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的神符号探析：从兽形到人形的自我意识觉醒

2023-10-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先秦时期的文化中审美求“善”思想，如先秦五行思想将自然界中五种物质的相生相克社会化、道德化，形成一套完整的求“善”思想。两汉期间的文化中审美求“善”精神不减先秦。汉代举贤良中贤良的判定标准就是对于“善”的追求。《汉书》中班固对于德行的重视是汉代儒家影响下“善”的审美追求的体现。传统文化对于圣人的“仁”“智”追求即是对“善”的追求。而这种对于“善”的追求正是将外在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我规范。

先秦时期的文化中审美求“善”思想，如先秦五行思想将自然界中五种物质的相生相克社会化、道德化，形成一套完整的求“善”思想。又如先秦儒家思想中孔子因善求美：“尽美矣，又尽善也”的思想；孟子所言“仁者爱人”的仁善追求；荀子主张教化向“善”的思想。《吕氏春秋》论乐中对音乐的社会道德教化作用的肯定，是先秦文化对于“善”追求的又一体现。两汉期间的文化中审美求“善”精神不减先秦。儒家思想中“善”的审美追求深深影响到两汉的社会文化。汉代举贤良中贤良的判定标准就是对于“善”的追求。《汉书》中班固对于德行的重视是汉代儒家影响下“善”的审美追求的体现。“善”的审美文化传统与创作主体对“善”的追求通过以下方面表现。

（一）基于日神文化选择了求“善”之路

“Ruth Benedict曾依据一些原始民族的调查研究认为，从一开始，文化就有酒神型和日神型的类型差异。日神型的原始文化讲求节制、冷静、理智、不求幻觉，酒神型则癫狂、自虐、追求恐怖、慢无节制……他们各有其表达情感的特定方式，而世代相沿，形成传统”^[15]。“善”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体现在日神崇拜的这种理性思维中。“从一开始，华夏美学便排斥了各种过分强烈的哀伤、愤怒、忧愁、欢悦和种种反理性的情欲的展现，甚至也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种具有宗教性的情感洗涤特点的宣泄——净化理论。中国古代所追求的是情感符合现实身心和社会群体的和谐协同，排斥偏离和破坏这一标准的任何情感（快乐）和艺术（乐曲）”^[16]。《山海经》中的黄帝、混沌等意象皆是由太阳衍生而来的。由此观之，是日神型的原始文化选择了儒家，选择了求“善”之路。“孔子对这种传统的承继、保存和传授，是建立在他为礼乐所找到的自我意识的新解释的基础之上的。这个自我意识或解释基础，便是‘仁’。这才是孔子的主要贡献，特别是在思想史的意义……不诉诸神而诉于人，不诉诸外在规约而诉之于内在情感，即把‘仁’的最后根基归结为以亲子之爱为核心的人类学心理情感，这是一项虽朴素却重要的发现。因为，从根本上说，他是对根基于动物（亲子）而又区别于动物（孝）的人性的自觉。他是把这种人性情感本身当作最后的实在和人道的本性。这正是孔子仁学以及整个儒家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始源基地”^[17]。

（二）“善”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多体现在史官文化当中

“所谓史官文化，是指上古三代到秦汉时期以史官为代表的知识阶层所创造的文化。这种文化从巫文化发展而来，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人伦关系为本位，注重‘隆礼’‘敬德’”^[18]。早期的史官是从巫官分化而来的，他们主要从事祭祀、占卜等巫术活动的记录工作。史官文化对于“真”的追求体现在史官标榜实录精神，然而史官实录之笔与“真”之间多数仍旧隔着一层“成王败寇”。《山海经》中的民族祖先经历了圣人化，而失败的部落则被妖魔化了，如共工及其臣子。《大荒北经》记载：“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共工有一位臣子，他的名字叫作相繇。他长了九个头，还长着蛇的身体，他自己盘旋着自绕成一团，贪婪地霸占九座神山来索取自己的食物。《海外北经》记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天神共工有位臣子名字叫作相柳氏，他长着九个脑袋，这九个脑袋分别在九座山上吃东西。相柳氏所触碰之处，就会掘成沼泽和溪流。大禹杀死了相柳氏，相柳氏的血流过的地方都会发出腥臭味，再也不能种植五谷了。如此之类的记载即是圣人“善”化的反面例子。“圣人是人格化的仁，是理性的价值源头，是穷尽经验世界中所有的尧、舜、禹、周公而抽象出的品德集合。这就成了一个超验的伦理本体，而不是一个先验的神意；他并不孤立于经验世界，而是站在一个更辉煌的地方吸引经验世界，是所谓‘立人极’”^[19]。“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华夏文明起源于黄帝。可是，黄帝哪一年登基、在位多少年、建都什么地方、谁是他的大臣、他将王位传给了谁？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按照西方历史科学的标准来看，没有年号、没有在位的年表、没有传承，这是不是历史呢？受到西学东渐影响的现代学者掀起古史辨伪运动，认为商周以上的古帝王叙事都属于神话传说一类，不是信史”^[20]。传统文化对于圣人的“仁”“智”追求即是对“善”的追求。而这种对于“善”的追求正是将外在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我规范。这种转变也是进入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之后的产物。以“善”为目的的文化追求是《山海经》乃至其他作品中没有直接说明，却因根深蒂固而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传统文化精神。

（三）创作主体在传统意识形态大环境下求“善”(www.chuimin.cn)

“西方文化讲真、善、美，注重其分辨与对照，其源头在古希腊；中国文化讲真善美，注重其整合与统一，实起源于西学东渐之后的近、现代”^[21]。中国文化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先秦，一个是五四。这两个文化源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两个源头都处在社会形态的大变革时期。先秦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五四则处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折期。社会形态变革必然影响到意识形态。因此，中国文化讲真善美真不是源于西学东渐后的近现代，而是发生于先秦。“中国美学……强调的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在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22]。从神话学角度来看，“Herbert Fingarette强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礼’，‘礼’是‘神圣的仪式’，具有巫术（magic）性质，正是‘礼’培育出人性，是人性的根源……H．Fingarette说法的价值在于点出了儒家思想具有巫术礼仪的根源这一历史事实”^[23]。在《山海经》成熟时代，儒家必须传播广泛了。“‘礼’不只是“仪”而已，他是上节讲过的由原始巫术而来的那宇宙（天）－社会（人）的统一体的各种制度、秩序、规范，其中便包括对与生死联系着的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心理的规范”^[24]。“情欲变成人际之间含蓄的群体性的情感，官能感觉变成充满人际关怀的细致的社会感受。从而情感和感受的细致、微妙、含蓄、深远，经常成为所谓‘一唱三叹’‘余意不尽’的中国艺术的特征”^[25]。“中国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而不是禁欲性的官能压抑，也不是理智性的认识愉快，更不是具有神秘性的情感迷狂或心灵净化”^[26]。因此，创作主体在传统意识形态大环境下追求“因善而美”。

柏拉图认为在理念世界中最高层次是“善”，因为它最永恒、最真，也自然最美。柏拉图的观点表面来看十分重视“善”，但他的论据则是因为善是最真最美的，依旧是西方以真求美的思维。亚里士多德向柏拉图提出了“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著名观点，再次证明了西方思维对于求真的重视。后来康德在他的三大批判中再次解释“真、善、美”，将三者归为理性。“西方文化传统偏于将三者的关系统一到经验科学和认识论方面，中国儒道两家则偏于将三者的关系统一到伦理主义或本体论方面”^[27]。1927年曾孟朴先生在《真美善》杂志的发刊词中说：“拿中国学术来看：从竖里讲，两汉的经师和清朝的经生考据家，是求真的，六朝晋唐的诗文家，是求美的，周秦诸子，宋明诸儒，是求善的；从横里讲，曾国藩分学术做三类：（一）义理，（二）考据，（三）词章，那么义理是求善，考据是求真，词章是求美。拿世界学术来看：科学是求真，文学是求美，宗教和哲学是求善。若专拿文学来看：那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近美；写实主义，近真；近三十年来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近善。”^[28]

蔡元培先生认为任何人都是以真善美为目的，且认为善是其中最主要的。李慎之先生也认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西方侧重求真，而中国侧重求善。我十分认同这一观点，并且认为在西方侧重求真，中国侧重求善的同时，二者讲美定为最高的追求。也可以理解为中西方各种文化各种民族之间的共性就是求“美”。

传统文化对于“善”的审美追求影响到先秦两汉期间《山海经》的历时创作主体对于“善”的审美追求。

《山海经》中的神符号探析：从兽形到人形的自我意识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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