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金属建筑的研究成果

相比明万历年间，清康熙以来新增的铜殿与铜塔均数量渐少，这与清代初年的铜荒及政府的禁铜政策有关。据李强《论雍正时期的铜禁政策》：清初美洲白银继续大量流入中国，日本政府又限制了对清朝铸钱原料铜斤的出口，因此出现了银贱钱贵的现象。早在顺治初年，由于缺铜，顺治帝曾有意禁用铜器，后因遭大臣反对而未能实行。康熙十八年(1679) ，康熙帝曾实行铜禁政策，禁止打造重量在5 斤以上的铜器：“凡民间必用之铜器，五斤以下者仍许造卖外，其非必用之铜器不许制造，应再行严禁，照例治罪。”^[41]至雍正朝，银贱铜贵的铜荒现象更为严重，雍正皇帝认为原因是民间销毁制钱（即本朝铸造的铜钱，成分为锌黄铜）打造铜器。在这种认识之下，雍正帝实行了更为严厉的铜禁政策，雍正四年（1726）颁布禁令，规定“嗣后铸造器皿，除红铜、白铜不禁，其黄铜除乐器、军器、天平、砝码、戥子不禁外，其余一应器皿，无论大小、轻重，皆不许仍用黄铜制造。倘有犯者，造卖之人，造违例造禁物律治罪；买用之人造不应例议处；失察之官造例议处”^[42]。同时，雍正帝剥夺了平民百姓和一般士绅的黄铜器皿使用权：规定“嗣后京城内外除三品以上官员准用铜器，其余俱不得使用黄铜器皿”^[43]。希望能消除销毁制钱的现象，解决银贱钱贵的问题。

法令虽规定仅禁黄铜，不禁红铜和白铜，但可以推想，在当时铜荒的年景，政府显然不会用本已有限的铜料去铸造耗铜颇多的铜殿。而民间在当时铜贵的经济条件下，又面临严厉的铜禁政策，也很难会有人组织募造铜殿。至于康熙十年昆明铜殿得建的原因，可能和云南铜资源丰富有关。

也正是因为云南铜矿丰富，乾隆元年（1736）之后，云南铜矿开始兴盛，滇铜大量运京，清官府鼓铸制钱不再无米下锅，乾隆帝遂“罢黄铜器皿之禁”^[44]。铜荒既除，乾隆皇帝便得以建造了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两座铜殿——宝云阁与宗镜阁。

这两座铜殿体现了明显的清官式建筑特征。两座建筑形式极其相近，显示出极强的关联性。宝云阁、宗镜阁的铸件表面光洁，做工精细、雕饰繁复，对传统木构建筑模仿程度高、细节刻画细致入微，体现出清代高超的铸造和建造技术。

清代出现的铁塔，虽然工艺纯熟，但与宋代、明代的铁塔相比，在规模、技术探索和艺术成就上都表现出发展的式微。

故宫灵沼轩则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它建于帝国最后的年岁，藏于深宫却来自西洋。关于灵沼轩反映出的中国古代金属建筑在近代的转型际遇，这一话题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转型这一宽广而复杂的研究领域，非寥寥几笔能说清。本书只是引发了初步探讨和思考。从工业革命开始，科技、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筑作为工业技术、社会思潮、人文艺术共同的结晶，也深刻体现着18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英国、法国及美洲铁框架建筑的产生、发展、输出，其实不仅是“金属建筑”这一特定对象的发展过程，其本身也正是欧、美建筑工业近代化的过程，以及科技进步、社会变革的直接反映。对此稍加勾勒、对比，可知中国古代金属建筑在近代的境遇，并不只是“金属建筑”这一特定建筑类型独有的话题，而更是中国传统建筑、乃至中国传统社会近代转型与变革的厚重话题了。

【注释】

[1]本小节中部分年代引自颐和园管理处. 颐和园排云殿-佛香阁-长廊大修实录[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北京：《建筑创作》杂志社，2006：32-33

[2]蒙天津大学王其亨先生及吴葱先生、丁垚先生、曹鹏先生惠允，笔者于2006年7月参与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颐和园万寿山-排云殿景区测绘项目组的现场测绘工作，得以对宝云阁进行近距离观察和测量。谨致谢忱！

[3]John Thomson, F.R.G.S.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vol.IV,1874.48。作者错把此称为圆明园，且以为宝云阁为青铜造(the Bronze Temple)。

[4]转引自王玉祥. 两座铜殿的坎坷厄运[J]. 海内与海外，2004(08): 58。条件所限，笔者尚未能与《内务府奏销档》原件核实。

[5]［日］村松梢风. 热河风景[M]. 东京：春秋社，1936：76

[6]此两段史料系引自王玉祥. 两座铜殿的坎坷厄运[J]. 海内与海外，2004(08)：59-60

[7]和珅，梁国治. ［乾隆四十六年］钦定热河志[M]. 卷七十八.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795-796

[8]［日］關野貞，竹島卓一. 热河解说[M]. 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37：92

[9]笔者译自［日］關野貞，竹島卓一.热河解说[M]. 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37：94

[10]Sven Hedin, translated from the Swedish by E. G. Nash. Jehol: City of Emperors. Kathmandu: Pilgrims Publishing, 2000. Plate XXXV, first published in New York: E. P. Dutton &Company Inc. 日本翻译出版了此书，并且其中的照片质量更佳。

[11]《三海见闻志》卷三“北海”，转引自陈宗蕃. 燕都丛考[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132

[12]王福谆. 古代大铁炉[J]. 铸造设备研究，2007(4): 50-56

[13]《明宫史》载：“麟趾门之东，曰延祺宫、曰怡神殿。”见：［明］ 刘若愚. 明宫史[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16。《国朝宫史》载：“街东与景曜门相对者曰，再东为昭华门。中间南向者曰延禧门，门内为延禧宫。”见：［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 国朝宫史[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219

[14]见张乃炜、王蔼人. 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717

[15]见张乃炜、王蔼人. 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716

[16]朱启钤. 营造论：暨朱启钤纪念文选[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245

[17]朱启钤. 营造论：暨朱启钤纪念文选[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245-246

[18]据《清稗史》。转引自故宫博物院古建部设计室. 延禧宫内灵沼轩（水晶宫）维修保护工程设计做法说明（内部资料）.2004年3月。尚未查证《清稗史》原文。

[19]见张乃炜、王蔼人. 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716(www.chuimin.cn)

[20]转引自故宫博物院古建部设计室.延禧宫内灵沼轩（水晶宫）维修保护工程设计做法说明（内部资料）.2004年3月。未查证《清稗史》原文。

[21]朱启钤. 营造论：暨朱启钤纪念文选[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22]故宫博物院古建部设计室. 延禧宫内灵沼轩（水晶宫）维修保护工程设计做法说明（内部资料）.2004年3月

[23]张复合. 北京近代建筑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4-26

[24]A.W. Skempton. “The History of Structural Iron, Steel and Concrete”.Three lectures given at Cambridge, May 1964。李约瑟在讨论铁框架建筑的问题时多次引用了Skempton的论著，见Joseaph Needham. Science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Ⅳ: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103-104

[25]［意］L.本奈沃洛著. 邹德侬、巴竹师、高军译. 西方现代建筑史[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1

[26]Eric Arthur, Thomas Ritchie. Iron:cast and wrought iron in Canada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Toronto; Buffalo;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 151-152。这本论著虽然主要论述的是加拿大的铸铁和锻铁，但对英国铁框架建筑的产生、发展和输出的历史综述比较详实。

[27]Joseaph Needham. Science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Ⅳ: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103-104。李约瑟在注释中提到了威廉·斯特拉特在查理斯·贝治之前已经建造了一些类似的建筑，但梁还是木料的。此处存疑，李约瑟的论述可能不确。Eric Arthur的论述明确指出，Calico棉纺厂已经使用了倒T型截面的铸铁梁。

[28]Eric Arthur, Thomas Ritchie. Iron:cast and wrought iron in Canada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Toronto; Buffalo;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152-154

[29]［意］L.本奈沃洛著. 邹德侬、巴竹师、高军译. 西方现代建筑史[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9-20

[30]Eric Arthur, Thomas Ritchie. Iron:cast and wrought iron in Canada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Toronto; Buffalo;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157-159

[31]Eric Arthur, Thomas Ritchie. Iron:cast and wrought iron in Canada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Toronto; Buffalo;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160

[32]［清］薛福成.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1. 149

[33]可参见张锳绪在第一部近代建筑学著作《建筑新法》中列举的屋架形式。见：张锳绪. 建筑新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10

[34]李治镇. 晚清武汉洋务建筑活动.[C] 见：汪坦，张复合. 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137

[35]曾娟. 近代转型期岭南传统建筑中的新型建筑材料运用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2009：161

[36]文献记载，五代南汉时，广州曾有乾和殿，使用了铸铁柱。殿毁后，宋代还继续使用了这些铁柱。见《羊城古钞》卷八：“铁柱凡十二，周七尺五寸，高一丈二尺，五代南汉铸建乾和殿。宋柯述取其四，植于帅府正厅，今藩司署铁柱是也。一没于城东濠，一没于直司泥淖中，余莫知所在。”“注：柯述，字仲常，南安人。累官朝散大夫。元符二年(1099)任广南东路经赂安抚使。” ［清］仇巨川纂，陈宪猷校注. 羊城古钞[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686

[37]Joseaph Needham. Science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Ⅳ: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103-104

[38]“李约瑟难题”的各种表述版本甚多，其中规范性的表述包括相关的两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见：李约瑟. 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J].自然杂志，1990（12），转引自董英哲，康凯，石建孝等. 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J].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 22（3）：261-277。

[39]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甚多，近年的可参见：董英哲，康凯，石建孝等. 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J].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 22（3）：261-277；钱兆华. 再论“李约瑟难题”——兼评《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6 (4): 44-48; 江晓原. 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纪念李约瑟诞辰100周年[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1, 23(1): 55-64等。

[40]［美］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L.S.）著，吴象婴等译. 全球通史. 第十一章.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1]《清圣祖录》卷八五，转引自李强.论雍正时期的铜禁政策[J]. 学术界，2004（1）： 118

[4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转引自李强. 论雍正时期的铜禁政策[J]. 学术界，2004（1）：119

[43]《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五，《钱币考三》，转引自李强. 论雍正时期的铜禁政策[J]. 学术界，2004（1）：119

[44]《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考三》，转引自李强. 论雍正时期的铜禁政策[J]. 学术界，2004（1）：119