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批评来自对样本选择的讨论,即只选择正面案例的求同法容易夸大特定“共性”的作用。此后,学术界进一步的讨论是围绕选择性偏差和尽可能增加样本的做法,一些研究者对加里·金等人的倡议提出了不同看法。在亨利·布兰迪和大卫·科利尔主编的《重新审视案例研究》一书中,许多研究者针对选择性偏差问题进行了反驳。......
2023-08-16
虽然已有多个研究证明VOTAT策略对问题解决成绩的积极作用,但是用PISA这样大样本国际比较研究的log文件来分析的只有Greiff等[3]的一项研究,但Greiff等担心试题本轮转效应的影响,所以只用了各套试卷上半部分的数据(n=16 219)来分析。他们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是用与不用VOTAT策略对学生能否正确画出关系图有没有显著作用。他们将学生分为使用VOTAT策略的和不使用的两组,使用VOTAT策略指的是在顶部、中部、底部3个控制器上都使用VOTAT策略,其他归为不使用的,用卡方检验比较这两组学生在这道试题上答对(得满分)的比例。结果发现有显著差异,在正确画出关系图的学生中有80.9%用了VOTAT策略,而没有画对的学生中有85.6%没有使用VOTAT策略。
笔者针对各个国家总体开展研究,因为各国总体上试题在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分布是均衡的,所以用全样本(n=30 347)来验证这个研究,并且将结合背景因素的分析,拓展研究的内容。
表5-8列出了在3个控制器上运用VOTAT策略的学生和没有在3个控制器上运用的学生,分别有多少画出了正确的关系图,表中数据是加权后的学生分布。利用表中数据计算可以得出,在画出正确关系图的学生中,有82.7%运用了VOTAT策略,在没有画出正确关系图的学生中,有85.6%没有运用VOTAT策略,有显著差异,与Greiff等的研究是一致的。
表5-8 在3个控制器上运用VOTAT策略与没有运用的学生结果比较
Grieff等在研究VOTAT策略与成绩关系时,采用的是卡方检验和相关分析的方法,没有控制ESCS、性别、成绩的影响,本研究将用回归方程检验在控制这些因素的情况下VOTAT策略的作用,如表5-9所示。
表5-9 回归方程中包含的变量定义
注:原始数据转为标准分时按照各国同等权重转换,回归运算时按各国实际学生权重加权(15岁学生总体数量大的国家权重大),所以实际分布标准差不等于1。
回归方程将分三步进行,每一步中包含的自变量不同,有效样本数也会不同。因变量都是计算机化问题解决成绩,采用5个PV值。每一步都用各个国家(地区)的数据分别计算。
第一步,计算VOTAT策略的单因素作用,自变量仅包括VOTAT策略。有效样本30 347个,加权后为1 726 023个。VOTAT策略指数与各国学生问题解决成绩都有显著正相关,策略指数增加1,成绩提高最少为土耳其(64.5分),最大为以色列(108.1分),平均为84.3分。VOTAT策略对学生问题解决成绩解释率最高为匈牙利(50.9%),最低为美国(32.7%),平均为39.6%。VOTAT策略指数对中国上海学生问题解决成绩解释率为38.3%,中国上海学生运用VOTAT策略指数增加1,成绩高83分。过去,我们在对各轮PISA测试分析比较中发现,如果考虑每个因素的单独作用,影响最大的往往是学生的家庭背景,解释率一般在10%~25%之间,学生的元认知策略在影响较大的国家(地区)单因素解释率也能超过10%,学校的纪律风气等单个因素作用超过5%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比较结果说明VOTAT策略不仅对室温控制这道题目有作用,而且对问题解决总成绩的解释率超过ESCS等所有其他单个因素的作用。表5-10列出了中国上海的统计结果,其他国家(地区)结果参见附录3中的附表5-6。
表5-10 问题解决成绩对VOTAT策略的回归
中国上海的回归模型系数和解释率
第二步,控制了ESCS和性别因素后,VOTAT策略对问题解决成绩的作用。因为ESCS有缺失数据,所以有效样本为29 836个,加权后为1 689 159个。将各个国家(地区)样本分别计算,在控制了ESCS和性别因素后,学生运用VOTAT策略指数增加1,问题解决成绩提高最大的是99.2分(以色列),最小的是57.7分(土耳其)。增加了背景变量后,回归方程解释率最高的是匈牙利(56.9%),最低的是爱沙尼亚(35.8%)。中国上海学生在控制了ESCS和性别后,VOTAT策略指数提高1,学生问题解决成绩增加72.5分,模型解释率为44.6%。表5-11列出了中国上海的统计结果,其他国家(地区)数据见附录3中的附表5-7。(www.chuimin.cn)
表5-11 问题解决成绩对VOTAT策略、ESCS和性别的回归
上海的回归模型系数和解释率
加入阅读、数学、科学成绩后,模型的平均解释率提高到72.5%,最低为俄罗斯(62.4%),最高为匈牙利(81.3%),VOTAT策略对各国(地区)问题解决成绩仍有显著作用。各国(地区)在社会经济背景、性别和阅读、数学、科学成绩相同的学生中,VOTAT策略指数增加1问题解决成绩高32.2分。VOTAT策略作用最大的是挪威,指数增加1问题解决成绩增加45.9分,最小的是中国上海,增加23.0分。表5-12列出了和中国上海的统计结果。
表5-12 问题解决成绩对VOTAT策略、ESCS、性别和学科成绩的回归
上海的回归模型系数和解释率
此外,由于问题解决是计算机化测试,我在背景、性别、VOTAT策略和成绩的模型中加入了ICT熟悉度指标进行分析,但是有log数据的42个国家(地区)中有9个没有参加ICT熟悉度调查,所以我选取了有ICT熟悉度数据的33个国家(地区)数据。我从中发现,家庭ICT可获得性(ICTHOME)指标对31个国家(地区)问题解决成绩的影响不显著,唯一有显著正向作用的是中国上海,ICTHOME指标增加1个标准差,问题解决成绩提高8分;该指标对澳大利亚学生问题解决成绩有显著负向作用,在家中用ICT做学校作业(HOMSCH)指标在所有33个国家(地区)中都没有显著作用。
有关思维的痕迹:基于LOG数据的PISA问题解决能力研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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