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金属建筑发展与影响

本章的论述实际上有两条线索：

线索一，是围绕金属建筑意匠的实现，从捐资者、组织者、铸造者三方分析，讨论不同类型的项目中，金殿、铁塔的设计意匠是如何被提出、落实、传播的。武当山金殿是典型的皇帝资助的项目，不仅是武当山宫观建筑群的点睛之笔，还凝聚着皇帝的政治神话，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推崇，并实际上成为武当真武信仰传播的符号。本章展现的内容，是从另一个层面表达这种落实与传播的途径：

第一，道士、僧侣等具有良好修为的教内人士作为项目的组织者，能够在宗教建筑项目中贯彻自己对宗教理论和艺术表达形式的主张，使得金属建筑的象征意义、装饰艺术都能保证较高的品质。

第二，见多识广的大宦官作为主要捐资者或组织者，可能会在项目中体现出自己的经历和理解，建筑的宗教象征意义、装饰艺术亦能有较高的保证。反观一般基层信众自发组织的项目，则可能由于理解和见识的局限，加之金属建筑又非工匠日常接触的项目，就使得项目的水准良莠不齐。

第三，在工匠方面，如果我们将可知的工匠来源地全部标在一张图上（图12-26），可知他们集中于几个矿冶传统深厚的地区：荆襄地区、晋南、豫西北、陕东地区、昆明、宋代苏州等地。反过来这也说明，金属建筑作为不常见的项目，其技术并不普及。

图12-26　金属建筑工匠来源地

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万历十年（1582）明时期全图及各布政图为底图

第四，多数金属建筑都是由非本地的工匠团队，或者外来工匠与本地工匠一同铸造的。再加上经常有捐资者、组织者的跨区域活动，和对金属建筑搬运的行为，就使得一些金属建筑个体并没有进入所在地的建筑样式系统和技术系统，并不能反映本地特色。无论是工官营建的还是民间自己运作的都存在这个情况。金属建筑有这个情况，木构建筑、砖石建筑其实也会有类似的情况。这也提醒我们在建筑史研究中应多加审视那些凝聚了多方力量的个案，是否也存在匠系与地域做法的错位问题。

本章更重要的一条线索，则是试图透过金属建筑的物质实体，打开一个社会剖面，回到历史上的社会原境，来看元、明、清（尤其是明代中后期至清初）的民间工程项目是如何运作的。

只有武当山与泰山拥有皇帝直接敕建的金殿，更多的案例则是民间信众的努力。在明代，人们热衷于道教的真武、碧霞元君信仰，以及佛教。金属建筑作为流行的物质文化，以其得天独厚的文本记录作用，让我们看到萌芽于元代、始于明初而风行于明后期的那一场金属建筑风潮，及其折射出的明代社会。

透过金属建筑，我们仿佛看到蒸腾的高炉、红火的铁水、以及刚出炉的铜合金耀眼的金色。静穆的金属建筑背后，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为了实现金属建筑而孜孜努力的社会各界人士。这其中有道士与禅师的夙愿和运作，地方耆老、还乡大宦官的功德，基层宗教团体会首、社首的致力，来自各矿冶中心金火匠人的悉心设计，形形色色的百姓、底层宦官、膨胀的朱氏宗族及府内人员、卫所堡垒的中下级军官，还有客居他乡的各地商人的贡献。半个中国的人们在捐资的时候都会听说，妙峰禅师的项目背后拥有当今皇太后的赞助；而平阳地区那几座山头周围的人们在捐资造金殿的时候，又会暗下决心，要让自家门口的老爷顶（而不是邻县的）成为真武大帝所居之处。

这些社会各界人士并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的管道组织起来的，而是令人称奇地通过基层香会、行会、宗教团体、寺院之师徒关系等种种民间的组织网络，行动起来，让资财、金属，以及他们的功德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辗转移动，竞相出现。诚如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论：“明代中国的特色不在国家，而在社会；只有在社会中，我们才能最敏锐地感受到人口膨胀、交流网络的扩张、迅速的商业化以及新的批判思考方式等带来的影响。”^[60]这样看来，金属建筑就不仅仅是一座座奇异的、非主流的建筑物，它们本体上镌刻、铸写的也不仅仅是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名字——它们既是宗教思想与宗教艺术的具象建筑表达，又是基层社会生机勃勃的各种网络，各种关系、斗争的真实记录和凝结。

如果我们再引申一步的话——在社会史分析视角下呈现出的古代金属建筑工程生产、经营的作用机制，以及人们对建筑“奢侈建筑”“话题性”的塑造，又何尝不能与今日中国之纪念性建筑，尤其是宗教建筑项目中“意”与“匠”实现的过程，以及各种社会权力、网络的运作相印证呢？

【注释】

[1]底图摹自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3-4

[2]底图自刘镇伟主编. 中国古地图精选[M].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44

[3]明《寰宇通志》：“武当观在黄鹤楼东，宋崇宁间建，国朝洪武间初建，正统十一年重修。”见：[明]陈循等.寰宇通志[M]. 卷五十. 第十三页. 台北：广文书局，1968

[4]底图自［清］裴天锡，罗人龙.［清康熙二十六年］湖广武昌府志. 图考.北京：国家图书馆.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5]［清］裴天锡，罗人龙.［清康熙二十六年］湖广武昌府志. 卷二. 第二页. 北京：国家图书馆.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6]［清］陈元京，范述之. ［乾隆五十九年］江夏县志. 卷一山川. 第三页. 北京：国家图书馆.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刻本

[7]转运殿内光线过暗，笔者使用高倍数码照相机，配合图像增强处理软件，才勉强辨认出。另一侧鸱尾亦有铭文，然而在笔者的考察条件下已难以辨认。盼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能清晰采集到这两处铭文，并尽早予以公布。

[8]杭州路的两项记录为同一家人，见铭文7、37号。

[9]见杨立志. 三山滴血派与武当清微派[J].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20 No.5(10): 6-8

[10]《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中“三十六岩”：“紫霄岩，一名南岩，一名独阳岩，在大顶之北，……品列殿宇，安奉佑圣铜像，绘塑真容，至元甲申[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住岩张守清，大兴修造，叠石为路，积水为池，以太和紫霄名之。”见中国武当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M].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7

[11]据《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中《三十六岩》：“紫霄岩，一名南岩……品列殿宇，安奉佑圣铜像”。原文“佑圣铜像”后有注云：“元真乙未，方士王道一、米道兴，募缘众信，于卢陵铸成。“元真乙未”，即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

[12]巫鸿在讨论中国艺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复古”模式时，总结了四种体现复古意图的模式：“第一种模式体现在复古主义与儒家学说的紧密关联中”；“第二种体现复古意图的模式是不断出现的复古与‘华化’的联系”；“复古意图的第三种模式反映在文人画家和书法家持续不断地再造古典风格的努力中”；“第四种复古意图的模式可以在那些使中国加速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艺术和建筑项目里找到”。小铜殿的图像所代表的“复古”模式并不能为上述四种模式所概括，而体现的是宗教系统中的建筑项目、艺术作品与正宗性、权威性的关联。巫鸿著，梅枚、肖铁、施杰等译. 中国艺术和视觉文化中“复古”模式. 见：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3-30。作者在文中仅提出这四种模式，但强调“绝不排除还有其他模式的可能”。

[13]“正德间，即其中为元君殿。尝谴中官致祭，有御祝文勒殿东壁”。见［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乾隆癸巳年（三十八年，1773）. 第三十九页，聂氏杏雨山堂。

[14]对此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此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它是碧霞元君信仰在当时的流行程度、教团势力的证据。

[15]见：［清］王荣陛修，方履篯纂.［道光］武陟县志. 卷十九古迹.第十二页至十三页，道光九年刊本，见：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四八一号河南省武陟县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778-779。“三官庙……一在木栾店”。有何瑭《重修三官庙记》：“曰武陟之木栾店东南巷口旧有三官庙一所，盖元时之所建也。国朝永乐初年庙貌倾圮，遗趾尚存。正德改元上元之夜，市人毛雄、张瑄、郭洎共议修复。……其［地］东西十一丈，南北九丈。既定修庙之事，乃推道士郜某，居民曲洪、王聪董之。……乃起立正殿四楹，中塑三官像，东大王殿四楹，西子孙殿四楹，道院房数楹，钟楼二楹，约费银三千两。”

[16]［明］释德清.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六. 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137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28-632。

[17]［清］刘名芳.［乾隆］宝华山志.卷十二. 第一页至十四页.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473-499

[18]印光法师编. 峨眉山志. 卷五. 上海：国光印书局，民国二十三年秋月（1934）：第十三页

[19]表格内容综合整理自[明]释德清. 憨山老人梦游集. 卷十六. 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 137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28-632；［清］刘名芳.［乾隆］宝华山志. 卷十二. 第一页至十四页.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473-499；及印光法师编. 峨眉山志. 卷五. 上海：国光印书局，民国二十三年秋月（1934）：第十二至十三页。《梦游集》版多有脱字，且细节不如《宝华山志》所录版完整、连贯。

[20]印光法师编. 峨眉山志[M]. 卷五.上海：国光印书局，民国二十三年秋月（1934）：第十三页

[21]五台金殿门槛上还刻有“山西蒲州万固寺比丘……”字样，惜已无法看清。妙峰禅师于蒲州万固寺受业，这条铭文也有可能是关于他的记录。

[22]“予［憨山］先登舟，径长发。师［妙峰］追至德州乃及之。遂同行至卫辉，从陆载小车二十辆随之。……及渡孟津，予别往少林谒初祖。至渑池，师即前行，撇下经车，嘱仆夫云待后师至，随之。……及至蒲坂，王见予甚欢。”。见：［清］刘名芳.［乾隆］宝华山志. 卷十二. 第五页至六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482-483

[23]相关记录如：（临清州监察御史）、232号（真定府刑厅门役）、253号（钦差山东都司军政佥书前征播善后遵义游击管副总兵事、宣府前卫都指挥江万凡）、448号（天津卫指挥原任天城城守备吴国相）、451号（真定府刑厅书办）、452（钦依杀胡堡守备都指挥石邦屏）、453号（钦差监督临清钞关户部江西清吏司主事程嘉实）、454号（钦差监督山东河南等处粮储户部山西清吏司员外郎晏朝寅）、470号（钦差分守宣府西路万全右卫等处地方副总兵都指挥佥事孙维，见住将军会守备孙弘谟）、656号（陕西榆林卫镇守□井固四镇总兵官左府佥事实授都督同知张□）、657号（钦差镇西将军铺守延绥等处地方左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张康□）、658号（前镇守宁□等处四镇总兵□左府佥书□投都□□张□□）、659号（钦差镇西将军镇守延绥等处北方总兵官右军都督方……）、811号（□□善文敬戊子科进士现任湖广汉阳府推官智□大）、812号（□□□□□显府前卫前所副总兵都督府觧生）等等。(www.chuimin.cn)

[24]“初，登奉敕送大藏经于鸡足山，归而礼峨眉，发愿铸三大士渗金像，而以铜殿供之。”印光法师编. 峨眉山志. 卷五. 上海：国光印书局，民国二十三年秋月（1934）：第十二页。

[25]［明］释德清.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六. 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137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99：628-632

[26]［清］赵吉士辑. 寄园寄所寄. 卷六. 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M]. 第1196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99：686

[27]见东铜塔东面铭文：“云南省城铸匠魏时松，男魏思忠、魏思孝。」拨腊匠韩进忠、杨春荣、粟宝儒。」改撒匠杨寿荣、男杨景明，袁春荣。」打摩匠赵守周、张奇”。西铜塔北面铭文亦有可印证的内容：“云南铸匠魏时松，同缘男魏思忠、陈氏，魏思孝、王氏，魏助秋、女□守昆。韩进忠。打磨匠赵週守……”

[28]墓志全文见：焦晋林. 海淀出土明代杜茂墓志考释[DB/OL]. http://www.bjww.gov.cn/2008/8-6/152359.html，2008-8-6。该文作者当时可能并不了解杜茂曾经在家乡发起捐建过咸阳千佛铁塔。杜茂墓志现藏于海淀博物馆。墓志盖长74 厘米，宽74 厘米，盖文三行，满行三字，篆书“司礼监太监杜公墓志”；志长78 厘米，宽78 厘米，志文36 行，满行42 字，正书。墓志内容提到了其父杜三聘、母王氏，弟杜继芳、侄杜维翰，可与铁塔铭文相印证。

[29]《明史·神宗本纪》：“［二十九年春三月］武昌民变，杀税监陈奉参随六人，焚巡抚公署。夏四月乙酉，征陈奉还，以守备承天中官杜茂代之。”见：张廷玉. 明史[M]. 卷二十一. 北京：中华书局，1974：282

[30]史红帅，吴宏岐. 明代西安城内皇室宗族府宅相关问题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 16（1）：69-78

[31]吴宏岐，党安荣. 关于明代西安秦王府城的若干问题[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03）：149-164

[32]见第1层西南面北侧抱框以及第3层西北面铭文。

[33]见第 1 层西北面的天王像北侧铭文。

[34]《隋书·百官志》：“太府寺，掌金帛府库，营造器物。……诸冶东道，又别领滏口、武安、白间（白间，职官分纪卷二二作“白涧”）三局丞。诸冶西道，又别领晋阳冶、泉部、大、原仇四局丞。”见：［唐］魏征等.隋书[M]. 卷二十七. 北京：中华书局，1974：751

[35]《元史·食货志》：“（铁在河东者，……）至武宗至大元年，复立河东都提举司掌之。所隶之冶八：曰大通，曰兴国，曰惠民，曰利国，曰益国，曰闰富，曰丰宁，丰宁之冶盖有二云。”见：［明］宋濂等. 元史[M].卷九十四. 北京：中华书局，1976：2381

[36]据《明太祖实录》：“明洪武七年[1374]四月，命置铁冶所官，凡十一所，各所岁炼铁额：潞州润国冶、泽州益国冶岁各一十万斤。”关于泽州的冶铁业，另可参阅：杜正贞，赵世瑜.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J]. 史学月刊，2006（9）：65-78

[37]［清］范绳祖, 庞太朴. 高平县志.古迹. 清顺治十五年（1658）

[38]然而在阳城县润城镇，栗氏匠人仍然影响很大。据称“相传明崇祯年间润城有栗氏专为宫廷冶铸用器，其冶铁炉被封为‘侍诏炉’。润城砥洎城的镇寨铁牛及镇内外四十余座庵寺庙观中的铁钟、铁佛、铁狮多是栗氏家族的杰作。润城屯城东岳庙中至今还存有栗氏铸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一只大铁钟。”见张敏旗.明清时期的阳城工商业.[DB/OL].晋城在线http://www.jconline.cn/Contents/Channel_1721/2007/1009/16815/content_16815.htm，2014-9-10。对这段史料笔者尚未至现场踏查验证，亦未核实证出何处，暂列出待考。

[39]据五台山铜殿西面南侧抱框上的铭文：“铸造金殿、金塔匠信官刘元春，系陕西西安府泾阳县石桥里人，」男刘之纲、刘之强、刘之奇。」徒弟蓝国正、罗高松、罗乔松、梁宗富、彭高、杨政、王科」郭荣、王成。”笔者录于2009年7月。

[40]据兴平文庙西醮炉一层铭文“泾阳县金火匠陈光通，侄男陈信山、陈成□、陈可□、陈成凤、陈成英造”，笔者录于2009年7月。无独有偶，这批金火匠人也姓陈，不知与咸阳铁塔的陈氏匠人有无关联。

[41]关于晋东南、晋西南及陕西合阳、华县等地的瓜棱斗案例，端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俞莉娜同学提供照片，谨此致谢。韩城普照寺照片引自吉富遥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08级田野踏查及测绘实习报告. 北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8。

[42]从逻辑上说，泾阳当然也可能曾经有过瓜棱斗与斜栱组合的形制，只不过没有保存至今。这至少可能说明原本即使有，数量也不多，因而未能保存至今。在没有本地样本证明的情况下，笔者相信咸阳铁塔的瓜棱斗经栗氏匠人与晋东南、晋南的联系更具说服力。

[43]此处按各铜殿建造年代的上限来算。

[44]“敕正一嗣教真人张宇清：……今宫观告成，神明屡显休应……然此名山胜境，必得高人羽士以住持看守。大圣南岩宫，已尝命右正一孙碧云为住持外，其三处尔即选有道行者各二人为住持，别选至诚敬谨道士，每处各五十人看守。如一时选拣不如数，随尔所选得若干人，就分派四处看守，精进修行，兴隆道教。故敕。永乐十一年（1413年）八月二十五日。”“永乐十一年：礼部奏武当山住持道士事。奉圣旨：‘着道录司行文书，去浙江、湖广、山西、河南、陕西这几处，取有道行至诚的来用。钦此。’”见［明］任自垣.［宣德六年］敕建大岳太和山志. 卷二大明诏诰，见：中国武当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M].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02-103

[45]道众名录见［明］任自垣.（宣德六年）敕建大岳太和山志. 卷八，见：中国武当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M].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281-285

[46]［清］李升阶纂修. ［乾隆］赵城县志. 卷九坛庙. 见：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七］[M]：（第七册）. 北京：中国书店，1992. 171。另见：安锡祚重修，刘复鼎著.［顺治］赵城县志.学校志，顺治十六年（1659年）版.第五十三页；释力空原著，《霍山志》整理组整理. 霍山志[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4

[47]安锡祚重修，刘复鼎著.［顺治］赵城县志. 学校志，顺治十六年（1659年）版：第五十三页

[48]“按真武即北方元武也。陆稼书先生以为元冥水神。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元冥师，生台骀，能业其宫于晋。据此则当为汾河之神矣。”见：［道光］直隶霍州志. 卷十四，霍州：霍州衙署，道光六年（1826年）：第十四页

[49]碑文见本书第六章，6.2.4节。

[50]笔者录于青龙山真武庙，2009年7月6日。全文见附录二。

[51]［清］刘棨修，孔尚任等纂. ［康熙］平阳府志.卷三十五杂志. 见：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六）[M]. 北京：中国书店，1992：826

[52]［清］赵三长等修，晋承柱等纂.［顺治］洪洞县续志. 祠宇，顺治十六年（1659年）版：第一百十页

[53]相关论著如赵世瑜. 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J]. 中国社会科学，2005(02): 189-203；行龙《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张俊峰《明清以来洪洞水案与乡村社会》，均见：行龙主编. 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54]赵世瑜. 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J]. 中国社会科学，2005(02): 189-203

[55]赵世瑜. 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J]. 中国社会科学，2005(02): 189-203

[56]T. Veblen. The Theory of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acmillan, 1899. 转引自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中的“纪念碑性”[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2。

[57]B.G. Trigger. Monumental Architecture: A Thermodynamic Explanation of Symbolic Behaviour.In R. Bradley, ed., Monuments and the Monumental. World Archaeology special issue, 22.2: 119-132. 转引自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 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中的“纪念碑性”[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2

[58]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 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中的“纪念碑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2,32,87

[59]如人们在题咏铁塔时就会特别提到铁塔“非土非木亦非石”——如果这是常见的现象的话，为什么值得一提呢？可见在人们心中，以铁造塔还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值得一提的现象。原诗为聂登第《玉泉铁塔歌》，见［清］玉泉寺志. 见：中国佛寺史志汇刊[M]：第三辑第17册. 影印广东编译局本. 台北：丹青图书公司，1985：473

[60][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陈时龙译. 明代的社会与国家[M]. 合肥：黄山书社，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