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神符号揭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

2023-10-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人形“神”的“神”符号来源于先民对自然对象的尊重，这种尊重基于人类生产生活水平与心智认知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产生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心态。这是《山海经》“神”符号形成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大皞凭借建木登上天，黄帝栽培了建木，这就是人形“神”尊重并保护自然的阶段。巫术是《山海经》时代的科学，这种科学也属于历史语境下的科学。《山海经》中的“神”有兽形“神”，有半人半兽形“神”，还有人形

人形“神”的“神”符号来源于先民对自然对象的尊重，这种尊重基于人类生产生活水平与心智认知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产生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心态。随着巫术文化的发展与人们认识自然能力的强化，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具有了一定的理性色彩，政教合一的政治功用也得到了突出，与此同时，“神”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这种心态影响下，产生了第三种类型的“神”符号。这是《山海经》“神”符号形成过程的第三个阶段。

（一）远古先民对自然的尊重是古代神话形象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产生的创作主体心态

远古先民对自然的尊重，既是人类对自然外物中不同物种并存现象的接纳与兼容，也是随着人类自身生产力与科学水平的发展，人类对于自然外物与自身关系的进一步认识。这不同于第一阶段盲目崇拜，也不同于第二阶段对立抗争，它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创作主体心态。如《西山经》记载：“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为祥。”又如《大荒北经》记载：“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妭，雨止，遂杀蚩尤。”当《山海经》的历时创作主体的思维发展到了尊重自然的阶段，或者是他们潜意识中的初民发展到了尊重自然的阶段，这个共时的创作主体笔下的“神”就进入了人形“神”阶段。

（二）创作主体与自然之间共生状态源自创作主体自我意识的自觉

人形“神”的创作手法源于创作主体与自然之间共生状态，而这种共生状态基于创作主体自我意识的自觉。“人对自然的包容发生在人自我意识的自觉时代……因为灵魂只有通过与肉体的相对对立才存在，所以他根本不是自在存在的”^[17]。在人自我意识自觉的时代，宇宙自然皆被赋予了人格化的特征。如《海内经》记载：“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大皞凭借建木登上天，黄帝栽培了建木，这就是人形“神”尊重并保护自然的阶段。

（三）人与自然的共生状态是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的产物

当人类自身的能力得到提升之后，面对大自然时，就不会抱着某种恐惧抑或挑衅的心理，人类反而会寻找到人与自然之间最具善意的相处方式。生产力发展的体现如《海内经》记载：“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再如《大荒北经》记载：“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无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物质文明如“少昊之子食黍”与精神文明如“鼓、延是始为钟”都得到了发展。无论为了巩固政权而宣扬的“天人合一”，还是非功利性的与自然“相看两不厌”，都产生于人类与自然共生这一阶段。

（四）人与自然的共生状态的原因是宗教信仰代替了自然崇拜

“从烛龙、女娲到黄帝、蚩尤到后羿、尧舜，图腾神话由混沌世界进入了英雄时代。作为巫术礼仪的意义内核的原始神话不断人间化和理性化，那种种含混多义不可能作合理解释的原始因素日渐削弱或减少，巫术礼仪、原始图腾逐渐让位于政治和历史。这个过程的彻底完成，要到春秋战国之际。在这之前，原始歌舞的图腾活动仍然是笼罩着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身影。”^[18]《山海经》体现了先秦宗教信仰与巫术崇拜此消彼长时期的价值取向。“弗雷泽认为，这种相信人可以利用外在力量为自己造福的巫术信仰和巫术活动，早于宗教。因为宗教的基础在于相信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随意改变自然的进程”^[19]。道家四方世界，宇宙循环的哲学未必是真的要教人们出世，更多的是带领人们从一个更加宽阔的自然世界角度来看待人生，由此建立一个更为客观理性的人生观，所以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五）人与自然的共生状态前提是发达的科技

发达的科技是相对而言的，正如今天的科学对于2000年以后也许也是一种蒙昧。巫术是《山海经》时代的科学，这种科学也属于历史语境下的科学。“正是科学思想所提供的丝丝光明集合拢来，才愈来愈多地照亮了人类前进的路程，直到作为人类认识误区的宗教的晦暗被彻底扫除干净……弗雷泽关于人类思想方式的一般发展过程，提出了一个公式，这就是：巫术——宗教——科学”^[20]。原始信仰是一种对于自然的审视、认识以及把握方式。而科学文明的阶段是第三个阶段，即共生阶段。也有反对意见认为弗雷泽的理论缺少了实践环节。“万物相连论使得斯多葛派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将占卜与其他推算技艺一视同仁。至少他们是将占卜归入了当时的‘科学’范畴。斯多葛派认为‘科学’的基本状态在于明确区分原因与结果：他们将前者视为‘有形实体’，将后者，即事务本身视为‘无形实体’。而根据他们的学说，征兆本身与征兆预示的结果之间关系是一致的：两者都是事务，因此他们都属于‘无形实体’一类。这就是说，斯多葛派认为预测依据的是事务之间的非因果性的关联状态。举一个简化的事例：燕子低飞预示了暴风雨的到来，但是‘燕子低飞’这一现象对于‘暴风雨’这一事件来说只是一个‘预兆’，而决非其‘原因’”^[21]。“‘人的自然化’包含三个层次或三种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环境、自然生态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友好和睦，相互依存．不是去征服、破坏，面是把自然作为自己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美好环境，这是‘人的自然化’的第一层（种）意思。二是把自然景物和景象作为欣赏、欢娱的对象，人的栽花养草、游山玩水、乐于景观、投身于大自然中，似乎与他合为一体，这是第二层（种）含义。三足人通过某种学习，如呼吸吐纳，使身心节律与自然节律相吻合呼应，而达到与‘天’（自然）合一的境界状态，如气功等等，这是‘人的自然化’的第三层（种）含义，包括人体特异功能对宇宙的‘隐秩序’（D．Bohm）的揭示会通，也属于这一层（种）的‘人的自然化’”^[22]。由此可见，巫术其实就是在朴素唯物主义之下的一种朴素的实践归纳法。

通过对比以上三个发展阶段，共时创作主体对于自然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整个历时创作主体的造“神”心态与手法变化的规律。随着人类的觉醒，人形符号注入神形之后，兽形逐渐褪去。人类生产力的进步与科学发展水平有了提高，《山海经》的历时作者对于自然外物的认识逐渐清晰，远古先民的自我意识也不断完善趋于理性。

《山海经》中的“神”有兽形“神”，有半人半兽形“神”，还有人形“神”。在原始先民强大的想象力的驱使下，兽形、半人半兽形、人形等不同的“神”形背后隐藏着远古先民与自然之间不同的关系。兽形“神”来源于自然对先民的制约心态，这种模仿自然的手法体现出远古先民对自然的依赖。半人半兽形“神”来源于远古先民对自然的改造，这种改造自然体现出对自然的抗争，背后隐藏着对自然外物对抗的欲望。人形“神”来源于对自然的尊重，对自然尊重体现出远古先民人与自然共生。

本章通过历时思维与共时群体性思维的对比分析，得出《山海经》的作者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造“神”心态，并且使用了不同的造“神”手法。不同的造“神”心态与手法分别源自自然对先民的制约、对自然对象的有意识改造，以及对自然的尊重。首先，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兽形“神”的“神”符号形成来源于自然对先民的制约，这种模仿基于对自然的敬畏心理。其次，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半人半兽形“神”的“神”符号形成来源于先民对自然对象的有意识改造，先民改造自然过程即是远古先民的自我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最后，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山海经》“神”符号形成是巫术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随着人们认识自然能力的强化，自然带有了一定的理性色彩，政教合一的政治功用性被突出了，神的形态得到了改变，体现出人们对自然的尊重。这三个阶段也吻合佛家看待人生的三个阶段，即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由此产生下了盲目崇拜自然，对立抗争自然，以及和谐尊重自然三个不同心态下的，三个造“神”阶段。这三个不同的心理发展阶段就是《山海经》“神”符号形成的原因。

【注释】

[1]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页。

[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2页。

[3]〔英〕弗雷泽（Frazer J．G．）：《金枝》，徐育新等译，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4]龚维英：《原始崇拜纲要》，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第1页。(www.chuimin.cn)

[5]龚维英：《原始崇拜纲要》，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第2页。

[6]龚维英：《原始崇拜纲要》，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第2页。

[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8]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9]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10]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11]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