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中国古代金属建筑设计与立意-铜殿、铁塔、铜塔-小结与总结

中国古代金属建筑设计与立意-铜殿、铁塔、铜塔-小结与总结

【摘要】:相比金殿在总体设计上对象征意义塑造和落实的精彩表现,铁塔在总体设计方面的表现则相对平实。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方面,五台山显通寺的一组铜塔像铜殿那样,通过总平面布置的手法获得了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其他铜塔或依附于其他建筑、或置于室内作为陈设,而未在总体设计中与外部空间发生更多联系。但即便如此,由于铜塔使用了贵重的材料,后一种情况并未使铜塔本身的宗教功能和象征意义受到折损。

铜殿的思想根源在于神仙金殿,本章首先分析了人们是如何在总平面设计中,用建筑手法去营造象征性,以表达、实现铜殿的这一理论根源的。明成祖朱棣对武当山金殿在武当山建筑群中统摄地位的塑造是极其成功的——不仅在于达到的建筑成就,更在于落实了经典的艺术形象,使铜殿成为武当真武信仰传播的重要形象标志,影响深远。

铜殿之所以能起到这样一种象征符号的功能,一方面在于“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这一奢侈建筑行为的话题与朱棣精心编制政治神话互相交织,使得铜殿这一建筑形式被广为传诵、受到追捧。而究其深层原因,则又在于屹于天柱、紫金拱卫的镏金铜殿,其总体布局设计是对天界仙宫金阙的成功描摹和演绎,是长久以来存于人们意识中的神圣建筑概念之完美投射。

相比金殿在总体设计上对象征意义塑造和落实的精彩表现,铁塔在总体设计方面的表现则相对平实。铁塔在总体布局中,只是用更坚固、造价更高的铸铁替代了木、砖、石等其他材料,虽然塔因铸铁而更获人们重视,但并未普遍得到布局上的特别对待;但同时,铁塔在寺中布局的变化和发展,也就更多反映出建筑史中寺、塔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和一般规律。

铜塔与铜殿和铁塔都不同。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方面,五台山显通寺的一组铜塔像铜殿那样,通过总平面布置的手法获得了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其他铜塔或依附于其他建筑、或置于室内作为陈设,而未在总体设计中与外部空间发生更多联系。但即便如此,由于铜塔使用了贵重的材料,后一种情况并未使铜塔本身的宗教功能和象征意义受到折损。

【注释】

[1]无上秘要. 卷二十二三届宫府品.见: 道藏:第25册[M].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58

[2][宋]张君房. 云笈七签. 卷一○三翊圣保徳真君传. 见:道藏:第22册[M]. 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697

[3]对“三大阶段”规划理念的提炼参考自湖北省建设厅编著. 世界文化遗产——湖北武当山建筑群[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35-51。原文分为“人间”“仙山”“天国”三个部分。

[4][明]任自垣.[宣德六年]敕建大岳太和山志. 卷八. 见:中国武当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M].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276。1958年兴建丹江口水库,净乐宫原址淹没于水库。其中大石牌坊和御碑等石质文物搬迁至丹江口市金岗山。

[5]见[汉]司马迁. 史记[M]. 卷十二. 北京:中华书局,1959:484

[6][明]任自垣.[宣德六年]敕建大岳太和山志. 卷八楼观部. 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页272

[7][明]凌云翼. 大岳太和山志,见:杨立志点校. 明代武当山志二种[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382-520

[8][清]李升阶纂修.[ 乾隆]赵城县志.卷九坛庙. 见: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七)[M]. 北京:中国书店,1992:171(www.chuimin.cn)

[9]对比宝华山隆昌寺之无梁殿形式,及太原双塔寺无梁殿、蒲州万固寺无梁殿等,可知无梁殿这一建筑形式为妙峰禅师习用之元素。关于无梁殿,亦可参见龚恺. 明代无梁殿[D]. 南京:南京工学院建筑系,1987:33

[10]傅熹年主编.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593

[11]徐宗幹纂修,汪承镛等续修.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一). 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76[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1990:277

[12][清]廖有恒,杨通睿. [康熙]济宁州志. 卷九. 康熙十二年(1673):第三十一页

[13]康熙《聊城县志》:“景致:铁塔烟霏,在郡城东北兴隆寺。”卷一第十一页。“隆兴寺在东关经德善比丘怀茂重修。”卷一第十八页。见:[清]何一杰. 聊城县志. 清康熙二年(1663)

[14][清]何一杰. 聊城县志. 卷四.清康熙二年(1663):第二十七页

[15]湖北省玉泉铁塔考古队. 湖北当阳玉泉铁塔塔基及地宫清理发掘简报[J]. 文物,1996(10):43-57

[16][唐]地婆诃罗译《佛说造塔功德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冊No. 699

[17][姚秦]鸠摩罗什译《法华经》卷四法师品,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冊 No. 262

[18]从佛教文献记录来辨识,经幢也就是塔,塔、幢的概念是互通的。理由主要包括:第一,佛塔分生身舍利塔与法舍利塔两种,后者指在其中放置佛经的塔。幢以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为主,该经就是法身舍利,故幢亦属法舍利塔。第二,有些幢与舍利塔一样,其中也埋有舍利。第三,许多幢的题记、造幢记中,即自称为塔,如阆中唐代铁经幢等。刘淑芬对此问题有详细的论述,除了上述三点外,她还认为,幢与塔的组成形式相似;民间约定俗成常把经幢称为“塔”,这都是塔、幢互通的证据。笔者赞同她的观点,论证亦引自其文。见刘淑芬. 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01-113。

[19]此前建筑史学者在讨论分析塔的时候,常常默认剔除了那些微型的、器物大小的塔,而按照建筑的平面形式、建造材料、登塔方式(内部空间)、外观形式等分类方法来分析塔。但这样分析,实际上容易忽略塔的本源功能,而只注重了塔作为建筑物的形制和技术特征,有时还可能陷入概念的混乱。例如,梁思成曾对塔、幢的问题比较困惑,陷入概念分析中,却未能辨清。梁思成根据形式、规模,认为玉泉寺铁塔“虽名为塔,实则铁铸之幢耳”,认为杭州闸口白塔“实是一件仿木构塔形式的经幢,与其称之为一座建筑物,不如称之为一件雕刻品,或是一件模型。”但他同时又认为经幢是塔:“宋代建造经幢之风甚盛,盖以镌刻佛经为主之小型塔也”。刘敦桢对阆中唐代铁幢的题记称其为塔,也感到迷惑“岂唐时塔幢不分耶?颇费索解”。他们的困惑都在于想从建筑形式和规模大小上对塔、幢加以区分,而没有认识到佛教中经幢的性质就是法身塔。这充分说明:对塔进行分类,应当从塔的宗教意义和功能入手,仅从建筑的视角进行分类,可能会陷入概念的迷惑。相关引文见梁思成《浙江杭县闸口白塔及灵隐寺双石塔》,见:梁思成文集(二)[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136-138;梁思成文集(三):162;刘敦桢《川康古建调查日记》,见:刘敦桢文集(三)[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286

[20]除了本书讨论的这些具有人体尺度的铜塔外,也适用于那些微型塔,如吴越王钱俶的“金铜精钢八万四千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