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鲍叔牙之友，对齐国卓越贡献

2023-10-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再后来，胸中鹿撞，心痒难耐，总想为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写些什么，那就先从第一个——管仲开始吧。值得注意的是，人生上半场，管仲的主题是与鲍叔牙一道经商。管仲的经济策略促使齐国迅速富强，在当时的一百多个诸侯国中脱颖而出。管仲所求不是简单的财富集中，在富国的同时，也强调藏富于民，这是管仲非常可贵的民本思想的一个体现。

管仲，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动荡、大忧患、大转折时期，第一个无所畏惧地站出来，勇于担当、执掌航向、主宰沉浮的人。

自少年时期始，我便对中国的历史和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年龄愈长，痴迷尤甚，慢慢地，依着自己的喜好和评判，按时间排列，我的心中便产生了一幅中华英雄的座次图。这幅图中，管仲排第一。再后来，胸中鹿撞，心痒难耐，总想为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写些什么，那就先从第一个——管仲开始吧。关于管仲，初时只是感慨管鲍二人朋友义重，高山仰止，以及他辅佐齐桓公称霸，那一段英雄往事令人热血沸腾，如此而已吧。然而，真正动起笔来，一点一点深入研究管仲，才发现自己原来目光短浅，见识浅陋，实不识管仲，真真汗颜不已！不由感叹，难怪民国时期梁启超先生评论道：“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写《管仲》，也是一个对管仲重新认识的过程，而管仲以及管仲所干过的事情，也确有重新认识之必要。于是权将自己的种种认识整理如下，以为《管仲》之序，与大家做一个分享。

管仲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家

管仲博学多才，是一个全能型人物。齐桓公可以成为春秋首霸，实是全赖管仲之能。《论语》中孔子言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三国时期诸葛亮也常自比于管乐（管仲、乐毅），管仲的治国本领和政治才能，世所公认，自不必说。若要我说，管仲首先是经济学家，然后是改革家，最后才是政治家。

管仲其人，大体前半生约四十岁前贫寒无依，漂泊不定；而四十岁后则一朝得志，大展宏图。值得注意的是，人生上半场，管仲的主题是与鲍叔牙一道经商。虽然生意做得并不怎么样，但以他的过人才智，应该自那时起，管仲就对商业和经济有了独特的视野和深刻的思考。具体内容我们无从知晓，不过通过一些蛛丝马迹依然可以窥得一二。后世有一本记载管仲思想与行为的书，叫作《管子》，其中有许多精密的计算与数字表达，极类似于一个商人的精打细算，说这是一个堂堂相国所为，的确有些不可思议。另外有许多记载，更是集中展现了管仲对商业与经济的特别关注，比如：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

“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

“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

“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千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

这些言论表现了管仲对商业与经济问题的长期思考与深厚功力，绝非一日之功，绝非偶然为之。

做了齐国相国，管仲终于登上舞台，得以施展胸中抱负。齐国霸业，始自管仲改革，而管仲的改革，是一次以强国图霸为目标的全方位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尤其是关于发展经济的篇章，分量最重。其主要内容有：

发展商业，广泛设立市场。国都临淄，设工商之乡有三，发展商民达六千户；国都之外，每隔一百五十里，设市井一处，为民自由交易之所。此外还成立了专门的市场管理机构，有专门的管理市场的官员，叫作市吝夫。

招商引资，商业走出国门。管仲主导的商业，是既要发展“内贸”，也要发展“外贸”，做天下所有人的生意。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一个根本性创举。要知道商业虽然在商朝时就有，但基本上是原始的物物交换，小范围内交易，到了管仲时期，商业一下子迅猛腾飞，变成了由国家主导的强势战略。当时齐国所采取的办法有：免征关税，降低市税，刺激外国商人来齐国行商。在齐境交通要道，每隔三十里，专为各国商旅设驿站一座——凡载一乘货物入齐者，供奉饮食；凡载三乘货物入齐者，加奉牲畜之草料；凡载五乘货物入齐者，再加派五个齐人侍奉……这便是管仲时代的招商引资、发展外贸策略。

行“官山海”，实行盐铁国家专卖。这也是管仲的首创，特别是盐业专营与盐税，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一策略此后几千年始终不变。要特别关注的是，管仲时期的“官山海”，并不是完全的国家垄断，而是采取了国有民营的办法，即在保证矿山、盐场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允许民间百姓介入，共同经营。与民分利，而且分利的标准竟是“计其盈，民得其七，君得其三”。——七成红利分给了国民！

税收制度改革。国家要富，赋税必丰，管仲对于税收制度，也是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实行盐铁专营，便是税收改革的一个成功之举。此外如农业税，管仲废除了井田制，推行“均地分力”，将土地平均分给一家一户耕种，同时也废除了过去的劳役地租（井田时期先种公田，然后才能种私田），实行实物地租（即缴纳粮食），而且这个农业税采取的是“相地衰征法”，即根据土地的不同情况而征收等级不同的地租。所谓“十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十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二三，二则去三四，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三，三则去二，二则去一，三尺而见水，比之于泽”。这个政策在当时无疑是一大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各诸侯国纷纷效仿，如鲁国的“初税亩”法、秦国的“初租禾”法，都是从“相地衰征法”发展而来的。

铸造货币。在春秋中期以前，人们的商业活动要么是物物交换，要么就以天然的海贝充当货币进行结算，那个时代，“刀漆以为书，贝币以为货”。在管仲的主宰下，齐国经济率先崛起，顺应时势，国家也开始铸造货币——当时齐国铸造了刀形币，这是齐国最早的金属货币。

富国也富民。管仲的经济策略促使齐国迅速富强，在当时的一百多个诸侯国中脱颖而出。管仲所求不是简单的财富集中，在富国的同时，也强调藏富于民，这是管仲非常可贵的民本思想的一个体现。与后世封建时代的强国路线最大的不同，即管仲主政的齐国是靠发展经济起家的，走的不是“奖励耕战”以及武力掠夺的路线。管仲在世时，齐国都城临淄的规模便已经超过周王室的洛邑，成为天下第一城。管仲之后直到秦统一全国之前，齐国历代统治者无不延续了管仲重商富民的国策，临淄城在列国各城之中也始终以富有著称，据考证当时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二三十万之巨。《史记》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管仲将临淄建设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商业中心，这个商业中心的拳头产品便是丝绸，这很容易使人想到东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以及唐朝时期万国来朝的世界贸易中心——长安。其路径可谓一脉相承。

齐桓公做了霸主之后，管仲的经济才能更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桓公称霸，武力固然不可或缺，不过其中有一道非常耀眼而独到的光芒，那便是注重和平谈判、经济融合以及贸易战的手法。从这个角度看，齐桓公与后面四霸不同，春秋首霸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武力非其主流。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怎么“不以兵车”而称霸呢？经济是重要手段。据《春秋经》记载，齐桓公会盟诸侯共有十六次之多，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只是一个概括性说法。每次会盟皆有盟约，可惜这些盟约大多没有留传下来，仅有极少数有据可查的，我们发现：

公元前679年，鄄城会盟有一条盟约：“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毋乏耕识之器。”其中强调了会盟国之间降低关税的问题。

公元前678年，幽地会盟其中一条盟约：“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薮泽以时禁发之。”这是要发展交通、统一度量衡的先进思想。

公元前651年，葵丘会盟第五条盟约是“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专门禁止国与国之间设防，如灾年囤积粮食不让邻国购买等。

除了这些饱含经济融合与发展的盟约外，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动了贸易战，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战国策·服帛降鲁梁》和《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中都记载了管仲通过贸易战降鲁、梁的故事：鲁、梁国人善于织绨（一种纺织品）。齐桓公向管仲请教攻克鲁、梁之策，管仲说不用动兵，用绨即可，便劝齐桓公穿绨衣，百官皆穿。上行下效，一时齐国人人穿绨，绨的价格猛涨，需求猛增。齐与鲁、梁乃是近邻，管仲对外宣布高价买绨，刺激了鲁、梁绨业的迅猛发展，一年后，鲁、梁的百姓几乎人人织绨、运绨、卖绨，从而放弃了农业生产。此时管仲果断收网，从齐桓公到百姓人人不再穿绨，齐国与鲁、梁之间的绨业贸易一夜之间断绝。又十个月后，鲁、梁便大闹饥荒，国君忙令鲁、梁国人弃绨业，返农业，可惜为时已晚，因为粮食不可能马上生产出来。鲁、梁国内粮食价格暴涨，不得不从齐国购粮，这回财富倒流了，鲁、梁百姓从齐国买粮每石一千钱，而齐国境内的粮价每石才十钱！整整二十四个月后，鲁、梁百姓纷纷投奔齐国者，十占有六；三年后，鲁、梁国君便请命归顺齐国了。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如衡山之谋利用械器击垮衡山国、买狐皮降代国、买活鹿制楚国、阴里之谋为齐国谋取财富、菁茅之谋为周天子谋取财富等等，这一招被管仲玩得登峰造极，出神入化，实为春秋史上的一大奇观，可惜并没有引起后世的重视。《管子》一书中记载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思想，其中包括贸易战、价格战、国家宏观调控、税收与财政、价格与市场、刺激消费、治理通货膨胀等观点，比之现代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也是毫不逊色的。

蓦然回首，我们发现，管仲居然是贸易战的老祖宗，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竟然有过如此先进而卓越的实践！虽然早年混于市井，然而管仲绝不是一个吆喝买卖的小商小贩，而是一个以商兴国、以商崛起、以商称王的大商巨贾！管仲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先进理论和成功实践的经济学家，为后世留下了重要的精神财富。但是很遗憾，自秦统一后的整个古代封建社会，始终是一个官本位的、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中国人对于商业的激情与探索，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过一次昙花一现般的大爆发，自那以后直到现代之前，两千余年中，商业便再也没有闪耀出那种独立而绚烂的光芒了，而管仲无疑是这次昙花一现中的第一道光。

管鲍桓：三个男人之间令人高山仰止的关系

管仲的一生，最主要就是他与鲍叔牙、齐桓公三个人之间的故事。

管仲出身贫寒，四十岁前一事无成，终年劳碌奔波，孜孜求索而无果，最重大的事情就是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而且做得比较糟糕。另外也有从军、从仕的一些经历，皆是一塌糊涂。这个人在拜相之前是个十足的倒霉蛋，干什么败什么，是个被众人讥讽、嘲笑的小丑般的人物，史载管仲“三市三辱”“三战三走”“三仕三逐”，这也是我在《管仲

一箭相国》中大费笔墨刻画管仲曾为“九败丈夫”的根据和缘起。管仲落魄之际，只有一个人视之如宝，这个人就是鲍叔牙。应该说在人生最艰难的几十年中，管仲是没有什么人缘的，只有鲍叔牙一个朋友而已，而管仲恰恰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救命稻草般的知己而骤然翻盘，如火山般爆发了。这是多大的幸运！这是何等的友谊！

历史证明，当时认识管仲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有眼如盲，只有鲍叔牙一人目光雪亮。这是为什么？鲍叔牙早年厮混于市井之间的时候，便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更是一个豪杰人物，大约是常年贩货的阅历，使得鲍叔牙十分识货，继之十分识人。两人合伙经商，管仲屡屡少投本金而多拿分红，鲍叔牙一直无怨无悔。在管仲不断遭受打击的那段岁月，鲍叔牙不离不弃，始终对管仲充满信心。后来齐国大乱，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国君之位，只因管仲是辅佐公子纠的师父，鲍叔牙是辅佐公子小白的师父，于是因缘际会，至亲对决，历史上演了极其惊心动魄的一幕。管仲神射，先发制人，抢先一步将公子小白“射死”在半路上，以为劲敌已除，公子纠铁定登基。不想却是射中了小白腰间带钩，而小白到底是一代霸主，当下随机应变，咬破舌头，吐血诈死，成功骗过了管仲，从而抢先入城，继位为君，是为齐桓公。齐桓公誓杀管仲，满朝响应，是鲍叔牙苦心经营，使管仲死里逃生；再后来，齐桓公欲拜鲍叔牙为相国，而鲍叔牙连番力辞，最终说服齐桓公拜了本要将自己置于死地的管仲为相！可以说，没有鲍叔牙，管仲必死，一代奇才只能遗憾千古！而有了鲍叔牙，管仲陡然间鱼跃龙门，一飞冲天，成就霸业，青史留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由此我们该多么羡慕嫉妒恨啊，管仲怎么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朋友！管鲍之交，鲍叔牙其人尤为可敬！如今，在山东淄博管仲纪念馆中，有一副楹联，主要是写给鲍叔牙的：“交友交心，人生难得一知己；让金让相，天下至纯二楷模”。诚为中肯之论。

第二个成就管仲的人是齐桓公。齐桓公的难得，第一是肚量，第二是纳谏，第三是信任。能起用一个死敌来做自己的相国，而且大约是在二十岁的时候敢于如此决策，这种胸怀和胆识确非常人所及。齐桓公在起用管仲的时候不是没有疑虑，此人聪明之处就在于——师父鲍叔牙是可信的，因为鲍叔牙可信，所以其举荐的管仲也必是可信的，用人不疑，破格拜相。面对管仲所提条件，齐桓公有求必应，尊为“仲父”，并将举国之政悉数托付管仲，这种君臣间的信任度，即使在两千多年后，依旧沉甸甸的，令人感动。齐桓公能够成为五霸之首，并不在于他自身的才具，完全在于他的用人。对管仲而言，他的盖世才华在漂泊半生之后，也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桓公成就了管仲，管仲也成就了桓公，两者一也。这种古代社会中的君臣际遇，加信任无间，加彼此成就，是十分罕见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三国时期诸葛亮出山前，之所以自称管乐，一方面是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是对齐桓公与管仲君臣关系的一种向往。很庆幸，后来刘备也做到了。

管仲平生功业，首先应该感恩鲍叔牙与齐桓公，没有这两个人，历史上不会有管仲。管仲其人，抛却自身才华不论，是极度自信的、坚韧不拔的，是敢于担当的时代弄潮儿。早期贫寒，对富有的朋友大胆张口，丝毫不拘小节；后来历二十余年挫败，万千嘲讽，始终岿然不动，充满自信；危难时刻，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生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桓公敢于破格拜相，管仲便敢于为天下先，此后大兴改革，推行霸政，尊王攘夷，一时功业，无出其右！春秋历史到了管仲出场，才真正迎来了一场质的提升。管鲍桓三人彼此信任、彼此成就，可谓千古难遇，如同神设却又真实发生，实令我辈后人感佩不已！这段传奇结尾处更是波澜再起。管仲临终之际，病榻论相，却并不赞同鲍叔牙接任，因为鲍叔牙秉性过于刚直，只可为将，不可为相，更不可以个人私情而废国家公事。管仲此举光明磊落，更显大贤气度，而鲍叔牙也没有因此而生怨。管仲劝齐桓公亲贤臣，远小人，可惜桓公在管仲死后，并没有做到。最终，身边最为亲近的三个佞臣作乱，一代霸主垂垂暮年之际，被困死于黑室之中，尸横孤床，遭虫蚁啃噬，惨不忍睹。齐国霸业也由此告终。

尊王攘夷对于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周平王迁都洛邑之后，东周开始，整个天下就乱了。当时华夏大地的主要问题一是周天子王权衰落，诸侯各自为政，礼崩乐坏，争权夺利，原有的政治秩序遭到了巨大破坏，呈现出一种集体玩火自焚般的危险倾向。二是在华夏族群的周边，各种异族势力空前活跃，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他们对华夏国家不断侵扰，亡我之心日盛。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内乱，一个是外患，两者交加，便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考验，所谓“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在这种大背景下，与诸多只知争夺一己私利的春秋前期人物不同，管仲自告奋勇、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以一种胸怀天下的民族眼光，第一个思考华夏族如何图存、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尊王攘夷”便这样被管仲作为一面旗帜打了出来，“尊王”意在处理内乱，“攘夷”意在对付外侵，这是管仲针对当时乱局开出的一剂良药。“尊王攘夷”所成就的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功业，它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影响了此后几百年的春秋史。

“尊王攘夷”是管仲的首创，齐桓公因此而成为春秋首霸，值得注意的是，齐桓公之后的几任霸主，大体都延续了这个方针，就连自诩为蛮夷的楚国也不得不因之而调整策略。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国家就是郑国。在管仲主政之前，郑庄公便作为春秋第一枭雄抢先登场，史称“庄公小霸”，可惜这个人的眼界只是囿于郑国一己之私，并且公然挑战天子，射王之肩，所以“小霸”很快就消失了。郑庄公死后，郑国内乱不止，后来他最优秀的儿子郑厉公继位，此君一改其父的“射王”为“尊王”，也开始了争霸之途，只可惜此时齐国霸业正盛，郑厉公的能量自然不能与齐桓公相提并论，所以郑厉公最后一抹夕阳红后，便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从此郑国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强盛。由此可见，管仲“尊王攘夷”是非常符合当时历史所需的，是高明而正确的。本人在《管仲》中关于历史事件的时间记录，一律采用周天子纪年在前，加公元纪年在后的方式，也是暗暗表达管仲“尊王”之意。(www.chuimin.cn)

“尊王攘夷”也以管仲以及齐国做得最为出色。这面旗帜使得齐桓公充当了带头大哥的角色，带领华夏各国在当时险象环生的环境中拥抱团结，蹒跚前行。周王室也因此又延续了几百年的国祚。公元前664年，山戎侵犯燕国，齐桓公救燕，此番援手，齐国军队直接攻灭孤竹国，将山戎的一支彻底消灭。公元前661年，北狄攻邢国，将其国都化为废墟，齐国救邢，并在夷仪为邢国建了一座新都。最惨的是公元前660年，狄人大举攻卫，卫都朝歌被破，卫国百姓被屠，国君卫懿公被杀，卫国基本已亡。齐桓公率军救卫，驱逐狄兵，又在楚丘为卫国另建新都，于是卫国幸而得存……设想如果没有管仲的“尊王攘夷”，当时的华夏当是一番什么景象？“尊王攘夷”在当时只是救亡图存，再延展一些时间，便会发现也是在为华夏文明延续血脉，一个最典型的画面是：赶跑北狄后，卫国在齐国援助下迁都楚丘之时，其国中的典籍文书与祭祀礼器并无丝毫受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种文化意义的功劳，大约是当时的人所预料不到的吧。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孔子才发出一声浩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所以，管仲又被誉为“华夏文明的保护者。”

华夷之辨与孤竹之战

华夷之辨又称“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华夷之辨大约很早就出现了（西周初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始终不绝。这方面第一个提出深远思想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是管仲，有学者称管仲是“华夷之辨第一人”，我是赞同这个观点的。在春秋时期包括管仲那个时代，华与夷第一次大交锋。那时华夏族大体居住在大中原一带，有较先进的文明；而四周的其他民族，统称为夷，大体包括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较落后。可见华夷之辨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域区分，而是一个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区别。中华历史长河中，华夷之辨在异族入侵时显得尤为重要，其核心价值便是保护华夏族群得以延续下去，生生不息以至于今。

管仲立足于他的时代，率先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对于华夏与夷狄的关系，有十六字方针，即“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简单讲，就是华夏各国都是需要包容团结的手足兄弟，而四方蛮夷则是贪婪凶狠的豺狼，兄弟联手，共打豺狼。此便是管仲“夷夏之辨”的中心思想，也是那个时代最最需要的救世良方，也得到了当时华夏各国的一致赞同。金庸老先生认为：中华民族遭遇异族侵略最危险的有七个时期，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第一便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入侵。如此而论的话，管仲可谓中华民族抗击异族入侵第一人！在那个年代，管仲是第一个带头讲这个话的人，也是第一个勇敢投入战斗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人。

不能不说孤竹之战。

事情的起因是公元前664年，燕国遭到了山戎的入侵，燕庄公向齐国求救。管仲力主讨伐山戎，于是与齐桓公一道，率军救燕伐山戎。大军一路直进，最终灭了山戎老巢孤竹国。此所谓孤竹之战。《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

孤竹之战有几个需要关注的特别之处：

孤竹之战是齐国自找的赔本买卖。此次齐国远征，并非为齐国自身利益而战，乃是兄弟之国有难，我义无反顾施以援手。齐国为这次战争付出的包括生命在内的各种代价自不必说，灭了孤竹国后，这些打下来的领土，齐国并无私吞，而是全部归燕国所有。燕庄公实在感激不尽，一路远送齐桓公，不觉送入齐界之内五十里地，按照当时礼仪，“诸侯相送，不出境外”，齐桓公于是又将自己界内这五十里地割给燕国，以为谢礼。齐国等于为他人空忙一场，还赔了五十里土地；而燕国因此一战，北边增地五百里，南边增地五十里，由此才始为北方大国。天下可有这样的战争吗？真有！我一直揣测，梁启超关于管仲“中国之最大政治家”的评论，依据是不是在这里。

孤竹之战是齐国孤军深入并取得胜利的战争。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情况是：此次参战的华夏方只有齐国和燕国，而燕国当时国小民弱，微不足道，又刚刚被山戎扫荡过，所以此战其实是齐国孤军在战。此次劳师远征之际，正是齐国霸业鼎盛之时，霸主齐桓公多次会盟诸侯，有战事时也必是几国联军一起打，为什么偏偏这一次无人响应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当时的华夏族被蛮夷打怕了，要知道连周天子的国都镐京也曾被异族攻破过，各盟国大约都不愿意冒这个险。即便如此，管仲依旧强行，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志士表现出了殊为难得的民族大义和军事自信，终于一战成功！此战，开赴战场的是管仲改革后的齐国新军，这支队伍在冰雪茫茫的北国苦寒之地，将山戎人驱逐出燕国后并没有停手，而是一路穷追猛打，直至将其灭国，大长华夏志气！总指挥管仲在孤竹之战中是“狠”的，这与他在华夏大地数次内战中的“仁”形成了鲜明对比。

孤竹国的独特性。孤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孤竹是商初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国君姓墨胎，系子姓国，与商的始祖契乃是同姓之族。孤竹国在商代中期很是发达，盛极一时，后来还出了两个贤人——伯夷和叔齐，均被司马迁载入了《史记》中。周灭商后，保留了孤竹国爵位，但在其西部建立了燕国，以为管控。再后来孤竹日衰，竟被山戎族占为巢穴——即孤竹国原是华夏之国，到管仲孤竹之战时，此孤竹已非彼孤竹了！孤竹自商初延至春秋，国祚长达九百四十多年，被灭国两次，然后终于从史书中永久消失了，其中曲折，发人深思啊。

孤竹之战后的深远影响。其一，燕国从此崛起，一步步强大起来，以至于后来战国七雄，其名在册。其二，齐桓公作为春秋首霸的地位和威望更加稳固起来。“尊王攘夷”的旗帜更加令人信服，其事业在桓公之后得以延续下去，华夏族和华夏文明因此一战而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其三，在孤竹之战前，华夏族总是被动地被异族欺负，华夷之间虽然也战争不断，但均是敌强我弱，以防为主。孤竹之战是一个质的转折，开主动消灭异族入侵的先河，这一点至今仍被忽视。此后华夏民族的民族自信迅速提升了。晋献公大战狄戎，“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秦穆公大灭西戎，辟地千里，无不有着孤竹之战的烙印。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孤竹之战对整个华夏族所注入的正义能量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华夷之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盲目的、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融合的，在每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总有优秀的中华儿女挺身而出，护佑着我们这个族群，于是中国人由炎黄二帝发展到华夏族，由华夏族发展到汉族，再由汉族发展到中华民族。管仲关于华夷之辨的巅峰之作便是这孤竹之战。在中国漫长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中，这次战争规模很小，遥远模糊，为史书所淡忘，然而我以为此战乃是华夏族抗击异族入侵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战！小觑不得。孟子曰：“春秋无义战。”此论也对也不对，孤竹之战便是具有民族大义的正义之战，是特例乃至孤例，作为中华儿女，应该对孤竹之战致以崇高的敬意！

啰里啰唆，终于将一番胸臆倾泻而出，长舒一口气。忽又颇感不安，不知自己在《管仲》中是否将管仲如是表达明白。由于年代久远，相关资料还是比较匮乏的，执笔时也常常因为某个材料的缺失而苦恼不已，《管仲》里若有错误之处，敬请法家校正为盼。写作与出版过程中，本人曾得到相关朋友、老师、编辑及出版社的种种关心与支持，在此深鞠一躬，谢谢了。

兴酣落笔，意犹未尽，灵思陡然飞来，又偶得小诗一首，取名《管仲歌》，一并录下：

我从山野水畔走来，

茅屋土壁，只有一张弓在。

叹纷纷扰扰，天意难猜，

求索的步伐踏遍国土近百。

毕生知己，一个足矣，

感恩他赐我重生，风华绝代。

我在巍峨城楼高坐，

观黄鹄展翼，云中徘徊。

七鼎味，六簋食，一席酒笑，

擂战鼓，驱兵车，一曲歌哀。

莽莽苍苍，谁可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