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协会成果：堇山塘溪的发展

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1926年1月中共宁波地委派共产党员沙文求到家乡大咸乡沙村从事农民运动，办农民夜校，向农民宣传国民革命的道理。1926年3月，沙村建立了鄞县大咸乡第一个农会—沙村农会，会长沙玉成，副会长沙海生。

1926年11月，宁波地委帮助建立宁绍台农民协会办事处，统一领导宁属各县农民组织。刚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的金绍勣作为宁绍台第三分区农民运动特派员，协助沙文汉开展农民运动工作。

自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期间，大咸乡封建族权、神权以及洋鬼子的教会势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土豪劣绅的势力也大为收敛。农民协会实际上代替并行使着农村政权的作用。大咸乡农会组织从沙村发展到赤菫的童村、上周，塘溪的邹溪，咸祥的芦浦、山岩岭，球山的外滨海、球南和瞻岐等地。沙文汉、金绍勣等联合各村农民协会，建立了滨海区农会（塘溪、赤堇、咸祥、球山、瞻岐的38个村），沙文汉任会长，会址设在塘溪邹溪庙。农会会员从几十人迅猛发展到3500余人。

在农会队伍的壮大过程中，党组织同时着手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农军。农会提出“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倒土豪劣绅！从敌人手中要武器！”、“自己制造武器”等口号。沙文汉、金绍勣等还筹款到外地去购买武器。沙文汉、金绍勣各自有手枪1支（沙文汉用过的手枪今陈列在浙江省博物馆）沙村农会还自造檀树大炮一尊。各地农会都有自己的土枪、朴刀之类，合计有土枪200多支。

大咸乡农民运动有六件大事：

一是为民除害，攻打虾爬袋税关。大嵩江边的渡头村，原名虾爬袋，隔江与现在瞻岐的岐化村对峙，地形口小肚大，状如虾袋，地势险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此地设立了税关，大咸乡周边各村及韩岭一部分渔货、山货和粮食等均由此进出销售，是大嵩区沿象山港一带货物进出的要冲。税吏敲诈勒索，鱼肉乡民，百姓恨之入骨。

农会会徽（方信定摄）

为了打击敌人，保障渔民和盐民利益，农会在沙文汉的领导下作了周密的安排。1927年2月21日凌晨5点钟，天刚蒙蒙亮，四路农军从四方八方汇集到羊球休山，第一路到得最早的是芦浦和山岩岭农会100余人，手拿朴刀土枪；第二路是当地球山外六份和球南农会50余人；第三路是沙村、邹溪、童村农会80余人，还有瞻岐的一路农会队伍及时赶到。沙文汉手持手枪，并扛来一尊檀树大炮，装满火药，金绍勣腰里也别着手枪，等待着攻击的命令。在沙文汉统一指挥下，20响土枪齐鸣之后，农会会员们喊着“打倒军阀，踏平税关”的口号冲向税关，税警们惊醒后来不及抵抗，有的下跪求饶，有的被抓来，税关头目曹善祥从床上被抓起，捆绑到税关前的空地上，由沙文汉、金绍勣舒定山等领导人对其训斥后，捆着游街示众，同时缴获了数支老式步枪，并把三间税关当场拆毁，后来卖给大嵩乡岐化村建造水龙会。税关内的年糕、大米鱼肉、蔬菜，除了作农军的午餐充饥外，其余都分给了外地来造碶闸的20多位民工和附近的贫困农民，他们把税关的账簿、税票、关单等都当场烧毁。这场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农民的斗争士气，当场就有20多个外地民工要求加入农会。

二是破除迷信，清算剥削农民的寺院。之后，沙文汉金绍勋舒定山等农会领导人，因势利导发动各村农会开展破除迷信，清算剥削农民寺院的斗争。大咸乡地处偏僻，地方上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土豪劣绅和寺庙地主。芦浦同隐庵有良田300多亩，连庵里的黄狗也有6亩狗粮田，芦浦塘三分之一的塘地都是同隐庵的。以道梅为首的7个反动和尚，一向以寺田剥削佃农，吃鱼吃肉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赤堇宝庆寺，有寺田120多亩，并占有大片山林，也同样在乡里为非作歹。球山球南汪家龙华会佛堂，则是儒、释道三教混合，以“天、地、君、亲、师”的招牌骗取善男信女的钱财。1927年2月，各地地、仁、农会相互联络，作好充分准备，联合行动，向寺院进攻，捣毁佛像，拆掉部分寺庙，分掉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农会还将球山球南汪家佛堂三间两隔厢房改建为启蒙小学，晚上兼作农会活动场所。前后不到10天，咸祥的多宝寺、大桥庵、三官堂，管江的安山寺，邹溪的镜花庵，赤堇的宝庆寺，凡是大咸乡范围内的多数庵寺佛堂都被农会清算，经书被焚毁，菩萨被推倒，和尚被赶跑，但也有少数寺院因同附近群众关系比较好，未受到冲击。此外，所有耶稣教堂，那时都被农会用封条贴门。

三是惩治恶和尚，火烧同隐庵，攻打驻同隐庵的省巡防军。1927年“四二”反革命事变后，城乡的反动势力集结起来，进行反攻倒算。大咸乡同隐庵的道梅和尚，宝庆寺的梦甦和尚，逃出大咸乡后立即请律师向地方法院控告农民“造反”，并勾结塘溪土豪施绪初和奉化忠义乡劣绅王阿如，收买当地流氓土匪，教唆他们与农会对抗。1927年5月18日，宁波防守司令部派10多个省巡防军士兵来大咸乡缉拿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芦浦农会会员舒阿友舒金夫不幸被抓，关进同隐庵，遭受严刑拷打和逼供。他们强迫两位农会会员交出农会骨干名单，并准备将他们押解到宁波刑庭受审。各地农会闻讯，立即联合准备反击。沙文汉、金绍勣、舒定山等在芦浦后山召开紧急会议，向各农会发出通知，定于19日凌晨前派武装会员赶到同隐庵外集合。一面连夜派农会会员舒阿裕去奉化松岙向鄞奉区委告急。未及天亮，沙村、童村、咸祥、山岩岭、邹溪、滨海、球南、瞻岐、东岙等村的200多名武装会员均先后到达，奉化松岙也派来12名农军前来支援，团团包围了同隐庵。山岩岭农会还扛着两箱煤油和空油箱，一大捆鞭炮，准备战斗打响时助威。其时，早有熟悉同隐庵道路的4个芦浦农会会员，从后山门越墙进人庵内，到大殿把被捆的舒阿友、舒金夫松绑后背出殿外。然后将准备好的两把燥柴浇上煤油，点燃了火，再翻越出墙。包围寺院的农军，见内起火，立即进行围攻。省巡防军士兵与和尚闻声惊起，开始还想抵抗，一见火势已窜上大殿屋顶，知道无法抵抗，道梅和尚和3个士兵弃枪爬阴沟洞朝后山逃命。这次行动，打死省巡防军士兵5名，活捉绰号叫“长头颈”的反动和尚瑞林，缴获7支步枪和许多子弹。天亮后战斗胜利结束，同隐庵已化为残垣断壁。恶贯满盈的瑞林和尚，被愤怒的农军抛入象山港处死。农会彻底捣毁了反动和尚的老窝，威震大咸乡。

四是分田产，平抑米价，赈济贫苦农民。火烧同隐庵的胜利，使农会威信大振。沙村、童村和上周村的农会将宝庆寺的36亩寺田分给农会会员耕种，芦浦农会将同隐庵120亩和尚田分给农会会员，只交2元洋钿作农会会费。

会员们都团结互让，不计较好田坏田，这一举动，更加得到会员们的拥护。沙文汉、金绍勣等领导人鉴于山里人缺米和贫苦的情况，就动员穷苦农民联合起来，不准米商抬高米价，并规定30斤以下的小量应该允许零星售卖。米商看到农会人多势勇，只得照依。在当地农会的压力之下，他们将宁波顺泰米行、塘头街米商的库存米平价卖给当地群众，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

五是组织滨海区农军，准备奉化“暴动”。火烧同隐庵的战斗，是党领导下农民组织起来以革命的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的一次尝试，它为鄞奉暴动准备了力量。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这一斗争的胜利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敌我斗争越来越尖锐，革命处于低潮的日子里进行的。党的“八七”会议以后，1927年10月，中共浙江省委按会议精神，派卓兰芳为省委特派员，沙文汉任鄞奉区委书记，组织奉化暴动。卓兰芳、沙文汉秘密制订了暴动计划和行动大纲。奉化的6个支部和鄞县的3个支部统一归鄞奉区委领导。1927年12月13日，国民党宁绍台防守司令部探悉情况，派兵到奉化松岙一带戒备，并派出约一排士兵来鄞东抓捕农会骨干。他们到赤堇童村去抓共产党员童第锵、农会骨干童中岳2人未成。于是抓了童中岳的妻子做人质；到沙村抓不到沙文汉，抓到农会骨干沙阿品（党员）；在芦浦抓去了支部书记舒定山和党员舒阿林，全部交法院判罪。1928年1月5日，农军从湖头渡出发，经五百岙到芦浦，然后抵达松岙。由于敌人先发制人，沿途响应者甚少。为保存革命力量，卓兰芳、沙文汉决定停止暴动，紧急通知农会骨干隐蔽下来，等待时机。

卓兰芳、沙文汉遭敌通缉，不得不离开鄞奉，转移到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工作。

六是保持革命火种，坚持白区敌后斗争。1936年以后，曾任宁波县委书记的鲍浙潮和曾任中共宁海县委书记的吴明隐蔽到大咸乡，在咸祥成立的中共宁波警察局警察教练所党支部，利用合法手段为农民和盐民的利益进行斗争。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咸乡的党员及农会骨干被捕的共有31人，其中被判刑5人，牺牲5人。沙文求烈士在广州被捕壮烈牺牲；邹溪农会会长张晋元坐牢12年，在狱中被拷打致残，刑满回家后病死；芦浦农会会长舒阿芳在宁波小校场被敌人杀头示众；芦浦支部书记舒定山在杭州被高等法院处以极刑，在上诉期江烽大内死在狱中；舒阿林在杭被释放后回到宁波，被国民党反动派拷打致死。另有农会骨干4人外逃，至今下落不明。

史永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在共青团宁波地委工作。“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我撤离宁波，到上海工作。我的家乡在大嵩区沙村，发动大嵩区农民运动和建党工作的是我的二哥沙文求和三哥沙文汉以及我的同学金绍勣。而当时在与大嵩区接壤的奉（化）东忠义区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的卓兰芳，又是与我在宁波一起工作，直到他牺牲的同志。因为我和他们时有往来，所以当时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以及和当地个别农会积极分子、党员等的交谈，大嵩区（当时称大咸乡）的农民运动的情况至今在我的记忆里仍有片断的印象。

嵩江烽火(www.chuimin.cn)

1926年初，中共宁波地委派卓兰芳到奉化忠义区松岙，开展农民运动，派我的二哥沙文求到大嵩区沙村开展农民运动。这两处在鄞、奉两县的东区，东临象山港，是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沙文求约在1926年初回故乡，同年4月间，建立了党支部和农民协会。同年7月，我去松岙看望卓兰芳，也是为了请他帮助建立团支部。这时那边的农村党支部和农民协会的声势已经相当大了。1926年夏，沙文求应上级号召去广州，沙村农会和党支部工作改由沙文汉负责。随着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奉化忠义区和大嵩区农民运动迅速发展。沙文汉在大嵩区建立了农会，同奉化忠义区的农会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于是，中共宁波地委于该年10月建立了鄞奉部委，卓兰芳任书记，沙文汉任宣传委员。在大嵩区方面，先成立了赤堇、沙村、邹溪等农会。10月底，金绍勣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地委也派他到大嵩区工作，发展了咸祥（以山岩岭村为主）、球山等地的农会。由于芦浦接近奉化，卓兰芳同沙文汉、金绍勋商议后，建立了芦浦农会。那时的农会势力，已把旧的区乡政权和地主、土豪的势力压下去，农会开始以土武器为主武装起来了。

滨海农会首先孤立了在乡村一向作恶多端的土豪、地主，沙村以农会为主，最先向拥有土地及资产的宝庆寺进行反迷信的斗争，捣毁其佛堂，清理其财产。接着，在以各村农会为主，同时派遣支援的农民对区内几个有名的寺院，如多宝寺、同隐庵、大桥庵等，都同宝庆寺一样作了处理。也封闭了耶稣堂，解散了农民最为仇恨的岐化税关，这时几乎一切政权都归农会了。

可是，正当当地农民运动大发展的时候“四一二”的反革命事变发生了。大嵩区的滨海农民陷入同反革命、地主和寺院僧侣反复拼斗的逆境中。

首先是宝庆寺和尚买通土豪施绪初组成土匪队伍，对沙村进行突然袭击，捕不到人，就改而捣毁房屋，绑架勒索。5月19日以前，国民党从宁波派兵，深夜突入沙村，将农会骨干沙阿品捕去。同一时期，派兵将芦浦农民骨舒阿友、舒金富2人逮捕去，将他们关押在同隐庵，还将另一农会领导人舒定山逮捕，而后又将在邹溪的农会骨千张晋元也逮捕了。5月19日，咸祥芦浦农会与奉化的五百岙、湖头渡农会联合百余农民，以农军为骨干，包围了同隐庵，抢救出被关押在庵里的农会骨千2人，然后放火烧庵，将国民党派来的8个士兵烧死了5个。因此，国民党派来了大量部队，将奉化忠义区和鄞县大嵩区的交通要道封锁。卓兰芳、沙文汉不得不先后离开鄞奉地区，金绍勣以及当地较著名的农会骨干也相继撤离。

党的“八七”会议以后，中共浙江省委派卓兰芳、沙文汉又秘潜回鄞奉根据地，计划在这个过去与农民有着血肉联系的根据地重新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当时浙江省委曾迁到宁波，决定成立中共鄞奉区委，任命卓兰芳为省委特派员，沙文汉为区委书记（区委直属省委，等于县委）他们以松岙为中心，指挥忠义区和大嵩区的工作。他们先恢复党支部，重新编练农军。当时，鄞奉区委下辖7个党支部，其中在大嵩区的党组织是沙村支部、山岩岭支部、芦浦支部，工作范围遍及整个大嵩区（即旧大咸乡）。与此同时，卓兰芳、沙文汉商定了准备暴动、分土地的计划，并集资购买枪械，建立新的农军。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已闻风开始进入布防，又由于省委领导夏曦过左思想，连续催卓、沙加速工作，尽先暴动。1928年1月初，卓兰芳沙文汉只得选择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芦浦、五百岙一带亮出暴动号及行动，并烧缴地主富户的地契。但这时国民党已有所准备，立即向农民进攻，并到处搜捕，农会的骨干舒阿芳、舒阿林、舒光全、舒俞才等被捕。他们解到宁波后，因舒阿芳是该村农会会长，即遭枪杀，其余4人被判无期徒刑。上述提到的舒定山亦病死狱中。张晋元被判12年，出狱后病死。

因而卓兰芳、沙文汉只得分批离开宁波。本来还留有区委负责人之一卓崇德秘密联系各残留支部的。不幸时隔不久，卓崇德也被捕牺牲。鄞奉区委领导的忠义区和鄞县大嵩区的农民运动逐渐地被国民党镇压下去。

（根据《嵩江烽火》整理录入）

东山农民夜校旧址在东山村裴君庙，原为一幢传统的四合院建筑，今仅存大殿4间，通面宽16.77米，通进深9.35米。其中当心两间面宽各4.25米，两侧间而宽4.05米，大殿的主体系抬梁式结构，硬山顶，前檐部分有卷篷装饰，梁枋、月梁镂雕精致。前院原址上现建有一幢三层厂房。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和活动分子，浙东一带的共产党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活动分子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鄞县塘溪乡沙村是宁波地区农村最早燃烧革命烈火的地方，是鄞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和党的支部诞生的地方。因为有这一层背景这里的群众觉悟和革命基础较好。

1934年，与沙村相距七八里的东山村开办小学，村贤钱祥元出资任校董，选址本村的裴君庙，发起成立4年制的私立东山初级小学，对外延聘教师，招收男女学龄儿童入学。地下党员袁佐文多年来一直在台州、绍兴、宁波一带活动，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并与萧山湘湖师范的许多进步师生保持着联系。相约与寿景山一起去东山小学应聘执教，以教育唤醒民众，以教育救中国。同时，等待时机，接续失去联系的地下党组织。这年下半年，寿景山、袁佐文、沙玉琪、胡夏林、郑伦等（前三人经确认，系当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仍自觉开展革命工作的地下党员，后两人的身份一时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为同情革命的进步青年）五人来到东山村，开始教书。纯朴好客、尊师重教的东山人民热情地接纳了他们，村民叶锡堂的父亲还主动腾出房子供他们住宿，有的村民还从家里拿来了鸡蛋、咸肉、番薯等山货。

1935年底，寿景山由秦其寿介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寿景山等五位年轻的教师把身心扑在教育上，连续几年很少回家。他们白天教学童识字念书，读《千家诗》《千字文》，背《三字经》《神童诗》；晚上则开办农民夜校，介绍农业生产常识，渗透革命道理，如“在山靠山，有取有予”，“栽培竹麻，生产自救”，“努力生产，就是救国”，“人（日本鬼子）用大炮，我用心血（智慧、胆识）”，“粉身碎骨，宁死不屈”。学生叶锡堂、钱文烈、钱康志、钱财学、叶孝川、叶文召等很受启发，经常聆听寿景山等讲解革命道理，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都走上了土改工作干部的岗位。

当时国民党实行“戡乱救国”政策，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浙东一带共产党地下组织受破坏严重，党员与党组织基本失去联系，共产党员大多是凭信仰单独开展活动。由于教师们口风紧，秘密工作做得好，在“出事”。

前全村居然没有一个人察觉出他们的身份。转眼三年过去了，五个山村教师结成革命之家，在患难中熬过了一千多个腥风血雨的日子。

但反动派最终还是闻到了气息。1937年初春的一天深夜，一帮国民党警察进村前来围捕。一时村狗声大作，警觉的寿景山、袁佐文等探头一听，感觉情况不妙，赶快叫醒其他三位教师，迅速从叶锡堂家逃逸，避免了一次血光之灾。当时袁佐文还“骗”走了村里一位同情革命的姑娘，后来才知道，她投奔新四军，参加革命，并且成为了袁佐文的夫人。1937年初，寿景山和袁佐文辗转来到上海，谋得了一份教职，暂时安身，并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参加上海市民的抗日救亡活。后来寿景山返回家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担任诸暨县西南区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的主要领导人。

注：袁佐文（1904年~？），又名吴明、袁慕渊，天台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省委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绍兴农校副校长等职。寿景山（1906.6~1986.4），原名奎标，号鲁夫，诸暨市青山乡渎溪村人。192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鄞县人民政府县长和宁波专署办公室主任、农林局长、副专员等职。

（撰稿：钱德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