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为什么能被排除？

2023-10-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09年调邮传部，率团赴欧考察，后又在德国莱比锡高等商科学校研究商学，在此期间结识蔡元培，二人引为知交。尽管蔡元培与徐宝璜关系亲密，但在1930年6月徐氏去世时，蔡并不在北京，也未见其出席相关纪念活动的记载，这无疑使得蔡元培成为《徐宝璜先生行状》作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按理说，北京大学以及徐宝璜家人肯定将徐氏去世的消息通知蔡元培。问题在于，蔡元培当时在做什么呢？

从蔡元培与徐宝璜的交往情况看，他的确是《徐宝璜先生行状》的最合适作者，但可能不是事实。哪怕再强大、再完美的可能，在现实面前依然脆弱得不堪一击。然而正是被那种看似完美的可能所诱惑，李筑和王颖吉二人在考辩文章中反复强调《徐宝璜先生行状》的作者是一位对徐氏身世生平相当熟悉、与徐家渊源颇深的人士，而在这方面蔡元培正堪称不二之选。反观陈大齐，他与徐宝璜学科方向不同，缺少共同的学术兴趣，交往记录寥寥无几，接触也应该有限，因而所知也就不深。如此一来，由陈大齐给徐宝璜写行状的可能性本来就不大。那么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蔡元培跟徐家打交道，始于徐宝璜的叔父徐秀钧。徐秀钧，江西九江人，生于1880年，字子鸿，所以徐宝璜行状中称其为“子鸿公”。1902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系。后赴欧洲，在伦敦大学财政经济专业学习。1907年回国，被聘为黑龙江省财政顾问。1909年调邮传部，率团赴欧考察，后又在德国莱比锡高等商科学校研究商学，在此期间结识蔡元培，二人引为知交。武昌起义后，徐秀钧积极参加反清活动。1912年被李烈钧聘为江西都督府顾问。1913年9月，徐秀钧参加反袁斗争，被害牺牲，其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徐宝璜由于幼年丧父，12岁起跟随叔父徐秀钧在京读书学习，所以很早就认识了蔡元培。1917年，蔡元培应徐宝璜邀请，为徐秀钧撰写了纪念碑文《故众议院议员徐子鸿先生墓碑》。正是有了这些特殊渊源，徐宝璜在北京大学得到蔡元培的大力提携：1918年年仅22岁的徐宝璜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此后又被委以校长秘书室主任、《北京大学日刊》主编、经济系主任等职务。徐宝璜的新闻学研究同样得到蔡元培的有力支持，徐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蔡亲自担任主任；徐氏《新闻学》出版，蔡撰写序言，赞其为“破天荒之作”。

由于《徐宝璜先生行状》着重介绍了徐秀钧的生平及其对徐宝璜的影响，李筑和王颖吉据此认为作者必定是与徐家有着深厚交往渊源的人。但须知徐秀钧并非籍籍无名之辈，1913年11月袁世凯以查获李烈钧与徐秀钧的往来密电为借口，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导致议院被迫停会，可谓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加上他和蔡元培非同寻常的关系，当时北大师生对徐秀钧的事迹以及他对徐宝璜的抚育情况肯定有所耳闻。

李筑和王颖吉主张蔡元培是《徐宝璜先生行状》的真正作者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其中提到了一些徐蔡二人交往的内情，认为如果不是出自当事人，不可能知道得那么清楚：“《行状》在叙述徐宝璜的成长和生平事迹时涉及了不少与蔡元培有密切关系的事情，其中的一些细节可以说除了蔡、徐两人之外，其他人应该很难知晓。”他们所举的例子是1921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将民国大学校长职务委托徐宝璜代理，行状中提到：“民大素无资金，惟恃募捐，先生奔走呼吁，校务渐有进展。”［2］而实际上，徐宝璜在代理民国大学校长期间，经费困难，勉励维持，这件事在当时媒体上有不少报道，根本不能视为私密。《申报》1920年1月5日刊登的《北京通信》就特别提到了“民国大学之窘迫”：“该校在宣武门外下斜街，系私人筹款设立，尚未经教育部立案，经费异常支绌，近因所租之屋欠租颇多，已由房主提起诉讼云。”［3］《申报》1921年9月14日刊登的《八校上课后之京学界》则报道了徐宝璜代理校长后锐意改革，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民国大学，从前腐败达于极点，近自蔡孑民担任校长后，委托徐宝璜、符鼎升专任其事，改革一切，焕然更新。所有入校学生，无不经过严格考试。而于已在校者，并且施以甄别。其声誉之隆，将来或能出诸中国朝阳两大学以上。”［4］1921年10月，蔡元培回国后在民国大学发表的讲演中说：“民国大学自去年改革之后，未几何时兄弟即赴欧美，幸诸董事及教职员苦心维持，而兄弟则未能与诸位同甘苦，实在抱歉得很！”［5］蔡元培演讲中虽然没有专门提及徐宝璜，但徐氏作为代理校长其劳绩阅者自能心知肚明。以上信息，陈大齐都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并非只有蔡元培和徐宝璜两个当事人才能掌握。(www.chuimin.cn)

尽管蔡元培与徐宝璜关系亲密，但在1930年6月徐氏去世时，蔡并不在北京，也未见其出席相关纪念活动的记载，这无疑使得蔡元培成为《徐宝璜先生行状》作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李筑和王颖吉虽然极力主张行状出自蔡元培之手，但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蔡元培1930年所写的日记已经遗失，保存下来的书信也未见有关此文的记载，因此无法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此文所写的时间和具体地情况。”我们在考察了蔡元培1930年6月的活动日程后，发现他的行状作者身份变得非常可疑。

1929年9月，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被再次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但他并没有立即就任，而是与学校师生约定9个月后再行履职，在此之前委托陈大齐代理校长职务。中央研究院设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作为院长的蔡元培却主要在上海活动，研究院的物理、化学和工程等多个研究院均设在上海。所以《申报》对蔡元培在1930年6月间的活动有非常详细的报道，足以补日记和年谱之阙。

根据行状中的记载，徐宝璜是在1930年5月29日上课时突然晕厥，送医院救治无效，于三天后去世。按理说，北京大学以及徐宝璜家人肯定将徐氏去世的消息通知蔡元培。问题在于，蔡元培当时在做什么呢？他有没有条件为徐宝璜写行状？我们以《申报》报道为依据，整理了一份蔡元培1930年6月活动日程表（见文后附表）。从表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在这一个月中，活动日程满满当当，各种宴席、演讲一场接着一场，走马灯似的连轴转。所以，如果认为蔡元培没有时间给徐宝璜写行状照样可以说得通，这种可能性和他出于同事之谊、友人之谊撰写纪念文章的可能性，真的很难判断出孰大孰小。《论语》中有句话叫“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反过来说就是“子于是日歌，则不哭”。［6］蔡元培在1930年6月出席的全部是喜庆活动，有外宾来访，有学校周年庆典，有毕业仪式，有祝寿活动，等等，“是日歌，则不哭”，并非不能理解。蔡元培如果不写，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他与徐宝璜的关系并不像他和徐秀钧的关系那么对等，徐宝璜对于蔡元培来说不是知己之交，只是故人之后，是过去的下属，是道义上需要关心和帮助的对象。这种帮助与被帮助的关系尽可以随时结束，而绝不是牢不可破的。

蔡元培为什么能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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