言，《新闻学纲要》早于《徐氏宗谱》，前者相对来说可信度更高。(www.chuimin.cn)
第三，《徐宝璜先生行状》成文时间模糊。陈大齐《徐伯轩先生行状》文末落款：“中华民国十九年六月二十日陈大齐谨状。”另据《京报》1930年6月18日的报道《北大昨开会追悼徐宝璜》记载：6月17日下午，北京大学在第三礼堂召开“追悼徐宝璜教授大会”，陈大齐担任大会主席，并“报告徐氏生平热心北大之事迹甚详”。［10］陈大齐在6月17日做报告之前，很有可能事先已经准备了讲稿，6月20日的文章应该就是据此修改而成的。作为对比的是，蔡元培《徐宝璜先生行状》则形成日期不明。高平叔所编《蔡元培年谱长编》所收《徐宝璜先生行状》未署成文时间，应该不是徐厚舜没有把成文时间抄录下来，而更有可能是《徐氏宗谱》中本来就如此。2015年文明国所编的《蔡元培自述》中所收的《徐宝璜先生行状》，同样出自江西九江《徐氏宗谱》，但标题下注明了“一九三〇年”字样。［11］估计并不是宗谱上原本就有，而是编者为了让文章与徐宝璜逝世于1930年相匹配才加上去的。
第四，徐厚舜和《徐氏宗谱》同黄天鹏和《新闻学大纲》相比，可信度更低。根据霍夫兰等人的信源可信性效果假说，信息来源可以分为高可信度信源和低可信度信源。在鉴别《徐宝璜先生行状》这个问题上，黄天鹏和《新闻学大纲》可以归入高可信度信源；《徐氏宗谱》和徐厚舜则只能视为低可信度信源。徐宝璜是黄天鹏新闻学术研究道路上的引路人，黄天鹏的成长进步包含着徐氏的奖掖与提携之功，因此黄对徐始终有尊崇和感激心理。据黄天鹏回忆，他在中学期间就读到过徐宝璜的《新闻学》，这是他在新闻学理论方面的启蒙之作。［12］1925年秋黄天鹏进入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学习，至1927年5月毕业，在此期间徐宝璜是新闻学系负责人，并主讲新闻学概论课程，二人的师生关系由此正式确立。1927年元旦，黄天鹏创办《新闻学刊》杂志，得到徐宝璜的大力支持，不仅将新修订的新闻学讲义交其发表，更亲自写信为刊物组稿，黄天鹏称之为“最高的顾问”。［13］1930年6月15日，黄天鹏从《京报》友人的来信中得知徐氏去世的消息，立即写下《悼徐伯轩先生》一文，发表在6月22日出版的《记者周报》上。［14］1930年8月，黄天鹏完成《新闻学纲要》一书的编辑工作，交上海联合书店出版，10月该书正式面世。1931年6月，徐宝璜逝世一周年之际，黄天鹏与袁殊、张航庐在《文艺新闻》上共同发表《故新闻学大师九江先生周年祭辞》。［15］1940年，在徐宝璜去世十周年时，黄天鹏又在《新闻学报》上发表《徐宝璜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辑》，包括李大哲的《敬仰徐宝璜先生》、黄天鹏的《记徐宝璜先生》和陈大齐的《徐宝璜先生行状》等文章，同时该刊还为纪念徐宝璜发起征文活动。［16］上述陈大齐《徐宝璜先生行状》与《新闻学纲要》中收录的陈大齐《徐伯轩先生行状》内容完全相同。以黄天鹏与徐宝璜的熟识程度，他完全有条件搞清楚徐宝璜行状的真正作者，断不至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一错再错而坚持不改。相反，《徐氏宗谱》的编者以为将《徐伯轩先生行状》中的“蔡孑民先生”改为蔡元培的自称“元培”就可以改变文章作者，却不小心将“共事大庠”改为“共事大学”，殊不知庠即学校，一下子就露出了马脚。我们还可以设想，1940年黄天鹏可能已经见过《徐氏宗谱》，他将《徐伯轩先生行状》改题为《徐宝璜先生行状》发表，而作者陈大齐则维持不变，或许就有纠正族谱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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