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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互动:姿态、口语与身体在场

【摘要】:他分析了演员与观众的交流以及婴儿和父母的交流后,指出了姿态所具有的情绪、意义、思想表达的内涵。即,交流受身体在场的条件所限,以口语作为主要传播符号,局限于范围有限的特定时空,交流双方往往存在地域、亲缘的连接和纽带关系。根据变化的情景和现场观众的反应,交流的内容和方式、手段都会随时发生调整和变化。

在面对面的、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交流阶段,人的身体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约斯特认为人类天生具有想说话的舌头和想听话的耳朵,同时被赋予了无穷无尽的好奇心,这是人类从事新闻活动的起源,也说明人体作为传播媒介兼具生产性和接受性的特征。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必须相互协作才能生存。在相互协作中,人类产生了信息交流的需要,在语言还没有形成之前,面对面的肢体语言的交流就出现了。拟态与手势语是最初把特定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最实用、最有效的方式。原始人通过发出原发性声音(如叫、哭、笑、哀鸣等)、模拟性声音(如模仿某种动物走动和自身发出的声音),或通过简单的敲击发出声音,向其他人传递信息。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试图从符号交流也就是人际传播的角度来解释人与社会的形成,他把“姿态”看作符号互动发生的起点。他认为人的姿态是一种表意的姿态,不同于动物姿态的本能反应,具有参与、可交流性的特征。他分析了演员与观众的交流以及婴儿和父母的交流后,指出了姿态所具有的情绪、意义、思想表达的内涵。拟态与手势语可以归于米德符号互动所说的“姿态”。“随着交流的发展,随着人们把经验中某些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分离出来,表意的姿态便逐渐演化成了符号。”“通过将社会的共同经验灌注于姿态之上,姿态就可以逐渐演变成符号。”[3]这表意的符号就是语言。语言的出现,使人们可以观察、思考、描述这个世界并把这种经验和积累的知识口耳相传给族群和下一代。人的信息传播和沟通交流的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人类文明进入到口语文化传播的时代。在此基础上,文字的出现使说话人和接收者可以分存于不同时空,极大促进了知识的生产和人类文明经验的传承。克劳斯·布鲁恩·延森把人的身体以及它们在工具之中的延伸称为“第一维度的媒介”,不仅将现实与可能的世界具象化,而且赋予我们每个人交流的能力,以实现思考和工具性目的。

口语文化阶段最典型的传播形式是演讲,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交谈,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语境。日常生活的交谈维系着家庭、朋友、邻居以及部族、社区之间的社会亲密关系,演讲主要服务于社会的公共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中,演讲是城邦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在城邦公共生活中要取得成功,必须用说服的方式赢得支持,于是,对说话艺术的探讨精益求精,发展为“修辞术”,即探讨如何有效运用语言的艺术。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听众有不同的演讲技术,但二者也并非泾渭分明,演讲者与他的演讲本身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茶余饭后的谈资,演讲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经常成为演讲的内容。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以身体的在场为标志,是一种“具身化传播”。即,交流受身体在场的条件所限,以口语作为主要传播符号,局限于范围有限的特定时空,交流双方往往存在地域、亲缘的连接和纽带关系。口头文化具有强烈的“情景约束”和“现实取向”的特点,在原始口语文化中,传播是特定语境下的表达与事件,而非跨越语境的表征和资源。这里的特定语境亦即梅罗维茨所指“场景”: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既包括物理场景,也包括媒介创造的“信息场景”。在口头交流的阶段,物理场景和媒介信息场景是同一的,交流发生在身体在场的人们之间,在密切的互动中进行,人物的行为与物理环境、在场的接收者相匹配,交流双方的关系相对平等,是对话和协商式的。根据变化的情景和现场观众的反应,交流的内容和方式、手段都会随时发生调整和变化。人们研究过《荷马史诗》等早期口头传播时代的文学作品,发现其故事往往有多个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行吟诗人在面对不同的传播对象时往往有具体的发挥和临场的增删。这一个时代,在许多学者眼中,被赋予了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色彩,常被认为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人类交流状态,具有真正的交流所有的亲切、自由、鲜活、互动的特点。虽然该阶段的传播效率极其低下,口语的局限性决定了它只适合于相对封闭和隔绝的小范围的社会组织形态。(www.chuimin.cn)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讨论过“言语媒介之善与文字媒介之劣”,他认为口头传授是一种比书写更加长寿的“书写”,是写在学生的心上的“字”,是针对特定个体的关爱,“他知道应该对谁讲话,知道对谁金口不开”。而书写的接受是不分对象的“撒播”,“书写可以大大超越话刚出口的情景,听见的人会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因此,它是一种“乱交”。麦克卢汉把口语时代称之为“人类的部落化”阶段,认为在口语传播中,人的五官可以同时受到刺激,处于和谐状态。在口语传播时期的部落文化中存在着感官的平衡。此外,生活在口语文化中的人们只能通过与他人交往、通过社区活动来获取知识。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使得交流是双向互动的,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整体的、直观的,感官发展是平衡的。“我们说话时倾向于对每一种情景做出反应,甚至对我们自己说话的行为本身也用语气和手势做出反应。然而,书写倾向于一种分离和专门化的行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对书写行为做出反应。”[4]这里所说的“反应”,其实就是即时、面对面交流。对书写的批评,体现了这些思想家们对口语文化的追求。由于口头语言转瞬即逝的特点,它只存在于被讲述的那一时刻,对于一个只使用口头语言的人而言,记忆的技巧在他的认知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此外,“口头语汇与直接的环境紧密相关,因此,口头文化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社会性,要求人们参与”[5]。而在书写文化中,重要的知识都被记录下来,人自身的记忆功能变得不再占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带来了知识数量的指数般增长,但同时我们也部分地放弃了对交流过程进行掌控、参与的权力。从书写开始,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色开始就分置于不同的场景。从文字的出现,尤其是印刷术的大规模应用以后,交流开始了向传播的转变。高效率的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大众传播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