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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金属建筑材料设计的智慧:透过检测数据揭示的成果

【摘要】:本章基于大量的XRF分析数据,首先判别明确了各个铜殿、铜塔的合金成分。XRF分析看似是材料学的研究方法,但本书以建筑史研究的眼光来设计检测和分析方法,辅以GIS表达平台,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了突破。进而,研究才能深入到材料设计这一层面,才得以进一步对中国传统技术哲学和材料观念进行探讨。本章讨论的材料观,将建筑看做一个完整的作品,对材料的选用有整体的理念和策略。

本章基于大量的XRF分析数据,首先判别明确了各个铜殿、铜塔的合金成分。在此基础上,将铜殿、铜塔置于冶金铸造史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放在科技史中考量。一方面,总结其科学价值及其在技术史上的意义;另一方面,本书探究的不仅是数据、合金种类,更重要的是数字背后的经验、思想、智慧,是以技术史的方法为工具来进行建筑理论的探讨,从而继续深入对传统建筑科技水平的认识和评价。

此时,铜殿的成分数据就不再是一组组干枯的数字,而成为我们透过工程现象,探讨设计理念和理论的钥匙。

检视本章的研究进程,本书采用的技术路线是上述研究取向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XRF分析看似是材料学的研究方法,但本书以建筑史研究的眼光来设计检测和分析方法,辅以GIS表达平台,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了突破。正是由于采取了以建筑构件为基本单位来进行分析的方法,也只有以这样的方法,才能观察到像昆明铜殿铜合金分布这样的重要现象。进而,研究才能深入到材料设计这一层面,才得以进一步对中国传统技术哲学和材料观念进行探讨。

本章讨论的材料观,将建筑看做一个完整的作品,对材料的选用有整体的理念和策略。这里的材料设计既有基于传统技术理论的、出于材料机械性能表现的谋划,也有更高层面的,带有理想化色彩或哲学意味的设计。无论是对“六齐”的延续,还是对“刚柔并济”的应用,都有着这两个层次的意义——首先是技术智慧、传统经验的传承和应用,体现的是材料应用的水平和传统科学技术的成就;更进一步,是出于整体设计理念和哲学概念,带有一定理想色彩的追求和阐释,表达的是传统建筑设计的理论高度和丰富内涵。

此外,我们看到:铜殿、铜塔的设计建造者在建造铜殿、铜塔这种比较独特、非主流的建筑(与传统木构建筑相比)时,无论是在材料设计上,还是在细节的建造手法上,都比较纯熟。冶金技术思想和具体手段的引入和纯熟应用,提示我们当时的铸匠可能在整个建造团队中起到了主导地位。

至于铁塔的XRF分析,虽然本书从略,但以构件为单位进行测试分析仍然是有意义的。例如第三章展示了笔者所做的一项工作,即以锰(Mn)的含量来判断梅州千佛铁塔的南汉原件和当代补铸件,其识别的准确度相当可靠。这项分析对这种不进行标识的复原工程来说尤其具有意义[50]

【注释】

[1]个别案例除外。如1998年昆明冶金研究院受云南省文化厅及园林局委托,曾为清洁金殿表面而做过金殿殿身材料成分分析,并发表论文称金殿为青铜铸造。但实际上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详见本章第六节。

[2]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From Peking to Mandalay: A Journey from North China to Burma through Tibetan Ssuch’uan and Yunnan. London: J.Murray, 1908. 104; Edward C. Baber.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82.140; Virgil C. Hart. Western China: A Journey to the Great Buddhist Centre of Mount Omei. Boston: Ticknor and Company,1888:240-245

[3]D.C. Baker: Tai Shan: An Account of the Sacred Eastern Peak of China(reprinted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1971), originally 1924

[4]Needham J,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Wang L and Lu G D.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4:pt.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142

[5]Joseph Needham, The Development of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in China,London: Published for the Newcomen Society by W. Heffer, 1964:71。李约瑟在介绍碧霞祠青铜瓦时,补充说“有文献认为是黄铜或红铜”,可见对此问题是在意的。

[6]此方面近年较重要的文章如周卫荣. 黄铜冶炼工艺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J],见:国学研究. 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15-331

[7]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639-641。本节中关于现代冶金工业中各种铜合金名称的定义均引自此。

[8]卢嘉锡总主编,赵匡华、周嘉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179-187

[9]何堂坤. 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343

[10]当代研究见赵匡华. 我国历代“黄铜”考释[J]. 自然科学史研究,卷6(4):323-331。历史文献见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九:“鍮石似金。又云:西域以铜铁杂药合为之。”卷六十:“鍮石似金而非金,西戎蕃国药炼铜所成。有二种鍮石,善恶不等;恶者较白,名为灰折;善者较黄,名为金折……亦名真鍮,俗名‘不博金’是也。”此药当指炉甘石。这是唐代文献关于西域人工点化黄铜的记载。“真鍮”当是西域所产颜色较黄,质地较好的黄铜。独孤滔《丹方鉴源》卷上:“武昌铜出鄂州白慢,可点丹阳银及鍮石。”卷上第二,《道藏》第596册。《宣德鼎彝谱》:“仅有暹罗王剌迦满蔼所贡良铜,厥号风磨,色同阳迈,朕拟思惟所用,堪铸鼎彝,以供郊坛、太庙、内廷之用。”[明]吕震《宣德鼎彝谱》,见:丛书集成初编[M]:第1544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3:1

[11]韩汝玢,孙淑云,李秀辉,等. 中国古代铜器的显微组织[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2(02): 223

[12]何堂坤. 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151

[13]“在铜锡铅三元合金中,含锡12%~13%青铜中加入6%的铅时,总的力学性能较好”。引自Chase W T. “Ternary Representa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 Compositions Archaeological Chemistry II”,Advances in Chemistry Series 171 [M].Washington, D C: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978,转引自韩汝玢,孙淑云,李秀辉,潜伟. 中国古代铜器的显微组织[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2:(02): 223。韩汝玢等同时指出:“在古代武器和刃具制作中,到目前为止,尚不能认为古代工匠是有意识制作符合上述铅锡含量的制品。”

[14]华觉明. 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M]. 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280;何堂坤. 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9:138

[15]考工记被编入《周礼》,以补《周礼·冬官》,现在一般认为是东周时期齐国的官书。见郭沫若. 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C]. 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

[16]何堂坤. 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9:138-150

[17]铸造有色合金及其熔炼联合编写组. 铸造有色合金及其熔炼[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0:4-5;周卫荣. 黄铜冶炼工艺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J],见:国学研究. 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15-331

[18]World Heritage List Wudang [EB /OL]. http://whc.unesco.org/archive/advisory_body_evaluation/705.pdf,2012-2-15

[19]韩汝芬. 姜寨第一期文化出土黄铜制品的鉴定报告. 见: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20]锌易挥发,在原始条件下,黄铜冶炼技术本身是有一定难度的。孙淑云等曾做过多次模拟冶炼试验,认为用天然氧化铜矿(孔雀石)和天然氧化锌矿(含铅的凌锌矿)混合冶炼,或用天然铜锌共生矿冶炼均能得到黄铜,前者的锌含量与出土的原始黄铜含量相近。但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细致的冶炼过程,史前时代能炼出黄铜,其偶然性很大。见: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 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81(3):287-302

[21]赵匡华,张慧珍. 中国古代炼丹术中诸药金、药银的考释与模拟试验研究[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6(2):105-122。日华子是五代末至宋初的炼丹家和医药学家。《日华子点庚法》收入宋人汇集的《诸家神品丹法》卷六,见:道藏:第19册[M]. 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241-246

[22]周卫荣. 黄铜冶炼工艺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J],见:国学研究. 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15-331(www.chuimin.cn)

[23]周卫荣. 黄铜冶炼工艺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J],见:国学研究. 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15-331;周卫荣,樊祥熹,何琳. 中国古代使用单质锌黄铜的实验证据——兼与M. R. Cowell商榷[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13(1):60-64

[24]周卫荣. 我国古代黄铜铸钱考略[J]. 文物春秋,1991(2):18-24

[25][宋]洪迈. 容斋随笔三笔. 卷十一. 第四页. 见:四部丛刊续编[M]:第52册. 上海:上海书店,1984

[26][明]陈仁锡《潜确居类书》卷九十三,《格致镜原》卷三四,亦引见:四库禁毁书丛刊[M].子部. 13-315;子部.14-16

[27][唐]释圆照集《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五,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 No. 2120

[28][清]王茂荫撰. 王侍郎奏议. 卷三. 影印上图藏清光绪十三年刻本.第二十五页至二十七页。见:续修四库丛书:史部第500 册

[29]周卫荣. 黄铜冶炼工艺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J],见:国学研究. 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15-331。铜钱检测数据可参见赵匡华,周卫荣,郭保章等. 明代铜钱化学成分剖析[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 7(1):54-65

[30]据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对西塔、铜塔的分析:“使用DX-95能谱仪对文物进行的无标样定量分析表明:东塔基体成分是以铜、砷、铅为主的铅砷青铜,西塔的基体是以铜、锡、铅和少量的砷的锡铅青铜。”分析结果与本书相差很大。但该报告并未公布具体数据和取样部位。此处存疑,特录出待进一步研究。见:乔云飞. 五台山显通寺铜塔的保护设计[J].文物世界, 2005(05): 72-74

[31]霍海峻. 修复大型铜塔的探索[J].中国博物馆,1995(3):86-89

[32]何堂坤. 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609-610

[33]何堂坤. 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608-613

[34]何堂坤. 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608-613

[35]具体数据可参见赵匡华,周卫荣,郭保章等. 明代铜钱化学成分剖析[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7(1): 54-65

[36][明]申时行等修, [明]赵用贤等纂. 明会典. 影印明万历内府刻本.见:《续修全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789-792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99

[37][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影印明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61-767册[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8]“水锡”在不同文本中,可解释为锡(Sn)或锌(Zn)。此处“水锡”何解,冶金史界存在争议。何堂坤认为是锌,赵匡华、周卫荣等认为是锡。本书今从水锡为锡说。相关认识见何堂坤. 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607;赵匡华,周卫荣,郭保章等.明代铜钱化学成分剖析[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 7(1): 54-65;周卫荣.中国古代用锌历史新探[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1,10 (03):259-266等。

[39]据《工部厂库须知》,红铜每斤价银八分五厘,水锡每斤价银八分,二火黄铜每斤价银八分一厘。红铜与水锡配炼成的青铜显然贵于二火黄铜。见何士吉《工部厂库须知》卷十,卷七,卷六,见: 续修四库全书:第87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99

[40]原文:“对金殿的材质取样,样品总面积为200平方厘米。采用扫描电镜及X-衍射仪分析,其结果为:基本成分(%);Cu60;Pb32;Fe3;余量为As……等。表面成分:二氧化硅、氧化铜、硫化铜、氧化铅、碳酸铜、氢氧化铜、氧化铁及大量的油污、尘埃等等。从成分分析结果判断其为铜-铅合金,属于铅青铜,接近现行标准QPb30的成分。”见:高玲.古铜殿表面处理方式[J]. 云南化工,1998(3): 49

[41]张剑葳,周双林. 昆明太和宫金殿研究[J]. 文物,2009(9): 73-87

[42]何堂坤. 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542。该书此节何堂坤对“刚柔相济”的复合材料技术思想有较为详尽的论述。本书关于“刚柔相济”复合材料技术思想的论述皆受其启发。

[43]贾兰坡,盖培,尤玉柱. 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72(1):39-58

[44]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 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J].考古,1974(5):299-308

[45]河北省博物馆等. 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J]. 考古,1973 (5): 266-271;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J]. 文物,1977 (11):1-8.

[46]何堂坤. 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215-216

[47][宋]沈括. 梦溪笔谈[M]. 卷十九. 北京:中华书局,1957

[48]“故宫古建筑木构件树种配置模式研究”课题组. 故宫武英殿建筑群木构件树种及其配置研究[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4): 6-27。另可参见“故宫古建筑木构件树种配置模式研究”课题组. 故宫古建筑木构件树种数据库的设计与实现[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05):105-117。

[49]数据来源同前注。但需要指出的是,敬思殿的检测结果分布并不如武英殿那样特点明显——这与其作为后殿有关,木材不敷使用时,需要首先保证主殿。敬思殿整体使用的软木松占样本总数的58.1%,超过了其他较高强度的木材。即便如此,强度较高的落叶松和云杉还是优先在主要结构构件上使用。如柱、三架梁、五架梁等主要结构构件使用的落叶松占同类样本数的24.2%,使用的云杉占样本数的36.4%,这两者总数达60.6%;而使用的软木松占样本数的33.3%。随梁、天花梁等次要承重构件使用的软木松占到了样本数的50%。斗栱中使用软木松的则占到样本数的75%。

[50]经过XRF分析,广州光孝寺东塔塔身的当代补铸件也被识别出来。但该塔补铸的部分均刻有当代的铭文,如果仔细观察,是可以直接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