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2-4小铜殿铸造地点与捐资者分布区域底图:康熙二十六年江夏县图。图12-5小铜殿鸱尾旁的铭文因此,700年后的今天,今人仍能轻易认识到梅亭山炉主的“著作权”。“襄阳金火匠人”铭文的发现,正可以合理解释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至于为什么组织者会委托异地的两家工匠来建造小铜殿的不同部位,铭文没有记载。或许可以推想,是因为这位襄阳金火匠人的设计,比梅亭山炉主的设计更令组织者米道兴和王道一满意。......
2023-10-18
“河南怀庆府河内县清上乡李封村金火匠张庆、张英、张增、张宝、张祐、张杲;金火匠刘得川。大明嘉靖十二年八月吉日造。
坯匠[瓦匠?]王堂、殷氏。信人孙美、韩氏。”
铁塔北面第3层倚柱上也有匠人的名字,见铭文第165号:
“金火匠人刘得川;李封村金火匠张佑。”
可见,这里也有两组金火匠人,一是河内县李封村的张氏金火匠人,另一是金火匠人刘得川。另有一位“坯匠”或“瓦匠”,有可能是建造砖芯的匠人(此处尚存疑)。铁塔的铸造地前已述,在“怀庆府武涉县木栾店南头三官庙安炉铸造”。金火匠来自怀庆府河内县,铸造地木栾店位于怀庆府武陟县。工匠是从较西(较远)的河内县请到武陟县来铸造铁塔的,造完向东运至泰安。整体的移动方向符合逻辑(图12-7)。(www.chuimin.cn)
木栾店位于武陟县东十里,与武陟县城隔沁水而望,是沁水入黄河口较为重要的码头。这里是山西、河南物资交流、转运集中之地,交通方便、物资丰富。因此可能选择在此铸造铁塔。考“木栾店南头三官庙”,据明代《重修三官庙记》[15],始建于元代,明正德元年(1506)当地人商议重建,位于木栾店东南巷口。三官庙本身规模不大,记载也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正德元年负责修庙的督工者:“既定修庙之事,乃推道士郜某,居民曲洪、王聪董之。”这里的居民曲洪,可能与前揭泰安铁塔铭文32号中的几位曲姓“督工施主善信人”有关。这或许能为解释为何铁塔在三官庙生炉铸造提供了一点线索。
武陟县、原武县并非没有铁匠(铭文88号就有原武县铁匠的记录),为什么要去请河内县的工匠?这可能是因为在组织者看来:河内县是怀庆府府治所在,工匠更集中;而且离山西泽州更近(怀庆府北与泽州接壤),工匠可能水平更高。泽州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冶铁中心,关于泽州的冶铁传统,详见本章稍后对咸阳千佛铁塔铸造工匠的讨论。
与出于两位道士精心运作的武当山元代小铜殿相比,泰安铁塔的组织者并非道士,而是豫西北的善信人。他们通过村社、香会等基层组织和民间宗教团体,在募化的规模和效率上都大大高于道士依靠自身的募化。但在设计水准上,与其他几座明以前的铁塔相比,泰安天书观铁塔虽然在结构和内部空间方面更进一步,但建筑形象和艺术水平与之前的铁塔相比明显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其建筑形象和象征装饰,既没有模仿刻画斗栱、柱枋,也没有使用艺术水平较高的造像、浮雕或纹饰。这倒未必全归咎于工匠的铸造水平,而更应当追究组织者(亦即督工者)的责任。这是因为:
一方面,对于金属建筑这种非经常性的委托项目来说,工匠很可能根本没有可供参考的适当的经验——即使他有很高的铸造技术。因此最终成果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来自委托者提出的具体要求和期望。
另一方面,对于宗教建筑这一建筑类型来说,其手法、宗教思想和象征意义的运用和表达,既来自造庙工匠的技术水平和专门化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来自委托者对宗教的理解,及其对宗教艺术表达的诉求。因此教内的道士、僧人,以及对宗教思想有较深入认知的(或见过较多寺庙的)官宦,都可能提出一些切中肯綮的、具体的设计要求和思路。而一般的平民信众,相比之下则可能缺乏这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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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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