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用log文件抓取学生解决问题的互动过程发现,匈牙利女生较少运用VOTAT策略,导致了知识获取阶段的成绩差,结果表明运用策略很重要,可以用来解释各组学生复杂问题解决总成绩的差异。Müller等[92]探究了在多个试题中应用VOTAT策略的结果,提出了对该策略概念的修正,使之能适应更广泛的试题。......
2023-10-19
历史上,比较教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学科或领域研究的影响,当前的比较教育仍然借鉴了许多其他学科的新方法。Read等[5]说明了如何使用儿童健康和营养研究倡议(CHRNI)方法来确定未来教育领域研究,CHRNI方法起源于健康研究领域,研究者对这种方法作了改编,使之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新工具。Woo[6]在过去的教育技术研究基础上,利用生态建模,对两个私立国际学校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进行多层次和多角度分析,通过学校生态的可视化来扩展信息技术研究。
正因为比较教育与其他学科有着丰富的联系,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是多样的,包括定性、定量和混合方法。近年来,一些新的方法已经将比较教育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例如,Vavrus和Bartlett提出了垂直案例研究方法[7],认为比较研究不应局限于人口统计意义上的分类或者地理界限(例如国家、地区或民族),而要将地域、教育系统的水平(国家、地区、学校、课堂)以及社会政治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比较。高级统计技术,如多层线性模型(HLM)和项目反应理论(IRT),改进了PISA等国际大规模评估项目的分析。最近还有使用社交网络分析来绘制教育行为者之间互动的研究。
比较教育的创新也体现在对新的数据源和数据库的探索上。比较教育研究者多年来一直利用大规模国际比较数据库的分析来更好地理解世界各地的教育系统,例如,Ünlü和Schurig采用计算类型学方法[8]对TIMSS和PIRLS数据进行了前沿分析。Saraisky[9]利用美国媒体13年来对PISA报道的内容来分析说明媒体在理解国家和国际教育政策研究趋势方面的重要性。(www.chuimin.cn)
刘宝存等[10]指出,在大数据时代,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存在着基于证据的研究严重不足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主要从宏观上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理论、制度、政策进行描述性研究,对其经验教训和启示进行思辨性分析,而基于证据的研究(Evidence-based Research)不足,特别是基于大规模调查研究和大型数据库的研究比较少”。他指出比较教育要适应时代要求,加强大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尝试多种研究方法。特别是“对大多数比较教育研究者而言,最为可行的办法并不是亲自去获取大数据,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大型数据库,要深度挖掘公共数据资源”。我负责PISA中国上海项目数据采集工作多年,对PISA数据指标的来源和意义非常了解,更应该深度挖掘PISA数据的国际比较意义。
鉴于以上几方面的思考,本研究将针对学生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开展不同国家(地区)的比较研究,包括以下几个问题:怎样测评和分析问题解决的过程?不同国家(地区)的学生问题解决的过程和方法有什么异同?学生问题解决的过程对他们的表现有什么影响?怎样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有关思维的痕迹:基于LOG数据的PISA问题解决能力研究的文章
进一步用log文件抓取学生解决问题的互动过程发现,匈牙利女生较少运用VOTAT策略,导致了知识获取阶段的成绩差,结果表明运用策略很重要,可以用来解释各组学生复杂问题解决总成绩的差异。Müller等[92]探究了在多个试题中应用VOTAT策略的结果,提出了对该策略概念的修正,使之能适应更广泛的试题。......
2023-10-19
自PISA 2003首次测评问题解决能力后,PISA 2012再次测评了问题解决能力,但删除了“跨学科情境”,不针对课程领域的内容,突出通用问题解决能力,并且加入了情感维度,即问题解决能力也应包括参与问题解决的意愿。PISA 2015对协作问题解决的定义为:个体有效参与,同两个及以上的成员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沟通理解,共享知识、技能和努力,最终找出解决方案,将问题解决的社会性方面也纳入测评。......
2023-10-19
计划是元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结果来看,上海学生元认知知识掌握处于一般或中等水平,但是元认知调控能力较低。虽然问卷调查可能受到自我报告偏差的影响,但是通过中国上海学生的监控策略指数,中国上海学生阅读成绩解释率对上海学生阅读成绩差异的解释率为7.5%,监控策略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中国上海学生的阅读成绩增加26.5分,是有效度的,说明中国上海学生的元认知调控能力需要提高。......
2023-10-19
log数据指的是从后缀名为.log的文件中提取的数据。在PISA 2012计算机化测试中,log文件记录了学生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时间和采取的动作类型,对log文件的分析可以了解学生阅读的流利程度,在解决有挑战性问题时的坚持性,以及学生处理问题的差异[61]。......
2023-10-19
分别统计以下4个指标:学生运用VOTAT策略的次数。运用VOTAT策略的频次占点击“应用”总次数的比例。表5-7问题解决成绩前10名国家(地区)学生VOTAT策略运用水平注:国家(地区)按问题解决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学生必须在3个控制器上都运用了该策略才算系统运用,统计在3个控制器上都运用了VOTAT策略的学生数。说明上海学生较好地掌握了VOTAT策略。这些国家(地区)VOTAT策略指数均高于0.3。......
2023-10-19
所以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学校层面,深入到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所学校内部,了解这3所学校是如何从传统课程转向基于能力的课程的,从学校教师的视角看问题,包括:教师是怎样界定和解释关键能力的?......
2023-10-19
澳门大学Man-kai Ieong等[2]研究了车票第1题上解决问题过程的最优性,他们比较了前10名的国家(地区),发现澳门只有8.4%的学生用5步买到了正确的车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北在这道题上做出最优选择的学生比例分别为23.8%、8.4%、24.2%,可以说沪、港、澳、台四地最优性都不高,可能与这4个地区的地铁售票机系统与试题呈现的系统差异较大造成的。表5-4“车票”第1题部分国家(地区)做出最优选择的学生比例......
2023-10-19
它表示在很多情况下,问题不会等待解决问题的人和他的决定,而是会随时间而自己改变。动态问题需要问题解决者考虑“时间”因素。内部因素包括解决问题所需的知识的广度,问题解决者的达成水平和领域知识的水平。(二)复杂问题解决的欧洲观点欧洲学派尽管都采用实验室模拟的办法来研究复杂问题解决,但实际上有两个在理论和方法上不同的分支。......
202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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